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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写我的书》
这本原是作者在《联合文学》开设的专栏单篇，写自家书房藏书，“记录面对一本书无端端心情转折”，名为写书，实为怀人，围绕着书的动人情分，记述了一连串与书、与人有关的回忆。作者以《庄子》写外祖父连横和他的雅堂书局，以《论语》写京都一年时期与平冈武夫教授的师生情谊，以《陈独秀自传稿》写师长台静农先生晚年对遗失书稿的挂念……许多历历往事因为书而屡屡被翻阅，不仅开创了一种散文的新体制，也令读者看到了一代文人学者的气质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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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林文月
中国台湾人。
林文月精通中、日两国语言文字，身兼文学创作者、学者、译者三种身份。
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教学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及翻译。主要著作有《交谈》《作品》《拟古》《遥远》等，译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
曾获时报文学奖、台湾文艺奖、台北文学奖、中兴文艺奖等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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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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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庄 子
变态刑罚史
景宋本三谢诗
《文学杂志》合订本
源氏物语
日本书纪古训考证
论 语
奈都夫人诗全集
巴巴拉吉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郭豫伦画集
Lien Heng（1878—1936）
陈独秀自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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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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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试读]
自序
选择了教学研究为职志，复偶尔以写作翻译遣兴，我的生活里，书自然成为十分亲密的伴侣，不仅书房内有数不清的书册，便是客间、卧室、饭厅，乃至于无可名状的小小空间的台面墙角，有时也堆放着一些书。这些书和那些书，对我的意义，其实并不一致。有些是正襟危坐而读之的对象，有些则是教学研究与写作翻译之余随意浏览者，另有一些，甚至因为书房拥挤，空间逼仄，不得不将其退次于书橱的后排，久而久之，竟或遗忘了其存在。
退休以后，属于自己的闲在时间比较多起来，漫读杂书，成为生活中颇堪安慰的习惯。原先被我束之高阁，或隐藏于底柜深处的书，有时不经意间发现了，则有一种久违再遇的惊喜。于是，就地翻阅，三行五行，十页八页，时则索性搬移到书桌上，彻头彻尾地读起来。夜深灯孤，重读的心情往往和当初并不相同。
是有一些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原因，未必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对于内容的感受领悟，而常常是那书的本身，以及关涉那一本书的属于我个人的记忆怀念。与书重逢的喜悦，遂渐渐沉淀，迷惘感伤之情，不由自生。
我把面对一本书的无端心情转折记录下来。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即是《一本书》。记述在一个阴沉的元旦假期，偶然闲步古书店，与一本外表丝毫不起眼的旧书相遇的经过。那是一本半个世纪前于日本大阪出版的现代诗集。出版社及诗人们，都名不见经传。我把那本略微残损的书从古书店一隅层层堆放的旧书籍中挑出购回，可能是一时好奇，或者竟是价钱便宜，抑或是其他更微不足道的原因，如今已不复记忆。然而，在些许慵懒的假期夜晚，随兴浏览那些不认识的作家们所写长长短短的诗章，内心渐渐不克自主的情思汹涌澎湃。那种感动，我却一直没有忘记。为了对一群不相识的异国诗人表示敬意，我选出一首诗译成中文，题名为《陈旧了的Sentimental》，作者是我所不认识的泉浩郎。我把自己二十余年之前翻译的那一首日本现代诗重录于此。
我心远处的地平之极
小小的生活的过去啊……
它与现在的心仍牢牢连接着
尽可以将这么麻烦的过去舍弃掉
却赶不走地藏着
陈旧了的Sentimental。
我现在忽然取出西装
走在寂寞的野径……
外套的口袋里
有一封未及寄出的信
如今已不想投函于将忘的人的心
只好珍藏在怀中
陈旧了的Sentimental哟。
在我绞痛的心象里
将忘的人的
悲伤的心情溢涨着
滴落不已的回忆。
未及寄出的信的心哟
无人访的青春的暗室哟
伫立路旁的徒然的感情哟
独行于旷野
我的心热烈跳动。
经由一字一句，我感受到泉浩郎的“小小的生活的过去”，那种珍藏着的隐秘的“陈旧了的Sentimental”。一个个铅印的文字，在我阅读的刹那，如此鲜活生动地变成低沉微弱的又似乎十分热烈的声音。想当初那一位心象里溢涨着多感绞痛的回忆的作者，必然是诚诚恳恳将他的心情借由文字说出来给自己听。多么幸运，过了不知几多年后，我遇到了那一本书，阅读那一些文字，于是，文字都还原成为他当初的声音，进入了我的心象里，让我分享了那种“滴落不已的回忆”和“徒然的感情”。我听见泉浩郎对我的交谈，如此真挚，如此诚恳。
文字，是鲜活的，而书，是有生命的。
是怎样一种因缘，让我遇到了一本书，得有机会阅读一些文字，丰富了我的生命！
其实，我大概是一向关心围绕一本书的心情转折的，关于书的内涵和与我相遇的因缘，以及某些人和事的记忆。书，不但其本身有鲜活的生命，并且与我自己的生命如此密切地关涉着。
我把那种面对一本书的心情转折记录下来。成稿三数篇之后，由于偶然的机缘，在《联合文学》发表。自去夏至今，每月一文，倒也持续了一年。似乎成为一个专栏。专栏的名称，初时颇令我踌躇犹豫；不如姑且称其为《写我的书》吧。所写对象，未必是善本孤册，多数只是平凡普通的书，然而都是我自己书房里的一部分，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和感情。重新翻阅时，犹如翻阅自己的生命，种种的情绪涌上心头来，愉悦美好的，或感伤激越的，时则清晰，时或幽微。我把那种感觉记录下来了，也把一部分的书和相关的资料影藏起来。每一篇的书写，顺其自然，初无次序安排，只是写到今年五月份，想起我略略知悉的“五月画会”的缘起，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亡故已五年的人，遂书成《郭豫伦画集》，并附制了一些图像。都是遥远的过去了。
回首迢递缈约，似已无法把握。然而，当我执笔为文，试着记述那些逝去的往事时，文字本身仿佛有其神奇的能力，会将缈约的迢递的过去一点一点牵引回来，于是，许多遥远了的过去，又都在我眼前了，十分鲜明，十分生动。写我的书，便如此在书写的过程里，自自然然地呈现出一些人事点滴了。
感谢《联合文学》在过去一年里，把我这些“写我的书”系列的文章刊登于杂志的前端，并结集成书。书名仍沿用专栏当初之题称《写我的书》。排在后面的三篇，是系列以外的文章，性质上却是一贯的，故并录之。“陈独秀自传稿”虽非一本书，但一度为我所有，原稿已捐赠于台大图书馆。文章稍早亦发表于《联合文学》。Lien Heng，Taiwans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Tradition 刊登于《联合报·联合副刊》。“清昼堂诗集中所显现的诗人的寂寞”，系为郑因百师百岁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撰写的论文，所写的是因百师的两本著作，并透过其文字呈现了他的人格特色。亦系于书末。
林文月志于辛亥路寓所
二〇〇六岁次丙戌端午
庄子
我的外祖父连雅堂先生在他五十岁之秋，曾与比他年轻的黄潘万、张维贤两位朋友，在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二七番地（今延平北路）合作开设“雅堂书局”。当时日本占据台湾已经三十余年，正积极推行日本语文，逐渐禁止中国语文，从而达到消除中国文化之目的。然而，“雅堂书局”所售的各类书籍，及兼营的杭扇、湖笔、徽墨、诗笺等物，却都是采自大陆的国货，一概不卖日文书籍及日制文具。古文书籍，以线装经史子集类居多，同时也出售与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相关的书，如《三民主义》《中山全书》，以及吴稚晖、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
“雅堂书局”开办之初，外祖父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店，略事巡察后，若无顾客，即取书埋首研读。店内的新旧书籍各种，他都兴味盎然地饱览，遇有疑虑，必查究字书类书。有时买书的青年人请益讨教，也会热心指导。中午回家午膳，下午二时许再到书局。晚间关店前，他总是选一本书带回家阅读，次日归还书店。
文人不擅长经商，而“雅堂书局”的风格又与当时大环境的走向相左，这个专售汉文书的书店，初时业绩还不差，除台籍人士光顾外，甚至还有任教于大学及高校的日本学者前往选购。其后则逐渐因为收入不敷开支，加上日本人没收禁书超过资金四分之一，虽以少采办、多卖存货苦撑了两年，不得不结束收场。
外祖父撰著《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诗乘》《台湾诗荟》的心意，乃为台湾保存史料，维护祖国文化；甚至开办“雅堂书局”而专售汉文书籍、中国文具，也显然可见用心深刻。在书店开办的期间，他也曾主持汉学研究会，于晚间七时至九时授课。至于他个人的兴趣和投入的研究对象，则逐渐转入台湾语言和文物考古方面，这成为他日后出版《台湾语典》及《雅言》的基本；而在那一段时间里能够拥有一爿书店，日日埋首书中，遇有大小疑难即可就便查考，定必为他满足欣慰之事。
书店结束后，他在距店址不远的台北桥附近赁一楼房，廉售存书。其后，遂以余书委托台南的兴文斋、崇文斋、浩然堂等书店代售，而他也移居于台南故里。
台湾为日本人所占据，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外祖父始终不甘为殖民式统治下之。他五十四岁之年，撰一书函与张溥泉先生，令他的独子震东先生携书投奔祖国。此函句句凄怆动人，有言：“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地，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
舅父震东先生在国内的工作安顿后，为了保存台湾的文献，外祖父仍在台南继续研究撰著。越二年，五十六岁之春，因为我的母亲夏甸女士（外祖父长女）婚后居住在上海，而姨母秋汉女士（外祖父三女）也已自淡水高等女校毕业，外祖父毅然决定携眷内渡，遂其终老祖国之志。
行前，日本台湾总督府委托尾崎秀真，向外祖父洽请将所藏的台湾文献割爱。通史既久已刊成，而此行恐暂无返期，外祖父便将书以半卖半送方式出让。他旧藏的书刊，一部分归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图书馆所有，另一部分归总督府图书馆所有。唯后者于二次大战期间，因遭盟机轰炸，竟无片纸幸存。
外祖父和外祖母晚年居住的寓所在上海江湾路公园坊八号，是我父亲林伯奏先生的房产之一。我的母亲就近照顾了双亲的晚年生活。
外祖父定居上海以后，仍以读书写作及持续关怀台湾文物为生活重心。他五十九岁之年六月二十八日，因肝癌逝世。身后遗留的许多文稿和书籍，由于舅父当时远在西安工作，所以部分由我的母亲承收保管。
抗战胜利之次年，我们举家自上海返归台湾。在众多琐物间，母亲竟然把外祖父遗留的书籍也安然带回来。而在繁忙的家务之间，我常见到有时她会抚摸那些已呈黄褐色的旧线装书。她必然是在怀念着她的父亲吧。
及至母亲自己也衰老时，她把外祖父的书送给了我。母亲过世后，外祖父遗留给她的书，遂成为母亲遗留给我的宝物了。我小心摩挲着书面虽然微损而内页仍完好的这些书，怀念着母亲，也怀念着外祖父。
外祖父逝世时，我尚未满三岁，仿佛记得一些事情，但其实许多事情也可能是听母亲的叙述，或者竟是日后阅读他的诗文，乃至于阅读他阅读过的书籍而想象亦未可知。
外祖父遗留的线装书之中，我珍视的是一套四册的《庄子》。这套郭象（子玄）注，陆德明音义本，系民国二年扫叶山房石印，于民国三年三月出版。外祖父曾言：“台湾僻处海上，书坊极小，所售之书，不过四子书、千家诗，及二三旧式小说。即如屈子‘楚辞’、龙门‘史记’，为读书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台，无处可买，又何论《七略》所载四部所收也哉？然则欲购书者，须向上海或他处求之，而邮汇往来，诸多费事，入关之时，又须检阅，每多纷失；且不知书之美恶，版之精粗，而为坊贾所欺者不少。”（《台湾诗荟》第十八号“余墨”）“雅堂书局”所售的线装经史子集类，都是由外祖父亲自选择订购，书目种类丰多，版本精美讲究。主要的来源为扫叶山房、千顷堂。不过，这套扫叶山房《庄子》倒未必是他开办书店之后才拥有，因为早在“雅堂书局”时期以前，他已经不止一次旅游过大陆；相反的，也可以说主持采购书籍之际，他对于内地的出版情况已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才能选择优良的版本。四册线装书虽然年久而发黄，封面略有渍迹蠹痕，但内页十分完好。非仅原书的大小字都清晰可辨，外祖父在字旁所加朱笔圈点，乃至工整的眉批，亦皆历历犹新。从这些眉批圈点，颇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得感受。《在宥第十一》起首“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诸句旁字字加朱圈，上有眉批：“在宥，即自由。其音相近。在宥者，天然也，自由者，人为也。人为之患，障以法律，天然之极，放于德性，不治而有治矣。”《天地第十二》：“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上有眉批：“群治至此，则无所谓道德，所谓功名，所谓权利，所谓义务。至矣，尽矣！”外祖父崇佛亲道，虽关心民生政事，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无为而治。而身为史家，读书之际，难免比照古今，多所感慨。《胠箧第十》：“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眉批虽只书：“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观。”但语重心长可以感受。
不知道圈点批写这些字时，外祖父是怎么样的境况。几案之上除了书籍笔砚外，尚有一只小茶壶为伴吗？他不嗜酒而好茶。那只常年使用的小小茶壶，后来，母亲也送给了我。他阅读的时候，可能把眼睛近贴着书。黄得时先生在《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四期有一段回忆他年少时的文章：“另有一次，我到开设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功学社对面）的雅堂书局去买书。当时，只有先生一个人在看守店里。但是他的近视眼却贴着手里的书，一心一意正在看得入神，完全没有感觉有人进来。等到我向他打招呼，他才吓了一跳，猛然抬头，脱去了眼镜说：‘哦，得时君，你来得正好，昨天商务印书馆寄来了英国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写得非常好，你看看吧！’他随即从书架上拿下那本书给我，立即又套上近视眼镜看他手里的书。”
黄先生回忆的文章，写得极为传神，把一位爱书提倡阅读的老人栩栩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摩挲着手中微黄的书叶，指尖追踪那上面的朱笔圈点和眉批，仿佛可见清癯的深度近视眼的外祖父正认真地逐字逐句细读着这一本线装书《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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