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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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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深深扎根于人类自由交往的需要与实践，通过经验研究揭示把各种跨文化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提供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可沟通性的独特路径；通过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间的权力关系，重构人类的普遍交往；通过学术对话展现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探索，及其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对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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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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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
多元主义与跨文化传播
跨国公司的跨文化挑战
全球南方的迁移和扎根：种族、发声和传播的能见度
中国与东南亚：“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的民心相通：新闻传播者的文化厚描观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反思
2018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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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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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ICIC）进入第十届的时候，《跨文化传播研究》辑刊面世了。自2003年以来，这个会议聚集五大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基于东西方跨文化经验的对话，重建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形成以“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为中心的多维问题意识。虽然“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讨论充满不确定性，但这种讨论带来了一种可能：共创一本定期出版物，建构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
跨文化传播来源于全球化，又接受着全球化的挑战。当人们怀着乡愁加入全球流动，走进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遭遇没有保障的跨文化交流，尝尽群体间偏见、歧视与污名化，落入与他者交流的困境，“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就成为每一个人的追问。陷入困惑的人失去交流的力量，而清醒的人则努力用交流治疗交流的病痛。当人们适应了全球流动，说着英语，哼着流行歌曲，秀着品牌，浏览着大数据，欣赏着时尚表演，全球化又成了跨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蕴含着暴力，使一切都落入权力支配体系，把人引向同质化、文化霸权、文化割据的世界。全球化把人们推向跨文化传播之路，但人们回头一望，这条路又被全球化毁坏了。
然而，人的自由天性使人不甘于忍受全球流动的苦痛和全球化的暴力，而是把全球化制造的跨文化传播难题变成一个通向交流反思和实践的公共论域，试图重构普遍交往，使其通向主体间性传播和文化间性传播。令人沮丧的是，全球化的“中心一边缘”范式分割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移民流动的“北方”目的地成为跨文化传播理论话语中心，而“南方”成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旅行之地，这使得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由“北方”所界定的主题，诸如身份、文化适应、传播动态性、跨文化能力、群体间偏见、刻板印象、文化差异、跨文化教育与培训等。不可否认，身处全球主流社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大多具有亲边缘人的“情感结构”，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非中心的多元文化对话者的显性存在，其理论思维依然是不完整的。这些依赖单一理论的思考者难以迂回到多元文化的跨文化智慧之中，因而难以形成类似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那样的“思想的震颤”，“体验思想在异域漂流的感觉，以致找不到共同的范围和框架，无法归类”。失去“思想的震颤”，跨文化传播研究常常呈现某种理论重复状态。而“南方”的学者又很难摆脱知识生产的权力支配体系，无法有效构建可交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空间。
“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像一头大象。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的人都能触摸到问题的特定“部位”，相互见证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相互提供文化智慧、提醒理论盲点，像古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家分享“盲人摸象”（典出《大般涅槃经》）的智慧一样，保持文化间的心灵对话，拓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维空间。
我们希望《跨文化传播研究》真正成为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深深扎根于人类自由交往的需要与实践，通过经验研究揭示把各种跨文化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提供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可沟通性的独特路径；通过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间的权力关系，重构人类的普遍交往；通过学术对话展现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探索，及其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对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我们深深寄望于跨文化的交往理性，希冀以走向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表达的姿态，推进跨文化传播研究和理论对话，以见证那隐含在多元文化实践中的共享的理性。
《跨文化传播研究（辑）》：
一个主导框架是电子网络，数字技术与19世纪的中国和15世纪的欧洲兴起的广播和印刷媒介有着根本不同。卢西亚诺·弗洛里迪（2014）主张在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之后进行第四次革命，其中信息空间是由自然、合成、混杂、工程、人类和技术现实整合而成的本体。这是基于虚假中立的工具主义。技术设计的网络由自动算法机制促进和管理。这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信息空间由“inforgs”单元组成，是信息化的一元论。在弗洛里迪看来，数字网络是社会科学和分析哲学的智力结合。
我们从思想史中了解到，严格一元论版本的“一”已经失去信誉。充其量，它们代表了西方的理性准则。不管是道德、经济功能主义还是数字工具主义，都没有解决我们的主题——多元主义和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与“多”问题。康德式的道德与笔者所持理论中的道德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康德的定言命令和笛卡尔的本质主义都是独断的，我们将其与支持它们的理性人建构一起扬弃在历史中。信息网络中的人类主体性是不明确的、空洞的，必须回应鲍德里亚的拟像观。一元抽象和人文普遍性这两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是截然不同的，除非我们强调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犯范畴错置的逻辑错误。理性形式主义被准确地批评为不适合跨国和跨文化的媒介伦理。为了让今天的跨文化传播有意义，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普遍性。挑战在于一种让“一”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的普遍主义模式，因此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就成为可识别的，而不是埋藏在抽象的形而上学之下。
在伦理学中，于尔根·哈贝马斯受益于康德的传统，通过在他的话语理论中引入对话路径来从根本上重构它。正如他所观察到的，“如果哲学不能超越抽象的理性概念，那么它就会陷入再生产它原本想要批评的具体意识结构的危险中”（Habermas，1984：363）。哈贝马斯反驳了康德的论点，即在定言命令驱动下的反思性个体将会对责任要求得出相同的结论。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由于道德观点源于所有受影响者之间的一致意见，康德的主义面对多元化的环境是站不住脚的。
捍卫抽象的善现在被认为是对多元社区进行道德判断的知识帝国主义。我们需要另一种普遍性。我们应该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构建“一”，而且，必须在此之前完成理论的重新理论化，不掺杂以非偶然性为出发点的奢侈。继承着海德格尔之后的存在主义遗产，伦理原则应被嵌入历史，而不是表现为客观主义的事物。多元主义理论将规范现象置于文化和历史之中（参见Doris & Stitch，2005），人类可以重新思考规范现象的性质和基本原理，但不能根除它们。“规范和价值观不是文化所具有的东西，而是文化本身。”（McDonald，1986：3）“一”位于人类的存在之中，而不是固定在时空之外的形式化的抽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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