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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部专集广泛探讨了康德伦理学的立论方式、康德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复兴，以及康德有关道德教育的方法论的思考；作者尤其深入讲解康德伦理学所包含的逻辑结构及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等内容：人是人自己造成的；真正的道德不是天地自然或神的赐予，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康德伦理学颠覆了东方数千年的传统，赋予独立的人以*的尊严；研究康德可以救治儒家伦理学主体意识和理性的缺失，从而回应当今诸多现实问题和时代精神的感召。
本书既有专论，也有句读，包含了作者数十年研究康德哲学和伦理学的一系列重要心得。一百年前，鲁迅先生以国民性批判相号召，其后新儒学对于如何继承传统也各有阐发；值此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邓晓芒先生标举新批判主义的治学理念，从康德伦理学获得启示，借以厘清中华传统文明中被遮蔽的人性的普遍需要，实在可说是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开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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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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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48），男，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出版专著四十余部，译著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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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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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书是笔者多年来有关康德伦理学的一个专题文集，其中前面三篇（占全书九分之一篇幅）是已收入别的文集中的文章，其余都是新写的和尚未收入任何文集中的文章。最后部分的论战文章并不一定直接关乎康德道德哲学，而是涉及研读康德哲学的方法问题，在讨论康德道德哲学时是很有意义的。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国内学术界都在思考，要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回顾我们这一百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到底有哪些进展。没有人否认这一个世纪中国人借助于后发优势和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国力上、军事力量上和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上的根本改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国人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到底有了哪些进步，在所谓的文化软实力方面有了怎样的改观，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仍然茫然无知，而且也不关心。当知识界普遍沉浸于国学热的暖风中不知今夕何夕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一百年来我们在思想上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鬼打墙似的回到了原地。今天甚至有人还建议我们不如归去，回到一度厉害了的大汉、大唐、大清，将那个时代的精神形态奉为我们今天的国策和舆情，使中国成为一个无脑的巨人。前不久凤凰卫视播放的甲午海战复盘的检讨，清晰地说明了当年我天朝大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看不见的软实力不如人，它使得我们在看得见的硬实力方面，表面上十分强大，实际上处处逊人一筹，只要一交手，就败下阵来。其实我认为，战争的惨败并不完全是坏事，它极大地震醒了国人，要从我们自己几千年来所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上找原因。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最根本的就是要复兴我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维能力和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如汉唐佛教所证明的），虚心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然而，五四以来向西方学习，遇到的最大阻碍并不是知识论上的，而是道德伦理上的。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的科技已经全盘接受，但在道德方面则要么失明，要么抵制，要么两者兼有，却没有兴趣去深入理解。我们满足于传统道德几千年来在给予当时的中国人以精神支撑方面所起过的作用，却闭眼不看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传统道德在其早年幼稚阶段还处于潜伏状态并被其现实的有效性所掩盖着的那种心性中的伪善结构，在时代条件发生彻底改变的今天，已经以赤裸裸的方式从隐秘的潜规则中走出来，一跃而成为了大行于世的明规则。不再幼稚的现代人，明确意识到阉然媚于世的乡愿作风正是我们今天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所不得不学到手的秘诀，古之直人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开的笑话。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在外在的辉煌上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总结出惊人的数字，但在内在的精神方面却乏善可陈，甚至日益感到危机。
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要走出中国人道德上的困局，只需把我们几千年的老古董重新搬出来加以强调，就可以恢复昔日的光辉。这种想法，就连当年的慈禧太后都不如，她到后来都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强，学习西方不能停留在器物层面，而必须从观念和制度方面来一场改革。只是她觉悟得太迟，时间已不允许她进行这种不能立竿见影的改革。而在今天，我们有了比当年充裕得多的时间，却又陷入到某种自欺欺人的自恋中，好了伤疤忘了痛。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几经起伏，仍然停留在对传统文化到底如何评价的怪圈之中，始终转不出来。如何走出这一怪圈，是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而在我看来，这就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的内在深层结构，不但从制度深入到体制的运作，而且要从体制的运作深入到后面的道德原则，从道德原则深入到后面的人性观和世界观，将西方文化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察。只有基于这个前提，才能谈得上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寻求我们走出道德困境的出路。
本文集所选入的论文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把西方伦理学最重要的代表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剖析，从原理到体系，从概念分析到文本句读，从阅读态度到现实意义，都有相应的文章加以展示，其中凝聚了本人数十年研究康德哲学和伦理学的一系列重要心得。在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所有的论述或明或暗都是建立在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系统比较的基础上的，因而实际上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按照我的新批判主义原则，我的一切学术研究都是出于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呼唤，致力于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来解剖中国文化中那些未经考察而盲目接受的教条，以清除它们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造成的障碍，从而恢复它们后面被遮蔽了的人性的普遍需要。这种人性的需要是无论中西、凡人类都必然具有的。由于有这一普遍人性的基础，中西文化才有可能经过碰撞而最终达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互借鉴和融合。
感谢文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本书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出来，恰逢其时。
邓晓芒
2019年9月25日于喻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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