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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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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剧增，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可谓是超高速发展。但是，受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发展速度问题、产业结构性问题等方面的情况变化，使发展方向令人关注。对此，中央提出解决之策：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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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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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多年从事经济理论课教学，并致力于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经济战略方面的专题研究，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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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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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式的必然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节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历程的回顾
第二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结构现代化
第三节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式的原因
第四节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章小结
第二章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认识
第一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和内涵
第二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第三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意义和内部协同
第四节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本章小结
第三章对供给结构及其效率的深入探讨
第一节对供给结构的界定
第二节对效率和结构效率的理解
第三节现阶段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本章小结
第四章产业结构演进及其效率分析
第一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关系
第二节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节中国三次产业效率结构分析
本章小结
第五章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效率
第一节企业产权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第二节企业产权多元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节企业产权结构的效率分析
本章小结
第六章老龄少子化对提升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
第一节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第二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节老龄少子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章小结
第七章人力资本的空间结构效率
第一节中国人力资本的空间结构
第二节对人力资本空间结构效率的测算
本章小结
第八章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结构
第一节中国碳排放的空间结构
第二节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
第三节实现低碳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19522017年中国GDP、人均GDP及其增长率
附录二19522017年中国按支出法核算的GDP构成
附录三19522017年中国支出法GDP的结构
附录四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分类、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
对照表
附录五19522017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
附录六19922015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分解
附录七19982014年中国不同产权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相关数据
附录八19522017年中国人口规模及增长率
附录九19522017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附录十19602017年世界不同收入组国家和亚洲典型国家
城镇化率
附录十一19852016年中国28个省份的名义人力资本存量
附录十二19852016年中国28个省份的名义人力资本存量结构
附录十三19922016年中国28个省份的人力资本产出比
附录十四1992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
附录十五20132016年中国28个省份的年均碳排放量测算
结果
书中所用符号及释义
前言201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共和国70年的发展和建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70年中，中国经济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自力更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面貌，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深化，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平稳增长，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跃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国内和国际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以及适应自身情况的变化，确保中国能够顺利越过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央提出了解决之策在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201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共和国70年的发展和建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70年中，中国经济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自力更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面貌，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深化，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平稳增长，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跃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国内和国际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以及适应自身情况的变化，确保中国能够顺利越过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央提出了解决之策在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至2017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4倍，相当于年均增长率为96%。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可谓是超高速的，
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有力领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成功的渐近式改革和开放合理有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包括三次产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需求结构和城市化水平都在不断演进和完善。这些结构性变化是自身发展的客观表现。但与发达国家的同期情况相比，这些结构性变化仍显不足。同时，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致力于稳定国内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不断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由于量化宽松是一把双刃剑，在开放经济体系的传导作用下，实际上是加大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在国内经济面临总供给和总需求双侧结构性减速的情况下，还要面对外部风险的挑战。为此，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发展动力的结构性转换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减速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是同一性关系：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结果，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和途径。要实现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六大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效率；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经济稳定性；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协调主体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是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核心动力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发展经验，选取5个一级指标和65个具体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未来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和完善金融、财政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和财政的协调；转向高质量内生发展路径；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何为供给结构，学界尚没有标准界定。佩卢（FPerroux）认为，经济结构是表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基于供给是指供给者的供给能力，将供给结构分为产权结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空间）。又从集合角度理解效率，将效率分为静态效率、动态效率和结构效率。其中，静态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效率多为制度变迁带来的效率；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可以再进一步相应分为微观（宏观）静态效率和微观（宏观）动态效率。结构效率则是考虑经济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结构效率时，对单要素结构效率进行分析的指标一般包括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对结构效率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偏离份额法和函数分解法。
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中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不协调以及自主创新的条件和动力不足，根源在于渐进向市场经济转型、激励机制行政化和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经济平稳增长。
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不断演进，而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力和结果是经济效率的变动。
1952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一二三转变为三二一。起先，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最大，但随着第二产业驱动力下降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结构转变的原因和结果在于产业内部生产要素配置和效率的变动。19522016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最低；1992年之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三次产业的资本效率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一产业在2004年之前的资本效率则是递增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产业效率也具有影响。具体而言，1992201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存在结构红利（即通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提高经济效率的潜力），且通过国际比较可见，这种结构红利仍然存在。资本在三次产业间整体上是结构负利的。通过C-D生产函数测算的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为正值，第一产业平均增长率最高，第三产业次之，最低的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TFP值在2004年前波动较大，2004年之后变得平稳；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08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19922006年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出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是TFP，第三产业则以资本驱动为主。20072016年三次产业均以资本驱动为主。
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带动了资本驱动方式从第二产业不断扩散到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并最终导致了三次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资本深化带动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TFP的提高，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要素配置效应。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发展。以工业企业为例，其产权的数量结构、总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已经由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私营企业为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是最大的，对经济的平稳增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虽然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私营企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从结构效率的变化情况看，通过对不同类型产权企业的TFP的测算和分解发现，工业企业经济效率提升来源于规模变化，而非纯技术变化。通过非参数的分解可以看出，三种代表性产权结构中均无纯技术改进存在。这表明，创新驱动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自发机制。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总量上看，2000年之前是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婴儿潮），分别是19521957年、19621976年和19861990年，这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对应的出生率分别为3297、3914和2333，都是非常高的。2000年之后，人口增速放缓。以2017年年末人口计算，中国的人口总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54 167万人增加到139 008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城乡人口结构转换较慢，年龄结构的老龄少子化趋势不断增强。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借助索洛模型的扩展可以看出，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叠加与人均产出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通过对19922017年中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到目前为止不存在自发机制使老龄少子化可以倒逼经济效率提高。为此，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同时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中国的人力资本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是人力资本最为富集的地区，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人力资本相对占比较小。19922016年，各地区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对人力资本效率的空间比较可见，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人力资本效率最低，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效率最高。分阶段考察结果表明，20022007年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都是正值，而19922001年多数年份其产出弹性为负值。19922016年各省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数值相差较大，表明未来在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应注意平衡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
由于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的使用和消耗，因此我们首先从能源消费的角度分析各省能源使用的总量和效率。从总量上看，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快速增长，次贷危机之后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也相应如此。这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有关。通过对中国与美、日、韩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能源消费效率还有提高的潜力。
从各省碳排放量结构看，比重并不均衡，经济发达省份的碳排放比重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碳排放比重高，排放量大的原因正是因为碳排放效率低导致的。因此，建议未来碳减排的重点在于提高碳排放效率，碳减排的路径长期在于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短期在于建立碳减排交易机制。
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仍是不均衡的状态，空间结构存在差异，结构动力处于转换阶段，新动力的自发机制尚未形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依靠制度创新来创造新动力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仍需深化改革，同时要转变思想，才能从原来的旧机制状态转换到新的增长轨道上来。
本书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JL101）《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年出版基金资助。
衷心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张连城教授、郎丽华教授、杨春学教授和祝合良教授的指导及帮助。本书在写作期间，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刘霞辉研究员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对诸位专家学者前辈们深厚的学术造诣深表敬佩，对各位前辈的无私帮助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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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共和国70年的发展和建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70年中，中国经济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自力更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面貌，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深化，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平稳增长，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跃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国内和国际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以及适应自身情况的变化，确保中国能够顺利越过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央提出了解决之策在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至2017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4倍，相当于年均增长率为96%。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可谓是超高速的，
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有力领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成功的渐近式改革和开放合理有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包括三次产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需求结构和城市化水平都在不断演进和完善。这些结构性变化是自身发展的客观表现。但与发达国家的同期情况相比，这些结构性变化仍显不足。同时，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致力于稳定国内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不断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由于量化宽松是一把双刃剑，在开放经济体系的传导作用下，实际上是加大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在国内经济面临总供给和总需求双侧结构性减速的情况下，还要面对外部风险的挑战。为此，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发展动力的结构性转换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减速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是同一性关系：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结果，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和途径。要实现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六大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效率；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经济稳定性；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协调主体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是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核心动力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发展经验，选取5个一级指标和65个具体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未来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和完善金融、财政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和财政的协调；转向高质量内生发展路径；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何为供给结构，学界尚没有标准界定。佩卢（FPerroux）认为，经济结构是表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基于供给是指供给者的供给能力，将供给结构分为产权结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空间）。又从集合角度理解效率，将效率分为静态效率、动态效率和结构效率。其中，静态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效率多为制度变迁带来的效率；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可以再进一步相应分为微观（宏观）静态效率和微观（宏观）动态效率。结构效率则是考虑经济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结构效率时，对单要素结构效率进行分析的指标一般包括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对结构效率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偏离份额法和函数分解法。
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中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不协调以及自主创新的条件和动力不足，根源在于渐进向市场经济转型、激励机制行政化和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经济平稳增长。
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不断演进，而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力和结果是经济效率的变动。
1952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一二三转变为三二一。起先，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最大，但随着第二产业驱动力下降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结构转变的原因和结果在于产业内部生产要素配置和效率的变动。19522016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最低；1992年之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三次产业的资本效率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一产业在2004年之前的资本效率则是递增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产业效率也具有影响。具体而言，1992201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存在结构红利（即通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提高经济效率的潜力），且通过国际比较可见，这种结构红利仍然存在。资本在三次产业间整体上是结构负利的。通过C-D生产函数测算的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为正值，第一产业平均增长率最高，第三产业次之，最低的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TFP值在2004年前波动较大，2004年之后变得平稳；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08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19922006年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出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是TFP，第三产业则以资本驱动为主。20072016年三次产业均以资本驱动为主。
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带动了资本驱动方式从第二产业不断扩散到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并最终导致了三次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资本深化带动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TFP的提高，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要素配置效应。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发展。以工业企业为例，其产权的数量结构、总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已经由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私营企业为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是最大的，对经济的平稳增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虽然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私营企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从结构效率的变化情况看，通过对不同类型产权企业的TFP的测算和分解发现，工业企业经济效率提升来源于规模变化，而非纯技术变化。通过非参数的分解可以看出，三种代表性产权结构中均无纯技术改进存在。这表明，创新驱动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自发机制。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总量上看，2000年之前是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婴儿潮），分别是19521957年、19621976年和19861990年，这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对应的出生率分别为3297、3914和2333，都是非常高的。2000年之后，人口增速放缓。以2017年年末人口计算，中国的人口总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54 167万人增加到139 008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城乡人口结构转换较慢，年龄结构的老龄少子化趋势不断增强。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借助索洛模型的扩展可以看出，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叠加与人均产出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通过对19922017年中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到目前为止不存在自发机制使老龄少子化可以倒逼经济效率提高。为此，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同时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中国的人力资本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是人力资本最为富集的地区，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人力资本相对占比较小。19922016年，各地区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对人力资本效率的空间比较可见，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人力资本效率最低，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效率最高。分阶段考察结果表明，20022007年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都是正值，而19922001年多数年份其产出弹性为负值。19922016年各省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数值相差较大，表明未来在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应注意平衡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
由于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的使用和消耗，因此我们首先从能源消费的角度分析各省能源使用的总量和效率。从总量上看，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快速增长，次贷危机之后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也相应如此。这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有关。通过对中国与美、日、韩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能源消费效率还有提高的潜力。
从各省碳排放量结构看，比重并不均衡，经济发达省份的碳排放比重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碳排放比重高，排放量大的原因正是因为碳排放效率低导致的。因此，建议未来碳减排的重点在于提高碳排放效率，碳减排的路径长期在于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短期在于建立碳减排交易机制。
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仍是不均衡的状态，空间结构存在差异，结构动力处于转换阶段，新动力的自发机制尚未形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依靠制度创新来创造新动力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仍需深化改革，同时要转变思想，才能从原来的旧机制状态转换到新的增长轨道上来。
本书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JL101）《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年出版基金资助。
衷心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张连城教授、郎丽华教授、杨春学教授和祝合良教授的指导及帮助。本书在写作期间，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刘霞辉研究员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对诸位专家学者前辈们深厚的学术造诣深表敬佩，对各位前辈的无私帮助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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