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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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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题《雪庵日记》，不着撰者姓名，日记前有题记：作者名袁崇霖，字闰九，天津人，年约四十余，京寓烂缦胡同37号张宅，家居均住天津南开附近。民国十五、六年间在河南代理河南省银行总理，兼郑州陇海火车货捐局局长，廿六年任大兴县署秘书，事变后曾在维持会工作。日记正当七七事变前后，颇记围城和敌军进城情况。书皮题礼、乐、射、御、书、数，记载时间为1937年2月6日至12月22日，总计约10万字。该日记的价值，首先是详细记载了七七事变前后作者的经历，作者家居北平，任职的大兴县离宛平县较近，每日往返大兴与北平间，记载了普通市民及公务人员事变期间的应对与反应，特别是关于和战心态的跌宕起伏；其次是记载了自己从反日到参加自认为是救济机关的河北省维持会，*后到完全投日的过程，对研究汉奸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后是记载了河北省维持会的日常活动、权利运作、内部矛盾，与北平维持会及日籍顾问的关系等，是极为重要的史料。此外，该日记还记载了天津、北平的大量民俗及市民日常生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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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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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一
二月 五
三月 五三
四月 一一五
五月 一三八
六月 一六一
七月 一八三
八月 二七二
九月 三四三
十月 四〇二
十一月 四六三
十二月 五〇九
前言幾年前，爲出版抗日戰争史料叢刊，我四處搜集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同事南江濤告訴我，他在協助整理吴錫祺先生家的藏書時，發現有一函《雪盦日記》，涉及抗戰。我迫不及待地快速翻閲了電子版，頓感價值很大。經詢問吴先生，他欣然同意出版這部日記，使我們倍感鼓舞。
一、《雪盦日記》的作者
吴錫祺先生爲歷史學家、藏學家、文獻學家吴豐培哲嗣，該日記即爲吴豐培先生的舊藏。日記前有吴豐培先生所作之題記：
此書僅存六册，乃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廿三日的日記，書題爲《雪盦日記》，不著撰人名氏。細審書中所記，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天津人，年約四十餘，京寓爛縵胡同37號張宅，家居均住天津南開附近。民國十五、六年間在河南代理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局長，廿六年任大興縣署秘書，事變後曾在維持會工作。
幾年前，爲出版抗日戰争史料叢刊，我四處搜集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同事南江濤告訴我，他在協助整理吴錫祺先生家的藏書時，發現有一函《雪盦日記》，涉及抗戰。我迫不及待地快速翻閲了電子版，頓感價值很大。經詢問吴先生，他欣然同意出版這部日記，使我們倍感鼓舞。
一、《雪盦日記》的作者
吴錫祺先生爲歷史學家、藏學家、文獻學家吴豐培哲嗣，該日記即爲吴豐培先生的舊藏。日記前有吴豐培先生所作之題記：
此書僅存六册，乃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廿三日的日記，書題爲《雪盦日記》，不著撰人名氏。細審書中所記，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天津人，年約四十餘，京寓爛縵胡同37號張宅，家居均住天津南開附近。民國十五、六年間在河南代理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局長，廿六年任大興縣署秘書，事變後曾在維持會工作。
日記正當七七事變前後，頗記圍城和敵軍進城情况。書皮題禮、樂、射、御、書、數，似僅此六册。字體尚好，乃秘書之才。
根據吴先生之題記，該日記似由吴先生購得。日記所起於1937年2月6日，訖於同年12月22日（吴先生誤記爲12月23日）。經吴先生考訂，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然細檢全篇，并無記載顯示作者名袁崇霖。關於閏九，僅有一處記載：
赴琉璃廠兩明軒取定做之所刻昌化小對章，因袁潤九三字陽文章，潤九兩字章法太怪劣，實不能用，當令其磨出重刻。（3月11日）
作者在琉璃廠所刻之印章爲袁潤九（吴先生誤作閏九），但不能斷定潤九是名還是字。作者十月三日之日記，有致友朋信札，自稱霖才疏肆，則依此可判定，作者名中應有霖字。吴先生如何考訂作者名中有崇字，實未可知。
然而以日記提供的基本綫索爲參照，考索此時期日記外的其他資料，可證作者名確實是袁崇霖。以下即根據日記所載，對作者的履歷進行梳理。
慰霖爲富家子，與予爲總角交，且又同校於放生院小學堂。（3月30日）
喬仲維到會相訪，十五年前鹽務署舊同事也蓋民十一年由鹽署分袂後，從未謀面一次也。（12月3日）
蓋當民十五、六年之間，余正在汴代理河南省銀行總理之職務，且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長（5月11日）
與李仙舟遇，談許久，仙舟自青島公安局分袂後，回津即服務於天津世界紅卍字會。（6月4日）
由日記所記可知，作者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1922年在北洋政府之鹽務署任職，19261927年在河南開封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後任職於青島公安局（時間不詳）。1937年的經歷日記所載甚詳，3月底至七七事變爆發，任河北省大興縣縣長胡藴璋之秘書，事變後任河北省各縣維持會（後改爲行政委員會）總務處秘書。
作者并非名人，甚至可以説是歷史上極小的人物，然而我們在晚清、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期刊、報紙、檔案中，亦可找到大量有價值的綫索，可印證或補充作者的部分履歷。
作者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查天津《大公報》清末的記載，1907年8月29日移款助賑內有放生院兩等官立小學堂學生袁崇霖等一百三十二名捐點心錢銅元六百六十枚，1908年5月19日高等各級學生會考揭曉內有高等第二年一學期第一名袁崇霖（放生院小學堂），1908年10月28日之啓事內有放生院兩等官立小學堂學生袁崇霖等捐銅元八百六枚的記録。天津放生院小學堂成立於1904年1月，是天津最早設立的十三所官立小學之一，作者入小學堂時名爲袁崇霖，成績優异。
出版時間不詳的《共和黨本部職員、支部職員黨員表》[1]附録之《直隸支部職員黨員表》，也有袁崇霖，字潤久，直隸人，住址爲天津如意庵西張家胡同等信息。共和黨成立於1912年5月9日，是立憲派爲適應袁世凱急欲組織最大政黨，用以對抗中國同盟會的需要而成立，由民社、統一黨等合併組成，黎元洪爲理事長，1913年5月又與民主黨、統一黨合併，組成進步党，成爲國會僅次於國民黨的第二大黨。袁崇霖19121913年間曾加入共和黨，於此亦可見其政治傾向。
作者1922年前後曾在鹽務署任職。查1920年出版之《鹽務署職員録》[2]，鹽務署秘書處有辦事員袁崇霖，字潤九，29歲，直隸天津人，委任日期爲1918年7月1日，住址爲西裱褙胡同池州會館。據日記所載，作者於1922年離職。
19261927年可謂作者最風光的時期，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中年風順，身兼數差，每日杯酒常滿，坐上不空。之後的履歷日記僅提及在青島公安局任過職，筆者未查到相關資料，然而在1932年出版的《國民政府公報》中，有關於袁崇霖的記載：
國民政府指令第一五五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呈據財政部呈爲安徽印花煙酒税局秘書趙公直、課長袁崇霖、冷德祥、朱復呈請辭職[3]
公報中記載的袁崇霖，似乎即日記的作者，因爲其交際圈、謀職的範圍基本在税務、銀行系統（詳見後文）。
（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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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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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爲出版抗日戰争史料叢刊，我四處搜集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同事南江濤告訴我，他在協助整理吴錫祺先生家的藏書時，發現有一函《雪盦日記》，涉及抗戰。我迫不及待地快速翻閲了電子版，頓感價值很大。經詢問吴先生，他欣然同意出版這部日記，使我們倍感鼓舞。
一、《雪盦日記》的作者
吴錫祺先生爲歷史學家、藏學家、文獻學家吴豐培哲嗣，該日記即爲吴豐培先生的舊藏。日記前有吴豐培先生所作之題記：
此書僅存六册，乃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廿三日的日記，書題爲《雪盦日記》，不著撰人名氏。細審書中所記，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天津人，年約四十餘，京寓爛縵胡同37號張宅，家居均住天津南開附近。民國十五、六年間在河南代理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局長，廿六年任大興縣署秘書，事變後曾在維持會工作。
日記正當七七事變前後，頗記圍城和敵軍進城情况。書皮題禮、樂、射、御、書、數，似僅此六册。字體尚好，乃秘書之才。
根據吴先生之題記，該日記似由吴先生購得。日記所起於1937年2月6日，訖於同年12月22日（吴先生誤記爲12月23日）。經吴先生考訂，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然細檢全篇，并無記載顯示作者名袁崇霖。關於閏九，僅有一處記載：
赴琉璃廠兩明軒取定做之所刻昌化小對章，因袁潤九三字陽文章，潤九兩字章法太怪劣，實不能用，當令其磨出重刻。（3月11日）
作者在琉璃廠所刻之印章爲袁潤九（吴先生誤作閏九），但不能斷定潤九是名還是字。作者十月三日之日記，有致友朋信札，自稱霖才疏肆，則依此可判定，作者名中應有霖字。吴先生如何考訂作者名中有崇字，實未可知。
然而以日記提供的基本綫索爲參照，考索此時期日記外的其他資料，可證作者名確實是袁崇霖。以下即根據日記所載，對作者的履歷進行梳理。
慰霖爲富家子，與予爲總角交，且又同校於放生院小學堂。（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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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仙舟遇，談許久，仙舟自青島公安局分袂後，回津即服務於天津世界紅卍字會。（6月4日）
由日記所記可知，作者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1922年在北洋政府之鹽務署任職，19261927年在河南開封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後任職於青島公安局（時間不詳）。1937年的經歷日記所載甚詳，3月底至七七事變爆發，任河北省大興縣縣長胡藴璋之秘書，事變後任河北省各縣維持會（後改爲行政委員會）總務處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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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查天津《大公報》清末的記載，1907年8月29日移款助賑內有放生院兩等官立小學堂學生袁崇霖等一百三十二名捐點心錢銅元六百六十枚，1908年5月19日高等各級學生會考揭曉內有高等第二年一學期第一名袁崇霖（放生院小學堂），1908年10月28日之啓事內有放生院兩等官立小學堂學生袁崇霖等捐銅元八百六枚的記録。天津放生院小學堂成立於1904年1月，是天津最早設立的十三所官立小學之一，作者入小學堂時名爲袁崇霖，成績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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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可謂作者最風光的時期，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中年風順，身兼數差，每日杯酒常滿，坐上不空。之後的履歷日記僅提及在青島公安局任過職，筆者未查到相關資料，然而在1932年出版的《國民政府公報》中，有關於袁崇霖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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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中記載的袁崇霖，似乎即日記的作者，因爲其交際圈、謀職的範圍基本在税務、銀行系統（詳見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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