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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正文内容共分六章:对于当前世界经济的两个判断与理论分析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元气与表现再平衡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体及路径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制造业规则重构中美国协调的单边主义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其中经贸理论陈述清晰、逻辑严谨,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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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稿以判断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出现并引发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研究起点,以美国再平衡战略下协调单单边主义措施所可能带来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主要研究视角,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总结后续世界经济发展所可能面临的主要冲击力量和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可能走向及可能涵盖的要求和内容。中国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出现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迅速成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结果,也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一重大判断在当前国际经贸领域*核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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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黄鹏,世界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全球贸易与投资监控预警。现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多年来,黄鹏博士聚焦于全球贸易与投资监控预警的研究,全面参与中国对外FTA谈判研究支持工作,主持完成了国家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项国家部委课题。著有《基于货物贸易的贸易运行监控研究》,翻译出版《贸易与自由》《贸易便利化:国际贸易成本的定义、测量与降低》等国外专著,并在《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贸易》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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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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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第一章对于当前世界经济的两个判断与理论分析1
一、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判断2
(一) 经济全球化不同主体的角色与作用2
(二) 国家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制衡3
(三) 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本质4
二、 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判断6
(一) 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与现状7
(二) 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面临的困境8
(三) 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本质10
三、 世界经济再平衡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理论逻辑12
(一) 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14
(二) 经济全球化下的上层建筑国际经贸规则
体系15
(三) 世界经济再平衡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本质
关系17
第二章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缘起与表现20
第一节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及特征20
一、 商品全球化的深入发展(19世纪20年代20世纪
90年代)22
二、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扩展(20世纪90年代2008年)23
(一)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渊源24
(二) 全球价值链革命与兴起26
(三)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扩展27
三、 全球价值链的暂缓与调整(2008年至今)29
(一) 观察全球价值链扩张的主要维度29
(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暂缓的
统计证明30
(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调整32
第二节世界经济再平衡背后的动因36
一、 信息技术、跨国公司与利益分配的失衡37
(一) 商品全球化时代的大分流37
(二) 通信技术革命下的大融合38
二、 全球价值链时代利益分配失衡的衡量39
第三节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发起者、战略意图及举措47
一、 特朗普竞选演讲中再平衡的端倪48
二、 美国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战略框架52
(一) 贸易议程中的再平衡理念52
(二) 再平衡战略的基本框架54
三、 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55
(一) 振兴本土经济的国内政策措施56
(二) 打破贸易格局的单边关税措施60
(三) 世界多元本地化趋势下协调的单边主义69
第三章再平衡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体及路径74
一、 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历史轨迹75
(一) 商品全球化阶段与WTO多边规则体系的建立75
(二) 全球价值链扩展阶段与WTO多边谈判的停滞77
(三) 全球价值链暂缓阶段与区域贸易规则的盛行79
二、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不同主体博弈的继续81
(一) 国家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博弈82
(二) 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博弈83
三、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大致路径与重点85
(一) 全球经济孤岛化判断的修正85
(二) 战后国际经贸秩序构建的核心路径87
(三)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可能路径与重点88第四章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91
第一节美国国内税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模拟91
一、 评估的模型选择与国家部门的设定92
二、 模型情景及重点价值链行业的选择94
三、 模型数据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对应98
四、 美国国内税改效应的模拟结果98
第二节美国国内税改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模拟102
一、 中美第一轮贸易摩擦的总体效应102
二、 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的效应104
三、 对价值链特征明显行业的影响106
第三节制造业贸易格局与全球价值链变化的统计107
一、 再平衡措施对世界总体贸易格局的扰乱108
(一) 全球制造业总出口规模及变化108
(二) 全球制造业总进口规模及变化109
(三) 全球制造业贸易平衡及变化110
二、 再平衡措施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的影响111
三、 再平衡措施对美国制造业贸易的影响112
四、 对500亿美元清单贸易影响的着重评估114
(一) 美方500亿美元清单产品的选择114
(二) 500亿美元清单总体贸易变动115
(三) 500亿美元清单分部门贸易变动115
第四节制造业规则重构中美国协调的单边主义117
一、 协调的单边主义下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118
(一) 美国在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立法的新动向118
(二) 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跟进与协调121
二、 协调的单边主义下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规则123
(一) 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的已有制度安排123
(二) 美国国内立法及措施的演进与再平衡125
(三) 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跟进126
三、 协调的单边主义下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130
(一) 对等贸易原则的持续推行130
(二) 贸易协定谈判的重点关注133
(三) 非市场导向的政策的关切137
第五章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145
第一节全球价值链阶段的服务贸易全球化146
一、 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支撑146
二、 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表现与衡量149
(一) 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BOP)的统计149
(二) 基于提供模式的服务贸易(TISMOS)150
三、 隐藏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流中的第5类服务模式155
(一) 全球价值链中服务贸易流存在的原因155
(二) 第5类服务模式的提出及识别157
第二节再平衡下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方向与重点159
一、 服务贸易领域规则重构的内在推动力160
(一) 服务贸易全球化自身的重构需求160
(二) 发达经济体国家政府的推动162
二、 服务贸易领域规则重构的基础与方向163
三、 规则重构的重点之一市场准入的扩大165
(一) 世界各经济体服务市场开放的空间165
(二) 负面清单模式对市场准入开放的锁定167
四、 规则重构重点之二监管规则的国际协调170
(一) 透明度原则的细化与强化171
(二) 国内规制纪律的协调171
(三) 具体服务部门的规则构建173
(四) 自然人移动的规则协调178
第三节服务贸易规则重构下美国协调的单边主义179
一、 服务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80
二、 美国协调单边主义的具体推进181
(一) 美式服务贸易规则的新范本以《美墨加协定》
为代表182
(二) 与发达经济体服务开放和规则协调以美英
FTA谈判为代表183
三、 美国协调单边主义的未来路径185第六章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187
第一节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下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189
一、 数字革命、数字化与数字经济190
(一) 为何会出现数字经济190
(二) 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191
(三) 数字经济的初步衡量193
二、 数字经济全球化与数字贸易195
(一) 数字技术对世界贸易的重塑196
(二) 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198
(三) 数字贸易的初步衡量199
三、 衡量经济和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201
第二节数字经济的鸿沟、政策和监管裂痕与孤岛化203
一、 数字经济的发展鸿沟204
二、 数字贸易政策和监管的裂痕208
(一) 数字贸易政策和监管裂痕的由来208
(二) 对数字贸易政策和监管裂痕的总体衡量209
(三) 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衡量的启示215
三、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孤岛化现象216
四、 数字规则裂痕的最新例证美欧数字服务税争端217
第三节数字贸易领域规则构建的方向、路径与重点内容220
一、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220
二、 数字贸易领域规则构建的国际平台223
(一) 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平台224
(二) 以特惠贸易协议为代表的区域平台226
(三) 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平台228
三、 美国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力推及协调的单边主义228
(一) 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惯性228
(二) 美国协调的单边主义的加强231
四、 数字贸易规则当前的重点与未来路径234
(一) 贸易属性规则的广泛推广235
(二) 数字属性规则逐步推广236
(三) 交叉议题规则的数字化升级237结语239
附录1:ECIPE数字贸易限制指数框架242
附录2:CPTPP各国自然人移动开放措施247
参考文献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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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8年4月3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结果公布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在中美高层多轮紧急磋商后,6月15日美国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465.88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随后,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482.58亿美元的商品对等加征进口关税。自此,中美进入大规模贸易摩擦阶段,并引发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学界的高度关注。
中美大规模贸易摩擦背后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大调整,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且也不仅仅涉及中美两国双边经贸事务。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前端来看,可以发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国际经贸领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应当联系在一起看待:2009年起美国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制造业振兴计划,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和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目标;2016年6月23日,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与欧盟的脱欧谈判拖延至今;2017年底美国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战略,并开启了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单边行为模式,除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外,2018年美国还对钢铝和汽车产品发起232调查,并针对钢铝产品发起全球贸易保障措施,涉及金额高达471.20亿美元,而对于汽车产品发起的232调查,2018年美国涉案产品进口金额则高达2758.3亿美元;同时,美国快速完成北美自贸协定的更新谈判,并与欧盟、日本连续发布了7份联合声明,内容涉及WTO改革、产能过剩、国有企业、非市场主导政策等重大问题。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真正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判断,而不应被掩盖在中美大规模贸易摩擦的冲击之下。在此背景下,政策决策领域的研究者亟需采取新的宏观视野、新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以及更为精准的系统数据来开展研究。
笔者自2001年供职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所从事的主要研究聚焦于两个观测维度:一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监控;二是WTO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
第一个维度全球贸易与投资监控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现的全球价值链(GVCs)革命以及后续迅速发展的、以全球价值链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监控重点在于观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流量、投资流量以及以贸易增加值为视角的贸易收益变化。多年的持续监测结果显示,在这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展和深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出现了巨大的失衡。失衡不仅体现在跨国公司与其母国之间,也体现在参与全球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更体现在一国内部。这一失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先后出现,是对经济全球化失衡的正常反应。同时,也预示着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再平衡阶段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再平衡的目标是改变全球生产布局,调整甚至是重塑全球价值链,其结果将引发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核心内涵。
上述判断在WTO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维度的研究结论中也得到了印证。尽管本人供职的单位名称中的关键词是WTO事务咨询,但当前却不得不遗憾地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众所周知,面对世界本源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积月累的压力,多边贸易体系必须保持贸易自由化稳步前进的动力。多哈回合历经近十八年的曲折谈判,实质上已经进入停滞,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蔓延。与此同时,确立并执行世界贸易法治争端解决机制(DSU)也同样面临着危机。因此,在谈判停滞使得WTO失去基本失去前进动力,争端解决机制接近停摆的情况下,WTO多边贸易体制这辆自行车正在接近倾覆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各主要成员开始重新审视WTO机制内在的问题,并提出了WTO改革。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归因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在多边贸易领域规则协调与更新的失败。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就此展开了广泛的分析,研究结论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成员方之间利益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即对于不同的议题,成员方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利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之间,也存在于发达成员内部和发展中成员内部。二是谈判决策方式的制约。多哈回合谈判采取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并遵循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在成员分歧较大且谈判成员众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谈判的经常陷入僵局。三是谈判议题的设置与扩展。多哈回合现有的议题已经不能跟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一些成员认为应增设新的议题,而发展中成员则认为只有先解决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多哈议题,才会考虑设立新的议题。四是同一时期的区域双边贸易自由化快速推进。在多哈回合受阻的情况下,区域优惠贸易协定(RTA)的大量出现,并达成的更深入市场准入和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成果,进一步削弱了成员方对多哈回合谈判的信心和努力。
笔者认同上述观点。但是,如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观察,则可以得到更为深层次的结论。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构,WTO规则体系构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经贸规则这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应当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然而,从WTO成立到现阶段,以全球价值链扩展和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WTO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还保留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期的特征。随着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协调也随之扩大。正如欧盟在提交的WTO改革概念性文件中所说,自1995年以来世界已经变化,而WTO却没有。
WTO成立时恰恰正处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全球价值链刚刚兴起,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特征。WTO多边贸易体制基本继承GATT货物贸易多边规则体系,并初步确立了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原则框架,而后则停滞不前。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尽管一些成员提出了顺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谈判议题,但并没有获得谈判授权,且原有议题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经济基础与已有WTO规则体系之间的冲突必然出现积累和加剧,全球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已不可避免。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是否会遵循WTO改革这一主要渠道,目前尚不能给予定论。
需要引起要高度重视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将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产生深远地交互影响。世界经济再平衡将改变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再平衡必然扰乱现有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格局,改变跨国公司已有的全球生产布局,进而引发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大调整,调整结果目前尚不清晰,但影响将极其深远。
而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也将有别于之前多边、区域,抑或是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规则构建。此前一轮的区域自由化的兴起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自然力,而世界经济再平衡启动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则开启了政府主导的、以调整甚至是重塑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本地主义模式,并引发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本地主义对规则的调整更主要的是考虑国境内的利益扩大,跨国公司对政府固有路径的影响力度将减弱,而国内政治的影响因素则会显著加强。尤其是美国正在采取的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单边协调主义措施。
因此,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中,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推动力、重构的重点领域和内容、重构的可能路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将是本书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书写作遵循以下逻辑思路:
第一章作为开篇,首先从反全球化这一概念起头,进而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两个判断做出概念界定,重点论述再平衡与重构的本质与特点,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逻辑关系,扩展至经济全球化领域,论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经济体之间的、复杂又紧密的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与国际经贸规则这一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关系,并作为全书分析的理论框架与逻辑起点。
第二章在遵循本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详细梳理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的历史轨迹,通过量化经济全球化失衡来探讨世界经济再平衡出现的根本原因,并系统分析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发起者、战略意图、再平衡手段以及最终目标。
第三章重点梳理经济全球化各阶段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构建重点与成果,以及其间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并解释为何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本身就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大致路径和重点领域。
第四章至第六章则重点分析论述再平衡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内容、手段及路径。经济基础的改变是在当前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融合发达国家展开再平衡后带来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数字经济三个领域,因此,将对这三大领域进行分别论述。
第四章重点论述制造业领域。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中,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是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引起各国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变化,主要作用力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再平衡手段等,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则重点发生在边境措施的大幅度调整、边境内措施的大范围约束等方面,因此,相较于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是一个完全的重构过程。
第五章重点论述服务业领域。服务增值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其作用会日益接近制造业,甚至赶超制造业。本章将系统分析未来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在其中的竞争力与未来获益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服务贸易规则的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力量、重构方向、重点内容与未来路径。
第六章重点论述数字经济领域。数字经济全球化可能是下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与重点,而数字贸易则是链接各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渠道。数字贸易的发展和全球规则的构建本身会实现对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现有贸易格局的再平衡,并实现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由于数字贸易本身刚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重点是如何构建的过程。本章重点从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的鸿沟填补、数字监管规则的裂痕两个角度分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主导力量、核心内容、可能构建方向与路径。
最后的结语部分是本书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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