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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这册《国学讲演录》的特色略有如下方面:
其一,初级入门的针对性。由于当年听课对象都是未窥文献学之门的大学生,课时也有限制,而国学知识的涵盖面却不容有大缺漏。讲稿必须拿捏得当,体现出独有的针对性。
其二,教学互动的现场感。流金师对讲课有其境界追求: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习惯将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开讲却并不完全受讲义拘束。
其三,一家之言的启悟性。同样讲国学概论,每个名家取舍未必尽同,评骘也有出入。这册讲义也是流金师的一家言,其中不乏独到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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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程应镠先生以古稀之年亲上讲台讲授国学概论基础课,这本《国学讲演录》便是当年他为本科生上课的讲义。讲义包括《经学举例》《史学通说》《诸子概论》《文学略说》四部分,讲的都是国学中的精华,既有初级入门的针对性,又有教学互动的现场感,成一家之言,是一本简明易懂的传统文化入门读物。本书还收录了程应镠先生所著《玄学略论》《玄学与诗》《中国文化三题》《历史的真实与通变》等主要历史著作和论文。书中各篇集中讨论了儒学传统、社会演变、家族形态等诸方面相结合,以个案为基础,深入地进行了探索。程先生前半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以陈寅恪为圭臬;后期转治宋史,蔚然一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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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程应镠(19161994),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研究。1935年考入燕大历史系,抗战爆发后借读武汉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1940年毕业后奔赴抗战前线。1949年以后,曾在高桥中学与光华大学等学校任教,后调到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成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主要著作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流金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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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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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引言
007经学举例
044史学通说
106诸子概论
144文学略说
附录
178中国文化三题
194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
212历史的真实与通变
232谈历史人物的研究
248玄学略论
261玄学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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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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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镠先生与他的《国学讲演录》
虞云国
程应镠(笔名流金)先生的《国学讲演录》曾编入《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这是程门弟子为他从教五十周年编的论文集,但出版已在他去世次年。其后又辑入《程应镠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次,承蒙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系列,以便面向更多的读者。借此机会,对该书相关问题略作评介。
一
1983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流金师出任所长;古籍研究所成立之日,也是其下属古典文献专业首届开学典礼之时。那年年初,为推进新时期古籍整理人材的培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决定,除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设的古典文献专业外,在三所高校增设同一本科专业。经流金师多方努力与再三争取,上海师大与原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同时获准。他对文献专业建设极为重视,不但亲自遴选在读的历史、中文两系优秀学生转为文献专业首届本科生,而且亲力亲为地确定了课程设计与师资配备。
1985年,文献专业通过高考直招新生,与此前从文史两系转入的在读生有所不同,入学之初,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即便不是略无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针对这一现状,在文献专业迎新会上,流金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
为了国家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我们要整理古籍,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专业。你们将要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历史、科学。要学好这个专业是不容易的。先难而后获,要经历一些崎岖、艰难,才能有所收获。要立志,要下决心为建设我们的新文化作出贡献。要在这方面成为专家,大学四年,只不过打基础。(《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508页)
为了尽快让这批新生进入角色,学好专业,流金师以古稀之年亲上讲台讲授国学概论基础课。《国学讲演录》便是当年他为本科生上课的讲义。
此前,他曾讲过经学与史学,但讲国学概论中《经学举例》与《史学通说》时仍颇有增删调整,加入了新内容;而《诸子概论》与《文学略说》则完全是新写的。据其《复出日记》,1985年9月22日,写《国学概论》绪言,得三千五百字。这是他开笔写讲义之日,其后这类日记颇多:10月13日,他为备课,重读《先秦名学史》;12月1日,写讲稿,写毕韩非子;12月22日,写《国学概论》讲稿,完成子学最后一章。1986年4月4日,写中国文学略论二千余字;当月,他数次记及续写文学讲稿,最后一条为25日。故可推断,他写《国学概论》讲义终于此日。
这门课程讲授始于1985年新生入学不久,与讲义起稿几乎同步。《复出日记》也有记载:这年10月7日,上课,孔子还未讲完;10月14日,讲孔子毕,开始讲孟荀;10月21日,上课,仅讲毕孟子,荀子开了个头。当年,流金师学术活动频繁,但即便外地赴会,必定及时补上,1986年4月25日记有晚为学生补上两小时课。同月,他决定辞任所长,在辞职报告里特别声明:本学期所授《国学概论》一课,当继续讲毕。足见他对这门课程有多重视。这年9月,在改任名誉所长前,他与文献专业学生再次座谈学习及课程设计,在交接讲话时强调:古文献专业,我们已办过一届,事实证明,他们毕业后是有工作能力的,这同我们的课程设置有关。不言而喻,流金师说的课程设置,当然包括他亲自设席的国学概论。遗憾的是,由他精心设计的这门课程,仅上过一轮;但所幸的是,他为这门课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授课讲义。
二
这册《国学讲演录》的特色略有如下方面。
其一,初级入门的针对性。由于当年听课对象都是未窥文献学之门的大学生,课时也有限制,而国学知识的涵盖面却不容有大缺漏。讲稿必须拿捏得当,体现出独有的针对性。例如,他在《史学通说》里先概述了史籍分类与史书体例,其后仅着重评述了纪传体与编年体,而不再介绍其他类别与体裁。之所以如此酌定,显然考虑到,这两类史书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基础史料,是文献专业本科生必须掌握的,其他内容随着他们学习的循序渐进,不难自学解决。而史与论一节则较充分地论列了史与论的关系,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史论、史识与史德等,也无非认为这些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学生是必不可少的。再如,《文学略说》开头交代,这部分小说、戏曲就不讲了,但随即点明王国维、鲁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超越前人,既表明并非把小说、戏曲划出国学,也意在开示学生自去参看《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补上这一环节。
其二,教学互动的现场感。流金师对讲课有其境界追求: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习惯将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开讲却并不完全受讲义拘束。他在《国学讲演录》中,往往将自己的经历、体悟与感情倾注其中,讲稿背后有其人在。例如,讲《离骚》时自述曾集《离骚》句为挽联凭吊闻一多,讲词的平仄与押韵时,引自己历尽风霜重到杭州作《临江仙》以寄感慨,都令读者能想见其为人。国学内容尽管专深,但从讲义仍能一窥他授课时语言的生动性与叙述的细节化。例如,他讲汉高祖不好儒,却召儒士叔孙通定朝仪,牵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载说:刘邦不欢喜他,至于他是否也被刘邦脱掉帽子,在里边撒过尿,就不知道了;叔孙通大概也是很识相的,弟子有一百多,他一个也不向刘邦推荐,推荐的尽是群盗壮士,形象生动地凸显了汉初儒学的落寞命运。
其三,一家之言的启悟性。同样讲国学概论,每个名家取舍未必尽同,评骘也有出入。这册讲义也是流金师的一家言,其中不乏独到之见。例如,他评黄庭坚诗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时,引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对照,提出唐诗是音乐、宋诗是图画的审美观。再如,在论及私撰正史时,他直言道:《新五代史》实为最无价值的一种。从史料学言,是如此;从史学言,也是如此。作为宋史专家,他当然明白欧阳修义例史学在宋学形成中的地位,但彼是思想史上的价值,此是史学史上的评判,两者不容混淆。对这些一家之言,读者尽可以赞同或商榷,论其初衷也旨在给人启发与令人思索。
三
作为学术文化概念的国学出现在清季民初,其大背景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整个国家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也挟西潮澎湃之势沛然而至。而国学的提出,毋宁说是学术界为固守中国本位文化,对西学刺戟的应激反应,毋庸讳言,其中也掺杂着民族主义的偏颇。国学概念从最初提出到广为接受,尽管与当时中国政治现状息息相关,却是学界与学人自觉自发的学术行为,未见有国家权力刻意运作其间。自20世纪初叶国学一词流行以来,曾如有学者所说: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学(或其后来的变体中国文化史)自身怎样走向世界,都是当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自序》)。实际上,从1919年到1949年间,学界与学人已大致认同将国学趋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吕思勉与钱穆等大师那些以国学命名的名著都传达出这一旨趣。
但细加推究,各家指涉的范围却颇有异同。1922年,章太炎演讲《国学概论》(由曹聚仁记录),除概论与结论外,仅包括经学、哲学(也即子学)、文学三部分。1935年至1936年,他在章氏国学讲演会的《国学讲演录》新增了小学与史学,或应视为他对国学范畴的晚年定论。据此,章氏的国学内涵大体对应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国学即指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包括小学,即语言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的专门之学。1942年,吕思勉为高中生讲《国学概论》(有黄永年记录稿),内容仅限中国学术思想史;据黄永年说,其师当时为学生同时开设中国文化史,并不认同国学变体为中国文化史的取向,在吕思勉看来,中国文化史还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应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1928年,钱穆完成其《国学概论》的全部讲稿,如其弁言所说,范围限于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并与本书旨趣不合,窃所不取,与章氏明确立异。约略言之,20世纪上半叶,在什么是国学上,大体就是章太炎式的四部之学、吕思勉钱穆式的学术思想史、变体的中国文化史这三种路向。尽管取径各有异同,却都是在学术共同体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文传统出现了严重断裂,国学之说自然不可能出现。直到改革开放后,国人反思曾经的文化破坏与价值失范,这才认识到,蔑弃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华的东西,是要遭报复的;深感有必要重拾那些曾被革命摧毁的东西,找回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价值支柱。于是,在上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出现了新一波国学热,大背景尽管仍与当时社会呼吸相关,却依然是学界与民间自发自觉的推动,但民族主义的偏见已颇有消退。不过,随着建制性的介入,这波国学热开始走音跑调,随之引发了诘疑、责难乃至抨击的声音,近年甚至有直斥国学为国渣者。这些现象的出现,剔除其中的情绪化因素,归根结蒂,还是在究诘20世纪上半叶就在思考与激辩的老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困惑,应该说当下依然存在。实际上,只要有理性的思考,这一困惑是不难破解的。诚如1931年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里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既然作为学术概念的国学,其成立、存在与延续,仅仅只是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应激性反应,那么,当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具有真正的自信,对外来优秀文化秉持真正的包容,这种应激性归于平复之时,国学作为一时代的名词也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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