主编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出版《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2019）、《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Communication In China（2008）、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998等多部中英文（编）著作。她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获得达拉斯·斯迈思奖（Dallas Smythe Award）和埃德温·贝克奖（The C. Edwin Baker Award），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第二位拥有此两项终身学术成就奖的学者和首位女性学者。2019年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是加拿大皇家学会自1882年成立以来首位从该国大学的传播院系入选的皇家院士。主编 吕新雨，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乡村与国家》《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许多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其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讨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著作。主编“纪录影像：海外与中国”丛书，2013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联合主编“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2014年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此外，目前还担任：《新闻大学》栏目主编，《电影艺术》编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丛书国际编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期刊国际编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期刊国际评委等学术职务。
序言：传播、危机与转机（节选）限于篇幅，我们在序言中不对各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进行概述。但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上编的主要内容，那就是：“不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与上文所引麦克?布洛维的观点相呼应，哈特（Hanno Hardt）也曾说：“当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它能够自我批评，它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活力，思想上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刻重构马克思主义。”因而今天，当本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探讨全球传播实践的理论视野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清理对这一理论视野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并未过时，更需要真实地建立起它与当代全球语境之间的具体关系，而这里面应该既包括我们对它的再理解、再阐释，也应该包括我们对它的更新与反思。首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理解与再阐释的问题上，本书的作者们都并未简单地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背景与实践指向。比如，默多克、童兵、黄卫星和李彬等作者对于经典文本或者观点的再阐释实际上是共享一个前文已多次强调的大时代背景的，即2008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与此关联的中国与信息传播业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们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了这种变化，共同构成了批判传播研究的新视野。这些文章并不简单是中西方地理意义上的拼接，而是从不同角度共同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国际性与跨文化性。不过，在新闻传播领域强调与重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并不仅仅因为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激活了它的解释力，也因为它能够开拓并予以一些重要议题足够的关注并且提供更为深刻独到的解释。例如，丹?席勒延续并推进的他本人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赵月枝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提出的中国传播研究新思路、罗慧从自主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于西方另类媒体的考察、马凌对风险社会语境下新闻自由与政府责任问题的探索、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从生态主义视野关注“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议题，以及阿根廷学者安德鲁斯?迪米特里厄Andrés M. Dimitriu所讨论的拉丁美洲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等等，或是在以往主流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所忽略，或是过去更多地存在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数之中（生态环境与信息社会的相关议题最为典型）。然而，以上这些作者的分析却有力地展示了：无论经历了如何的修正与质疑，也无论吸收了其他什么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能够保持其政治关怀以及考虑人的实践观念；只有它才能够赋予这些议题最富有创造性和最高屋建瓴的分析与解释。不可否认，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与实践同西方批判传播学之间，尤其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有复杂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关系。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早在1970年代就以一位西方社会主义同情者的身份两度访问中国，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作发展他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资源。斯迈思的学术实践“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即使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随着施拉姆1980年代初的高调访华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登堂入室，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包括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并没有被冷战意识形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无形帷幕完全隔离在中国之外。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和重视都在逐步增加。但是，它似乎依然处于国内学术研究的“非主流”位置。这固然与其让人心情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有一定的关系，更与部分学者对其始终执有“宏大抽象、鲜做微观（个案）研究”的刻板印象有关。同时，也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自“西方”，部分学者对它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研究表示怀疑，而既有的学术霸权和对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迷思又使一些年轻学者确确实实感受到选择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所面临的学术政治挑战。当然，“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和学界一味注重“西方”最新进展的学术思维定势，则可能又导致新闻传播学圈内外学者对这个领域中有关中国的传播研究不知情或视而不见的现象。所以，直到2015年，一篇题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新进展”的文章依然认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以少数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面对以上观察和“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为我所用，为今日中国媒体改革所用”的严峻挑战，我们既没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也没有“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迈。不过，我们希望，本书下编所收录的以中国学者为主的文章，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中国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证明，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和一套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宏大抽象”。这两部分不但汇集了各式各样具体的、让人见微知著的个案研究，而且它们并非简单移植国外学者既有的研究逻辑，而是以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视野与分析路径，其具体的逻辑演绎则是紧紧附着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也就是说，论证本身是充分情境化的。这正体现了最先把资本主义危机和传播问题联系起来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对批判学术实践的理解：“很多具体的变量在具体的个案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影响着结果……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远非清晰、事实上极其交错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构建起来的。”相形之下，反倒是今天，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脱胎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主流研究路径尚缺乏足够的历史反思，这一路径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抽象成一套科学化、价值中立化的公式或者标准用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当然，实际上，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隐含的理论前提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如霍尔所论，实证方法所假定（assume）的价值观，即美国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意识形态，是不被讨论的一种‘共识’”。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甚至更为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还常常被批评为“只解构不建构”，即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从达拉斯?思迈斯，赫伯特?席勒，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诺顿思登（Kaarle Nordenstreng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等西方批判学者，到参加过2011年5月“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会议的华人批判传播学者冯建三以及马来西亚批判传播学者齐哈诺莫?奈吴（Zaharom Nain），东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们不但一直为改变不公正的传播秩序提供反思和革新意见，而且积极介入国际和本土传播政策制定和媒体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当然，从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批判性的研究与其他对策研究（或者行政研究）的“建构观”是不一样的，前者拒绝停留于直接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认为真正的改变是结构性的，因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越过某种状况的行为视野，去显示特殊的微观的语境是如何被它们所遭遇的经济原动力和更为宽泛的结构所形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非但不是不致力于建构，反而是旨在进行更为彻底的建构。具体而言，传播的公共性以及在全球不平等秩序中主体性的实现问题等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并且它们彼此联系。首先，在本书中，作者们摒弃了直接套用西方式的公共性模型与逻辑，这是因为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想像与实践既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也不足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其他区域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在历史的展开中对各种复杂变化作出足够的解释，所以对于传播公共性的理解，我们需要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充分情境化。换句话说，我们要超越简单的“市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民主与专制”、“公共性与阶级性”、“新闻与娱乐”等等二元对立逻辑，把公共性问题放置于历史的脉络中进行研究。基于同样的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考量，我们在收录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并不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外国进行二元对立或者单纯强调中国实践的特殊性。今天的全球现实是，传播领域商业主义极致化，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不断加剧，并且不但集中于少数寡头的手里，而且还呈现出跨国化集中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全球公共传播的力量，为全球各个层面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也包含在这样的全球图景之中，并不例外。因此，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之上的“公共性”概念即便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遭到了来自现实的种种挑战，这既应该成为我们对其反思的契机，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时的现实背景。张志华、姬德强和胡正荣以及洪宇等人的文章正是对此正面回应的议题。总之，对公共性的讨论既有较为宏观的结构分析，也有更为聚焦的个案研究，既有以上学者对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的分析，也有龚伟亮对传播学术本身的公共性问题的考量，它们相得益彰，互相呼应，不仅呈现了传播公共性的丰富内涵，也为媒体商业化时代的学术本身如何维护和建立其公共性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其次，承接前面文章所彰显的全球视野，本书下编的最后部分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实践样本和“怎么办”问题的讨论，它们也构成了对“只解构不建构”批评最直接有力的回应。在这里，学者们所关注的媒体形式、传播实践活动区域和自己参与的实践场域非常丰富和多元。美国印裔学者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就把虽是中国有力的竞争对手和有意义比较对象，却较少为国内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印度社会中的“媒介、现代性和不平等”问题置于读者的视野中。虽然印度后殖民现代性语境下的媒介和不平等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可否认的是，如同本书不同文章中有深入讨论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潮下的商业和资本逻辑在推销印度国家品牌、赋予这个国家“企业”的特质和带来宝莱坞的繁荣以及无休止的24小时电视新闻广播的同时，并没有使这个与中国一样快速“崛起”的亚洲国家的巨大平民阶层摆脱贫困，甚至饥饿。因此，如同中国一样，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型和商业媒体繁荣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必然是不平衡的和充满矛盾的。它既催生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信息业中那些饱含欲望的中产阶级以及印度的“跨国软件专家”阶层，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隔离和日常生活中尊严的缺失。总之，这篇文章中有关信息业、媒体与印度城乡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讨论不但为中国学者了解印度的传播政治经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其后的一系列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文章提供了难得的比较分析参照。在接下来的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5篇文章中，王维佳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讨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媒体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吴靖聚焦中国“后社会主义”语境中媒体真人秀节目对性别地位问题的表述，而孙皖宁、邱林川与王洪喆，以及卜卫的文章则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或长期的行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宪法上依然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作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传播政治问题。一方面，这些文章将发展主义传播学研究中忽视或者遮蔽的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呈现了出来，例如农民与知识分子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代表性关系的变迁、工人的主体性、尊严与传播赋权、传播学中行动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等。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卜卫在她特意为本书所撰写的长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些对象与角度并非是对发展主义主流传播学研究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其必要的修正和对传播研究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我们将不同区域和聚焦不同主体的研究集合在一起并非简单的罗列或者拼凑，而是试图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野，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城乡、阶级、性别、区域等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空间关系中呈现出来，在资本、人口、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流动中加以审视。因此，不管是被“增长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话语所遮蔽的印度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媒体表达，还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巨大流动农民工群体的传播和赋权问题，亦或是本编末尾文章中美国学者多罗希?姬德（Dorothy Kidd）所关注的被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过度剥削的采矿业中的劳工传播问题，事实上都是同一套逻辑的全球作用的表征。然而，这些事关全球多数人口群体的赋权和传播正义问题通常既不被主流媒体所关注，也不为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关注，自然其中艰难的抗争及其可能性就更不被探讨。本书将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批判传播学者们策略思考和现实斗争收录其中，既明确表达了批判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充分表明了批判研究的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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