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吴怀东
这套丛书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一批在岗教授各自的专题论文集,内容涵盖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学科,是诸位专家多年研究心血的沉淀,其学术质量、学术贡献都得到各自学术领域同行专家的认可,对此读者自有公论,无需辞费。我们集中推出,既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多年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一个小结,在此我们郑重感谢诸位专家的辛苦劳动,感谢凤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这套丛书以刘文典先生的名讳命名,至关这套丛书的撰述动机乃至我们学院的学术追求,值得郑重说明。
如果将民国时期建立于当时安徽省会安庆的安徽大学算作1958 年重建于今天省会合肥的安徽大学的前身,安徽大学的校史已近百年。出生于合肥的刘文典与安徽大学及安徽大学文学院有着深刻的渊源：早在1927 年,刘文典就受邀主持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1928 年,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并招生,刘文典任预科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实际主持校政。刘文典主政安徽大学,是安徽大学的荣幸和精彩开始,而刘文典主政文学院,更给文学院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崇高的起点和正确的方向。
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原籍安徽怀宁,1889 年出生于合肥。1906 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所欣赏。1907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 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 他于1912 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1913 年再度赴日本,1914 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16 年,刘文典回国,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 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后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撰写了《三余札记》。1927 年参与筹建安徽大学;1928 年11 月,安徽发生学潮,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回到北京,就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1939 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著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 云：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 抗战期间,刘文典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直至1958 年因遭批斗而突发急症,病逝于昆明。
简单而庄重地回顾刘文典的经历是要说明,他从革命家实现华丽转身而成为杰出学者。乍看起来,这两种身份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其实, 革命是改造社会最激烈的方式,而在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培养优秀人才、开启民智为人类生存、发展而求解,何尝不是改造社会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 放眼刘文典做出选择的那个时代,他的选择并非特例、孤例。同样是同盟会会员出身的蔡元培,于1916 年受命出长北京大学,其就职演说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路。1915 年,自由革命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因其于1916 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份杂志也随之迁到北京并易名为《新青年》出版,并立即产生巨大轰动效应。正是在刘文典所处的北大时代,开放的学术孕育了伟大的思想文化,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蓬勃展开;也正是在这种自由而激进的氛围里,推动近代以来中国实现变革、真正改变中国国运民心的伟大组织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刘文典及其并世知识人,遭遇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其时,传统文化面临断裂,中外交流、对撞剧烈,工具理性严重冲击价值理性。他们做出了艰难选择。他们以学术报国,努力开启民智,在学术方法上实现了古典与现代、中与西的融汇,从而走在时代前列,建构了百年来中国学术乃至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品格和学术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我们不排除学术研究对于个人具有劳动交换而谋生的性质与功能 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 但是,社会之所以需要知识和思想,需要我们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根本上需要我们像马克思那样为人类而工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墓碑上,便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知识者正是通过科学地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解释世界, 发现真理以影响大众从而改变世界。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倡导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论语宪问》。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说,知识者应该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作为自己的信仰。一百年前的1919 年,现代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说：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以学术为业》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1927 年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挽王静安先生》的核心内涵。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生产知识与思想的专业工厂,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决定现代大学地位的就是其卓越知识与思想的生产能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学的知识者应该具有最纯粹的学术信仰,是人类文明的研究者、创造者和守护者、传播者。学术信仰、学术精神,就是深入地研究世界、勇敢地发现真理并追求真理。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堪称乾嘉学术第一人的戴震学术特点的评论,其实可为今日学界之镜鉴：戴君学术 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 不可易矣!《文史通义内篇书篇后》在地球村的时代,中国亟需面对真问题的真学术,因为,没有严格的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 必然不会有方向正确且真正有效的经世致用。
时间已经走到二十一世纪,可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西关系史来看,我们仍然面对刘文典所面对的时代命题 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人民要幸福,人类文明要交流互鉴。如今,人类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产生颠覆性突破的关键时刻,世界上的国家关系到了数百年来最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迎来一个重新审视的历史机遇期,创新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虽然我们研究的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是实用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可是,我们研究的学问至关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每个人的精神生活,至关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和中国之崛起：如果没有汉语,中国人必然无法沟通、交流,文化必然无法传承;如果缺少文学的滋养,中国人的心灵将无处安顿,人将因为单纯追求物质利益而沦落。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责任重大,使命崇高,任重道远,这也是我们时代所有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奠定刘文典在现代学术史上地位的就是《淮南鸿烈集解》,此书已被公认为《淮南子》研究的学术经典;刘文典当初受命负责筹建安徽大学,社会各界看重的正是其超卓的见识、杰出的学术成就和重要的学界地位。安徽大学文学院既然是国学大师刘文典亲手开创的学院,理当继承前辈高尚的学术品格,弘扬前辈执着的学术精神,开展高深学问之研究以丰富时代精神生活,甚至引领社会进步,并在此过程中确立我们学院的研究特色甚至优势,彰显我们的贡献。应该说,曾经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在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特色已得到学术界认可,但我们学院的整体研究特色还不够鲜明,学科的综合实力还有待于提升。如今,在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文学院的全体同仁必将进一步澡雪精神,坚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态度,衣带渐宽终不悔,努力创造出能够引领学术发展、不负先贤的学术成就、思想成果。
附：《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总目
王达敏《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
赵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艺批评》
欧阳友权《走进网络文学批评》
刘飞《中国文学批评散论》
周志雄《批评之途》
王泽庆《文学的跨界诠释》
丁放《中国词学论集》
陈道贵《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吴怀东《杜甫与唐代文学论稿》
方盛良《清代文献文学探微》
耿传友《徽学与明清文学论稿》
杨军《汉语音韵丛考》
曾良《俗写与历史词汇丛札》
吴早生《汉语的信息结构与主观表达研究》
2019 年10 月13 日于合肥
序
朱万曙
传友告诉我,因单位学科建设的需要,要将他撰写的论文结集为《徽学与明清文学论稿》出版,希望我能够写个序言。作为他的研究生导师以及曾经的同事,我似乎难以推却。
传友是我在安徽大学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1999 年秋季他们入学时,我正受命筹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并申报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于是筹建阶段,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又不敢花钱请人做事,便只有抓第一届研究生的差。现在我还清楚记得,他们推着借来的三轮车,一趟一趟的将原古籍所的书籍从教学大楼搬到徽学研究中心,可以说,徽学研究中心的资料室,最开始是他们用三轮车推起来的。今天的徽学研究中心已经很阔气了,大概没有人记得,在筹建和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过程中,传友那一届四个研究生也流了不少的汗水。正因为有徽学研究中心筹备和建设的背景,在确定硕士论文的选题时,我便让传友以《汪道昆商人传记研究》这一徽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相结合的选题作为论文题目。传友硕士毕业后,被录取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跟随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新的学术平台上,他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飞快的长进。博士毕业后,他进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工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因之又和我同事数载。
这个集子所收的22 篇论文,有的是在我指导或受我影响下撰写的, 有的是他写好初稿后发给我,让我提提意见;或者在见面时他和我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想法和研究思路。从内容看,这个集子的论文可分为三组：一是徽学与明清文学的交叉研究;二是辨伪、商榷和答辩之作,是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实证研究;三是对王彦泓文学史意义的揭示及相关文献研究。
我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工作七年,作为中心主任,我必须努力地熟悉徽学研究的各种资讯和资料,甚至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担当学术引领者的角色,以促进徽学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以我的总体观察,徽学至少在两个方面需要认真考虑。其一,徽学不是地方学,它是以徽州留存下来的大量的文书和典籍文献以及文物遗存为基础,以徽州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认识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如果不从这一高度来认识徽学, 徽学只会越做越小,越做越萎缩。如果徽学只是地方学,其学术意义和价值都要大打折扣。其二,徽学的发展和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但必须强调的是,传统的典籍文献特别是集部文献仍然非常重要。有新资料固然才有新学问,但不能只关注新资料而忘却已有的资料, 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是自设藩篱。其实,徽州遗留下来的大批集部文献中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要比徽州文书多得多。所以,从对文献的使用来说,徽州的文书和徽州的典籍文献特别是集部文献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全面,才会少留遗憾。实际上,大量存世的徽州集部文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只关注徽州文书,不关注徽州典籍文献, 徽学研究是难以走向深入的。我的这些想法在传友论文集第一组4篇论文中已得到部分反映和印证：汪道昆是徽州的名人,但他不仅仅属于徽州,他是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文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影响甚大,使徽州一度成为当时两个文学活动中心之一。徽商成为众多传记的主角是明清文学值得重视的现象,徽商传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今天心目中理想的徽商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徽商传记建构起来。我想,这样的学术成果既属于文学史研究,也可算得上徽学研究。当然,传友《视域的偏离和重合徽学与中国文学关系论略》对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第二组6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一定的争议。由于所依据的文献基础比较薄弱,而学者之间对文献的理解分歧又较大,《儒林外史》原貌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但从事《儒林外史》研究又必须直面这一问题,颇为棘手。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郑志良发现了宁楷《题辞》等新的文献, 《儒林外史》原貌问题再次成为《儒林外史》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作为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筹的负责人,我见证了彼此的争论和分歧。传友《原貌新探》《原貌再探兼答李鹏飞先生》写作的背景我都很熟悉。2017 年7月,在湖南怀化召开了《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刘勇强先生的主持下,传友与郑志良、李鹏飞、叶楚炎、井玉贵等人并排而坐,当面鼓,对面锣地各抒己见,展开争论,这被有的学者戏称为世纪大战,虽然大家的意见最终未能统一,但学术研讨的氛围很好。论文集收了几篇辨别袁枚著作真伪的文章, 我对袁枚没有作过专门研究,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当由相关专家来评判, 我注意到,王英志先生虽然并不赞同《随园集外诗》为伪书,在《袁枚全集新编》中将《随园集外诗》作为袁枚的作品收入,但对传友《关于真伪问题》一文的质疑处出校记说明,王先生这种宽广的胸襟、审慎的态度让人钦佩。
第三组12 篇文章都与传友的博士论文有关。传友《王彦泓诗论 兼及文学史研究的观念问题》曾叙及章培恒先生指导他论文选题时说的一段话,不妨转引于下：
假如论文能成功,即通过这个论文而引起大家对于王彦泓的注意,实际上是显示了我们现在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肯定的作家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东西肯定,真正我们自己发现的很少。从受外国人的影响有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文学史的书上所肯定的作家实际上都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肯定的那些作家,真正是自己发现的就是五四时候提倡新文化的人所发现的,一个是从李贽到袁宏道、晚明小品的一条线,另外一个就是戏曲小说。除此以外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不过我们翻新花样,杜甫原来说是忠君,现在说是人民诗人,换个标签而已。王彦泓是晚明精神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周作人、林语堂等虽然对晚明精神肯定,但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做工作的时间不多,从二十年代到抗战爆发。抗战爆发后大家没时间去搞这些东西,而且后来评价的标准也越来越功利主义,他们没有来得及发现的王彦泓等人就没有人管了。清代到乾隆后,文学思想上有个很大的反复,对李贽、晚明的一批人全部加以否定,所以原来在康熙时期评价还不错的王彦泓后来虽然有袁枚在那里大声疾呼,说他是明代最好的诗人,但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被重视。就是说在文学史上因为我们长期的评价还是受《四库提要》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应该提出的作家还是没有提出。另外,我们的评价标准还有许多和《四库提要》差不多,即不注重文学心灵上的作用,偏重文学所谓功利性的作用。如果你的论文能够成功就意味着在我们文学史上还有许多课题可以做。新的课题的注意并不是说所谓部长级的作家、局长级的作家都研究完了,我们开始研究处长级的,而是说以前的评价标准需要新的思考,等我们对评价标准有了新的想法以后也就有许多新的课题可以做,没有受到注意的我们可以发现应该注意的作家,已经受到注意的作家我们要看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对他做评价。
章培恒先生的这段话,从学术史和评价标准两个方面阐述了如何重新认识文学史的问题,说得很深刻。传友按照章先生的指点,对王彦泓及其创作做了深入的研究。不过我对王彦泓也没有任何研究,对集子所收与王彦泓相关的论文的评价,还是交由有研究或感兴趣的专家来评判吧。若能由此引发学者们对文学史评价标准的审视和深入思考,我想这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来说不无裨益。
我和传友结缘已逾二十年,见证了他的成长。这些年来,传友秉承着章培恒先生的治学精神,摒除浮躁,沉潜学海,不断有成果问世。该论文集所收论文的观点或可进一步讨论,有的论文的文献或需进一步充实,但让我欣喜的是,集中所收论文,都出之以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更没有一篇随声附和之作,每一篇都是他勤奋努力的果实、深入思考的结晶,无论是于徽学还是明清文学的研究,都自有其价值。我祝贺这部书的出版,也期待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慢慢来,长努力!
2019 年11 月26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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