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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学术思想背景下，大象出版社历时五年编辑出版的《康有为手稿》（六种八册），包括《大同书稿（上、下）》《诗稿》《论语注稿》《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上、下）》《礼运注稿》《孟子微稿》，全部按原尺寸彩色影印。其中《诗稿》《论语注稿》《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上、下）》《礼运注稿》《孟子微稿》均为首次影印出版。手稿中有浮签、批注等多种形式，可见康有为的思想变化轨迹与日常书写风范，康有为的书法造诣在此手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为绝诣。……气魄从《石门铭》、《泰山金刚经》出来，真可以雄视一世。
——沙孟海
康有为具有力挽狂澜、改天换地的气派与能力。他把千年以来的书法正统观念作了为彻底的决裂，这个决裂就是推倒二王。
——刘正成（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以大字方法作小字，即所谓”缩龙成寸”、”尺幅千里”。苏轼主张小字应”宽绰有余”，试把康有为的小字放大数倍，仍显得雄强伟岸，绝无苶弱之态，在古今的书法名家中，能达到此境者似乎除颜真卿外，并无他人。
——陈永正（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诗教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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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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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手稿》六种藏本述要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书法家，康有为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手迹，诸如手稿、信札、笔记、批注、奏折、书法作品等等。在其身前身后，陆续被发现、整理、刊行于世，成为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书法艺术史的珍贵资料。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有为长期流亡海外，辗转漂泊，其手迹藏随无所，散佚较多，给后来的搜集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又因为世事多舛，兵燹战火频仍，承接无序，致使藏家秘不示人，更使康氏很多珍本不能公诸于世甚至湮没无闻。康、梁变法以后，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贡献逐渐为世人所肯定，特别是对”大同”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描述，对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康有为的遗作得到其后人和生徒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大象出版社原寸高仿影印出版的《康有为手稿》（六种），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著作手稿。其一是《大同书》，二册，字体为行书稍间草意。从内容上看，该书是康有为系列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史、书法史具有重要价值。关于该书稿的写作时间，据康氏自述，于一八八四年就开始了，时年康有为二十六岁，”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但从手稿内容来看，其中记述一八八四年以后的事例较多，还有一些是关于欧美社会的见闻。这是康氏关于大同社会的思想萌芽阶段。一八八五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桂林游学时曾向听众讲述过大同思想，但其讲稿并未公诸于世。有学者通过对其友人犬养毅的跋语和康氏有关记述的研究后认为，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曾把《大同书》已经完成的二十余篇手稿在东京向犬养毅等人出示过，其余部分是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间避居印度时完成的。
一九六一年，康有为的四子康同凝及其亲属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一批康有为的手稿及书信，其中包括《大同书》手稿四册。该手稿为四开，单幅尺寸29cm*35cm，元书纸，对折两面书写，行草书，勾画、改动之处较多，还有部分康氏自注需要查阅资料后再行补入的提示，如”大同纪年一篇当补入””有空白者宜查书补入”等等。由此可证这是一部初的手稿，并不是一九三五年其弟子钱定安印刷刊行所据的版本。
天津图书馆藏有《大同书》的前三册，用纸、规格、书体与上海博物馆藏本相同。两处藏品合璧，知此手稿原分八卷，与后刊本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结构并不相同。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依据钱本进行重印，其内容亦与此手稿本多有出入，如册稿本”大同书论女第二”，古籍本作”戊部《去形界保独立》”等。稿本记录了康氏初对大同理想的思考，对于研究其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弥足珍贵。
其二是《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手稿。这部分手稿原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书稿前有康氏自序，小楷真行书，正文亦为行书略兼草意。序云是稿成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即一九〇一年夏，是康氏避难去国的第三个年头，这时他住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英国督署的”大庇阁”。书稿前附有七言绝句诗二首，其一：”矻矻膏焚二百日，茫茫笔削三千年。大义微言掇十一，幸留口说演心传。”其二：”执器西行曾有梦，抱书东走竟遭焚。太平大道天难丧，蒙难幽忧续此文。”诗中饱含壮志未酬、英雄扼腕的愤慨与喟叹，壮怀激烈、豪情万丈的胸襟与抱负，细读此诗，可以理解康氏汪洋恣肆、雄奇飘逸的书风与文风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诗稿。这次出版的《诗稿》包括《逍遥游斋诗集》和《寥天室诗集》两种。其中《逍遥游斋诗集》作于一九〇二年康氏因避难游历印度、缅甸、爪哇、暹罗等地期间，自序云：”癸卯春，贼臣荣禄死，吾辞英人保护，自印度出游缅甸、爪哇、安南、暹罗还港省，遂游欧美十余国，吾旧有逍遥游斋，黄学士仲弢为吾篆额九万抟摇都之为逍遥游斋。”《寥天室诗集》作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期间康有为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避居。自序云：”乙亥之夏，吾避地居加拿大域多利之文岛，名其室曰寥天。海岛雪山，有忧辄解去，幽胜不可忘。自甲辰十月再入加拿大，遂再游美墨，再归于欧，鸿归冥冥，扶摇九万，则入于寥天一矣。凡乙丙万三年美欧之作都为寥天室集，其欧土国别之作，先附于逍遥斋集者不复记，故不再录于此。”可见两部诗集中诗作的时间顺序互有交叉，作者亦未详加检次，故统之合为一秩。
需要指出的是，两部诗稿墨迹并非全部出自康氏之手。其中各有部分是他人抄录的，从笔迹上可以辨出明显的差异。
三是典籍注释与批注。包括《论语注稿》《礼运注稿》《孟子微稿》三种。这部分手稿原藏天津图书馆，此次出版是首次面世。对经典的注释是中国儒家”微言大义”、以解经为时政服务的一种传统。康氏变法自然需要重新注释经典，从注文手稿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之深。
稿本将所注的原书裁切分贴于元书纸上，在其空白处书写注文，留白不足处或另加浮签，皆为行草书，个别亦有他抄者，然不多见。康氏注文走笔精熟，笔力劲健，足见其文思、才思横溢，令人叹服。
从《康有为手稿》（六种）的墨迹可以看出，康体书风是在深厚的帖学基础之上，吸收碑刻雄浑刚劲的特质形成的。披览康氏手迹，其雄才大略和深厚学养与其豪迈性情、浪漫诗风、纵逸书风跃然纸上，常使阅者感怀不已。
据康氏自述，《大同书》从他二十六岁时就开始构思创作了，其稿本的写就应在他四十岁至四十二岁之间或者更早一些。《诗稿》亦作于康氏流亡时期，其他三种注稿的写作时间可能较早。康有为的书学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脱稿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时年其三十二岁。由此可知，这些手稿大多书成于康氏书风成熟期，是其在明确的书学理论指导下完成的。碑学之兴，由阮元《北碑南帖论》开其先，包世臣《艺舟双楫》广其义，而康氏《广艺舟双楫》明其旨，使碑学取代帖学居于正统，影响巨大。
康有为书风的形成与其力主改革的政治思想是相互生发的。其以碑学之新风力矫帖学余绪馆阁体的流弊，身体力行，取碑之长而成”康体”新派，从而使碑学不断发扬光大、蔚为大观。从手稿书法的用笔、结体等要素来看，注文手稿以文思为思维主脉，故下笔多信手而就不拘一格，其笔墨技法的法度与气息则是一以贯之的。康氏书手稿多用硬毫，行笔强调中锋，即以侧、偏入纸，仍会快速转为中锋，尤其明显者如环曲之笔，多以下侧锋入纸上行复转接中锋后下行，然后出锋收笔，线条既富于变化又圆润自然，笔力、张力相互映发，流畅自如，足见其魏晋古法功力深厚。实际上，康有为力倡碑学，是在传统帖学基础上寻找变法一途，二者并不偏废。因为无论帖学还是碑学，其书写工具都是毛笔，一切必须从毛笔的特殊性能与汉字的点画结构特点出发，如果一定要分派，也只是技法与风格的差异。从康氏的实践来看，以帖学为体，碑学为用，应当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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