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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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書城自編碼： 350723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
作者：［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
國際書號(ISBN)： 9787111656890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0-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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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自由市场真相：市场并非*，自由放任酿成悲剧
★贸易战真相：逆差源起自身，贸易保护适得其反
★民主选举真相：金钱操纵选举，政客优先服务资本
★权利平等真相：公平有如神话，种族歧视有增无减
★言论自由真相：资本裹挟舆论，民粹言论割裂社会
★美国梦真相：中产正在消亡，阶级固化成为常态

內容簡介：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穷困，很多美国人相信并拥抱了贸易保护主义，而可悲的真相是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且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小政府，大社会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这些概念充斥了美国学生的教科书，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關於作者：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他因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內容試閱：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翼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
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欣欣向荣，社会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上层。美国成功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付诸现实。然而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美国在40年前挥别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那看似田园诗般的生活，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40年过去了，人们对那段田园时光的怀念和向往并没有被现实束缚，反而越来越强烈。
然而，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崛起，粉碎了某些人意图重现那段田园诗的春秋大梦。实际上，在那段看似美好的历史当中，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被排除在繁荣之外。这场美梦破灭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快也会成为有色人种，或者21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无法与男权社会相容，更是因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中，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活跃，人们逐渐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步思想取代了陈腔滥调，这种思潮变化有时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如果事态真的发展至此，那么为少数人在民主社会谋利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遏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大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银行家企图剥削借款人，又或者那些被囚困在过去的逐梦人试图重现旧日的美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少数人才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维持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这种低增长的出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最具创新性的时代里，美国本应是创新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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