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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踏遍法国多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年代久远的珍贵文献，梳理辨真，条分缕析，还原了罗曼罗兰与盛成、敬隐渔、梁宗岱、李又然、阎宗临、汪德耀、傅雷、高长虹、张昊这九位中国青年的交往细节，让这段世所罕见的世界文学史佳话长留这部不厌求真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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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罗曼罗兰（1866－1944）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巨匠，一位毕生追求和平与光明的人文主义者，中国读者*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他十分关注东方文明，尤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正在经历的巨变。对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格外热情和关心，从1920年开始交往，有信必复，拨冗晤面，激励和引导他们的志向，具体指点写作和翻译，慷慨地满足紧急的经济求援，前后持续了二十年，直至二战才中断。可是，这段美好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因为历史风云变幻，一直鲜见记载，随着时间推移，几近被人遗忘。
本书作者刘志侠久居法国，近年踏遍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等地方，寻找年代久远的日记、书信、照片、印刷品等珍贵文献，梳理辨真，条分缕析，还原了罗曼罗兰与盛成、敬隐渔、梁宗岱、李又然、阎宗临、汪德耀、傅雷、高长虹、张昊九位中国青年的交往细节，叙述了他们之间互动的影响，将这个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仅见的佳话，长留在这本不厌求真的著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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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志侠
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曾在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进修，现居巴黎。作品在海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已出版多种汉语和双语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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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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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盛成（Cheng Tcheng）
1920年 同志和老兄
1926年 《和平中国》
1927年 瑞士夏令讲习班
1928年 《我的母亲》
1930年 回国以后
二 敬隐渔（Jean-Baptiste Kin Yn Yu）
1924年 从上海到里昂
1926年 黄金一年
1928年 巴黎陷阱
1929年 里昂地狱
1930年 罗曼罗兰的痛苦
三 梁宗岱（Liang Tsong Ta）
1926年 邂逅瓦莱里
1927年 从普雷沃到罗曼罗兰
1929年 第一次见面
1930年 《法译陶潜诗选》
1931年 第二次见面
四 李家齐（李又然，Li Chia Tsi）
1928年 里昂一年
1929年 爱在比利时
1931年 饥饿巴黎
1933年 永远的思念
附录：与梁宗岱的无形交往
五 阎宗临（Yian Tsouan Lin）
1925年 勤工三年
1929年 会见罗曼罗兰
附录：曾勉（Thomas Tseng Mien）
六 汪德耀（Ouang Te Yio）
1929年 疗养院书信
1930年 两次见面
1930年 谢冰莹《从军日记》
1931年 罗曼罗兰的呼吁
七 傅怒安（傅雷，Fou Nou En）
1928年 从普瓦蒂埃到巴黎青年之家
1929年 比利时和瑞士之行
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
1931年 意大利的荣耀
1934年 《托尔斯泰传》代序
1936年 《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
附录：《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疑难表
八 高长虹（Tchang Hung，Changhung）
1931年 柏林德友
1933年 巴黎《世界》
1935年 日内瓦《东西文化》
1936年 致罗曼罗兰三封信
1937年 《欧洲》余音
九 张昊（Chang Hao）
1937年 上海来信
1940年 战火中书信
后记
致谢
主要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说明
前言前 言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初，启蒙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方面，引进多如繁星的外国作家，其中不少是当代名家。但是没有一位能像罗曼罗兰那样，生前身后在中国得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尊敬与热爱。
罗 曼罗 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 1915 年 获 得 诺 贝尔文学奖，作品迅速被译介到世界各地，包括远东的日本和印度，可是中国缺乏法文译者，在差不多十年时间内，他在中国寂寂无闻。直到 1924年 6 月，才出现一位青年译者敬隐渔，从上海给他写信，回信在 8 月到达，敬隐渔译为中文，次年一月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发表。
此信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有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在世作家写信给中国青年作者，对中国精神怀有深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对素昧生平的敬隐渔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爱。虽然还没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万千读者却一下子被他征服。前 言
瑞士，沃州，维尔勒夫镇，奥尔加别墅，罗曼罗兰先生（M Romain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这是中国留学生写信给罗曼罗兰使用的地址。本书将打开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寄到莱蒙湖畔奥尔加别墅的书简，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找出相关的记载，探查信前和信后的来龙去脉，这一切，只为唤醒一段因为时代风云被人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初，启蒙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方面，引进多如繁星的外国作家，其中不少是当代名家。但是没有一位能像罗曼罗兰那样，生前身后在中国得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尊敬与热爱。
罗 曼罗 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 1915 年 获 得 诺 贝尔文学奖，作品迅速被译介到世界各地，包括远东的日本和印度，可是中国缺乏法文译者，在差不多十年时间内，他在中国寂寂无闻。直到 1924年 6 月，才出现一位青年译者敬隐渔，从上海给他写信，回信在 8 月到达，敬隐渔译为中文，次年一月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发表。
此信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有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在世作家写信给中国青年作者，对中国精神怀有深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对素昧生平的敬隐渔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爱。虽然还没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万千读者却一下子被他征服。
1926 年 1 月起，《小说月报》连续三个月刊登了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开头部分。这部小说宣扬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像一股强劲的清新空气，吹进尚未完全走出革命风暴的混沌中国，终生奋斗不懈的主人公及其作者成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偶像。从这一年开始，罗曼罗兰的诞辰成了中国文坛的盛事： 1926 年， 1936 年， 1946 年，中间还经历了 1944 年逝世纪念和 1954 年逝世十年祭，每次都有刊物出版专号，著名作家纷纷为文。罗曼罗兰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他的人格及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深远而长久。
1925 年敬隐渔前往法国留学，罗曼罗兰不仅兑现许下的诺言，给予各方面指导和慷慨的金钱资助，而且努力把他引进法国文坛。他们的友好来往很快流传开来，首先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继而传回中国，一些青年人追随他的步履，写信给罗曼罗兰。
本来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佳话，值得史家大书特书。但是罗曼罗兰做了好事从不张扬，日记里也不备忘，而中国留学生由于时代原因，没有留下多少相关的回忆文字，因此外人对其中细节无从知晓，不清楚多少人通信，不知道名字，更不要说书信内容了。勉强为文谈论，只能重复流传已久的少量事实，或者坠入向壁虚造的陷阱。
这样的死结，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通过发掘文献来解开。刚好罗曼罗兰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细心保存所有笔记、来往信件、书籍和印刷品，巨细无遗，点滴不漏。去世前已经开始亲手整理自己的日记，又把一些文件结成专题档案。他在 1944 年去世，留下一个庞大的文献库。想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只须到里面寻找答案。
然而历史没有一条道路是笔直的。罗曼罗兰去世前不久，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世后不到一年，中国开始内战，接着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外国作家不再被重视。罗曼罗兰凭着过去的苏联之友名声，侥幸逃过，作品得以继续再版重印。但到了最后，评论界开始责难他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出版社停止重印，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没有心思去重提这段文坛佳话，更不要说去法国寻根究底了。
中国人不做，法国人呢？他们做，但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大师 1944年去世，没有子嗣，根据法国法律，唯一继承人是他的夫人玛丽罗兰（Marie Rolland， 18951985）。玛丽原姓屈维利埃（Cuvillier），一位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父亲是俄国军官，母亲是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她因为从莫斯科写诗给大师而认识，而了解，最后在 1934 年结成夫妻，成为大师的秘书和得力助手。大师去世后，她按照遗愿，忠心耿耿保管全部档案。除了在 1950 年代把整理好的日记送给国家图书馆，书信、手稿等全部留在身边。她以性格硬朗、心直口快出名，凡事亲力亲为。由于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复杂，必须请人协助，但个人财力有限，多数工作依靠年轻的自愿者，流动性很大。她不拒绝向研究者打开档案，但文献未经整理，以一人之力从中搜索，不啻海底捞针。加上资料存放在个人住宅，空间有限，令查阅困难重重。这一切，限制了整理的进度。尽管如此，经过四十年从未间断的努力，她独自一人或与其他学者合作整理的日记和书信集超过三十种，其中二十七种以《罗曼罗兰丛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为总名，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刊行。
在这些文集中，与中国留学生的通信只出现过一次。 1966 年，为了纪念罗曼罗兰百岁诞辰，玛丽罗兰从他一生所写的浩海般书函中挑选了二百零八封信，编成丛刊第十七集，取名《一张完美的脸孔》（Un beau visage tous sens）。其中选入 1924 年 7 月第一次写给敬隐渔的回信，然而抄录时出错，把 Kin Yn Yu 写成 Kin Yu Yu，由此可知，玛丽罗兰身边没有中文助手。当时的中法教育和文化交流处于低潮，汉语不是大学的热门外语，只有三数间设立课程，毕业生都被外交部捷足先登。自费的中国留学生从香港和台湾来，人数很少，法国人要找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和汉语的青年人十分困难。因此，罗曼罗兰夫人迟迟未能动手整理中国留学生的书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型文献的整理工作有缓急之分，无法全面铺开，与罗曼罗兰通信的历史人物很多，他们是优先处理的对象。
物换星移，转眼到了 1977 年，玛丽罗兰进入八十二岁耄耋之年，文丛已出版至第二十六集。就在此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一条消息，中国改革开放，有人开始研究罗曼罗兰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传递消息者是巴黎大学第八校汉语教授鲁阿夫人（Michelle Loi， 19262002），她是鲁迅研究专家，正在领导一个小组，打算翻译及出版鲁迅全集的法文版，为此多次往返中法之间，与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很熟络。这一年，有一篇文章引起她的注意，标题是《谈〈阿 Q 正传〉的法文译本》，刊载在 1977 年 6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学报》，介绍了敬隐渔法译《阿 Q 正传》和他转达的罗曼罗兰对这本书的评语，鲁阿夫人研究鲁迅，却对敬隐渔的名字及其翻译一无所知，回法后告诉罗曼罗兰夫人和《欧洲》月刊编辑部，他们都很感兴趣，于是写信联系文章的作者。
作者戈宝权（19132000）是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者，他是一位有名的俄文翻译家，后期转向外国文学研究。当时的文学界刚度过一个非常时期，仍然沿着多年的老路而行。鲁迅研究是一条不会迷失的大路，很多人都借用来进行研究。戈宝权比其他人起步得更早，从1976 年起便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然后由此发展为研究鲁迅作品在世界传播及影响的专家。由于有过注释经验，特别重视搜集第一手资料，介绍《阿 Q 正传》法文译本的文章就包含前所未知的新资料。鲁阿夫人很快便把文章介绍到法国，在《欧洲》月刊 1982 年 1 月号发表了长文《罗曼罗兰与中国人 罗曼罗兰与鲁迅》（Roman Rolland et les Chinois Roman Rolland et Luxun）。通过鲁阿夫人，戈宝权认识了玛丽罗兰，一条崭新的大道在他面前打开了，以后可以通过她们获得珍贵的法国文献。当时，他仍然以鲁迅为核心，目标局限于敬隐渔，没有旁及其他中国留学生。
就在这时候， 1981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另一位学者罗大冈（1909 － 1998），接到法国政府的官方邀请，前来访问及讲学。他到巴黎要见的第一位法国人就是玛丽罗兰，并非因为他本人是中国研究罗曼罗兰的权威，生命中活力最旺盛的二三十年时间全花在这件工作上，而是他急于把一本旧书送还给玛丽罗兰。这本书题名《战斗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s）， 1935 年出版时仅印七十一册，其中十册为非卖品。 1950 年代末，罗大冈需要这本书作参考，遍寻不获，最后找到玛丽罗兰，借到她手中仅存的一册。用后归还，至 1960 年代初再次借阅，还未来得及寄还，便遇到历史大风浪，于是这本书便羁留在罗大冈家里，东躲西藏了十多年。现在物归原主，两人都心情激动，开始了一场长谈。
罗大冈把预备好的问题提出来，玛丽罗兰逐一作了回答，到了最后，她突然提出一个建议，请罗大冈整理中国留学生的书信，写一篇导言，结成集子，编入文丛出版。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罗大冈的反应却是我对于这个建议不感兴趣（罗大冈《三访罗曼罗兰夫人》）。这句话和他说过的话自相矛盾，我向罗兰夫人提出的另一问题是罗曼罗兰关于中国的言论，以及他写给中国人的信。我希望能在罗曼罗兰档案中，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要寻找答案，还须认识罗大冈的个性和回顾他的过去。
他在《巧遇艾吕雅》一文中说过，我从小胆怯，不敢去惊动有名人物，生怕碰钉子或遭冷遇。我在里昂居住时，当时罗曼罗兰住在日内瓦附近，我坐长途汽车去他家一个半小时可以到达，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拜访罗曼罗兰。杨哲、宋敏在《罗大冈传》提到另一件同类的事， 1938 年，他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题目是《论白居易诗歌的双重灵感》（La Double inspiration du pote Po Kiu-yi）。诗人保尔福尔（Paul Fort, 1872－1960）看到，在激赏之余，邀请他见面。他却怯于福尔的文名，因为这是一位在 1912 年获得报刊加冕的诗人王子（Prince des potes），他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只是托人把自己的法文诗带给他作为感谢。这种不愿与名人见面的情意结，令他不容易认同中国留学生主动靠近罗曼罗兰的举动，所以他只想看罗曼罗兰本人写的信，对中国留学生的信不感兴趣。不过，这种单向选择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的事实显示他改变了看法，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国留学生和罗曼罗兰的交往。
出于礼貌，他当场没有直接推辞，婉转回答等看到信件再决定。不料玛丽罗兰说已经准备妥当，就等他来开始工作。尽管访问日程很紧密，罗大冈也只好同意过一个星期回头再来。到了约好日子，信件远未如他所想那样准备好，拿出来的文件夹有十多本，可是每本只夹着两封或两三封中国人来信，他最感兴趣的敬隐渔信件，不见踪影。据他计算，总数至多二十来封，不足以编辑成集。信件如此分散，可见尚未真正整理过。在这些信中，罗大冈只认出梁宗岱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之前，鲁阿夫人也看过一些文件夹，在《欧洲》月刊的文章中提及其他两位
中国留学生的名字：阎宗临和盛成，又特别说明，尚未发现傅雷的信件。
罗大冈的来访和与戈宝权的通信，促使玛丽罗兰开始整理中国留学生资料。罗大冈离开巴黎不到三个星期，便接到她寄来两份文件，都与敬隐渔有关。一份是罗曼罗兰写给《欧洲》月刊外国文学编辑巴泽尔杰特的信，推荐敬隐渔翻译的《阿 Q 正传》；另一份是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会长（相当于校董会主席）雷宾（Jean Lepine， 1876 － 1967） 1929 年 12 月 30日致罗曼罗兰信，关于敬隐渔病情经过。同样的文件也寄给了戈宝权，他们两人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谈到这些信件。
自此之后，罗大冈忙于其他写作，再没有文章论及中国留学生的书信，这个工作由戈宝权继续下去。他和法国方面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到了 1986 年，他在《罗曼罗兰和中国》（载《法国研究》， 1986 年第 6 期）中说，最近数年收到玛丽罗兰寄来敬隐渔三十七封信，另外还有傅雷的七封信。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已经从鲁迅扩大到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书信的研究不再限于敬隐渔。他根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认为在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初，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的，还有盛成、徐仲年、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傅雷等人，跟着这条线索走下去，距离揭开这页新文学历史的真面目不远了。
有了法国文献这支生力军支持，戈宝权在 1991 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谈有关敬隐渔翻译〈阿 Q 正传〉的新史料》，引述了十多封敬隐渔致罗曼罗兰信，首次披露了很多新细节，给人一个感觉，其他留学生的信件已经呼之欲出。然而，戈宝权却在这篇文章之后停笔了，因为他的健康在 1992 年突然转坏，再也不能写作，真是天意弄人。戈宝权读大学时曾选修法文， 1935 年起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驻苏联三年，转行俄文。当他接到这批法国资料时，只能请科学院研究法国文学的同事代为翻译。这个做法可以解决一时难题，毕竟不能随心所欲，既拖慢了进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他在 2000 年去世，手中的法国文献下落不明。
法国方面也发生类似的变化，而且来得更早。首先是玛丽罗兰在1985 年去世，由于没有继承人，所有文献归国家所有。根据传统，分散存放到不同的图书馆。进入 1990 年代，鲁阿夫人退休，放弃了毕生从事的推广鲁迅作品的工作，代以文学写作，生前最后两部作品都是历史小说，与中国无关。她在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最后两篇研究文章，一篇是 1994 年的《关于敬隐渔名字的来源》，据一些知情人所说，她当时热衷研究家族系谱学，如是事实，很可能影响了这篇姓名考证文章；另一篇是 1996 年致编辑部的长信，发表时冠题《促进鲁迅研究，传播鲁迅道德的真理》，附有四封来自罗曼罗兰档案的信件，都不是新发现，很早便寄给戈宝权，部分已有中译。鲁阿夫人在 2002 年去世。
写信者在书中的排列顺序按第一封信的写作日期，章节标题所附外文姓名是他们在信件中的署名，全部九人：
盛成， Cheng Tcheng，通信时期： 1920 － 1931
致罗曼罗兰信（32），电报（1）；罗曼罗兰复信（7），日记（4）；瑞士团体活动会面（1）
敬隐渔， Jean-Baptiste Kin Yn Yu，通信时期： 1924 － 1930
致罗曼罗兰信（44）；罗曼罗兰复信（1），日记（8）；其他信件（10）；奥尔加别墅会面（2）
梁宗岱， Liang Tsong-Ta，通信时期： 1929 － 1930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日记（4），奥尔加别墅会面（2）
李家齐（李又然）， Li Tsia Tsi，通信时期： 1929 － 1937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日记（1）
阎宗临， Yian Tsong Lin，通信时期： 1929
致罗曼罗兰信（3）；罗曼罗兰日记（2）；奥尔加别墅会面，与曾勉同行（1）
汪德耀， Ouang Te Yio，通信时期： 1929 － 1931
致罗曼罗兰信（20），电报（1）；罗曼罗兰日记（5）；其他信件（4），奥尔加别墅会面，第二次与冈碧叶小姐同行（2）
傅怒安（傅雷）， Fu Nou An，通信时期： 1934 － 1936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复信（2），玛丽罗兰复信（1），日记（3）
长虹（高长虹）， Tchang Hung， ChangHung，通信时期： 1936
致罗曼罗兰信（3）
张昊， Chang Hao，通信时期： 1937 － 1940
致罗曼罗兰信（2）；罗曼罗兰复信（1）
书中引用的手稿资料，版权属于收藏持有者所有。如须转引，务请注明出处。
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希望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为这个重要的新文学史课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基础，填补这段不应再存在的历史空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刘志侠 识于巴黎
后 记
这是一本时光隧道的书，成书的过程是一次返回过去的旅行。在明暗参差的时光和空间里，有一个罗曼 罗兰和他的中国留学生的世界，就在巴黎市中心，在古老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在那座十九世纪建成的仿如贵族府第的大楼，在手稿部，在罗曼 罗兰专藏。
罗曼 罗兰和中国留学生仍然住在里面，在他们留下的书信和文件中活着，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每次打开档案，进入他们的世界，就完全忘记熙攘吵闹的尘世，只听到他们说不完的交谈，坦白的对答，以至争论、辩驳。那里有节日的欢乐，也有生命的痛苦，但一切那么真诚，充满友爱和朝气，跟随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所有人都向往光明的未来，相信歌唱的明天。
认识了这个世界后，产生了一个抑制不住的愿望，与未能亲临其境的朋友分享。一年多时间酝酿，两年多时间深入探索和撰写，工作并不容易，却是一种难得的运气。
这本书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罗曼 罗兰和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友好交往缔造了一个世界文坛的千秋佳话。罗曼 罗兰和他的夫人玛丽把中国留学生的书信、照片、文件，连同信封完整保存下来，这段美好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才没有湮没。
还要感谢热爱文化的法兰西民族。这几年到过好些法国图书馆和档案馆，发现中国人失去的近代历史，往往能够在这个国家重新发现。他们收藏的中国出版物、书信、手稿，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令人惊奇。本书写作所需的文献，主要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斯特拉斯堡大学图书馆手稿部、天主教耶稣会档案馆、路易 拉卢瓦家属收藏等机构。法国人尽心尽力收藏和守卫这些旧纸张和老照片，并非因为这是中国文献，而是视之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世界历史进程的见证。笔者所往之处，都得到热情、专业与细心的接待，没有一处空手而还。
十多年前写书，桌上地下堆满参考书，这一回大部分已经化作电子书，放进电脑。查看统计数字，文件多达一万六千多个，到现在仍在增加，占用几百亿字节的磁盘贮存，打印成书，当数以百册计。然而，现代电子科技不是万能，碰上手稿就无用武之地，这些年代久远的旧纸张珍贵无比，被图书馆视为镇山之宝。虽然向公众开放，却不愿意被人随意剽窃，读者非要像虔诚的朝圣者那样，亲自上门查阅不可，有时还得填写申请表，花费一番唇舌解释理由。就算手稿来到眼前，大多数还要一字一字辨认，一笔一笔抄录下来。
同一个城市还好，只须多跑几趟就能解决，像本书的罗曼 罗兰中国书信和日记，就是每周两次，前后两三个月时间才抄录完毕。如果城市不同，问题变得复杂。开写不久发现，敬隐渔在里昂和瑞士留下一些文件，非去这两个地方寻找不可。但是很幸运，刚好结识了《敬隐渔传》作者张英伦，见面时谈起这件事，他立即把自己收藏的资料拿出来送给笔者。须知他循着敬隐渔的生活路线，跑遍中国、法国和瑞士，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全书写作，丰富的文献来自辛勤的劳动，他的慷慨举动显示了一种尊重文化和历史的学者风度。
写作后期再出现同样的情况，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汪德耀一批捐赠，其中有留学法国时期的图片和手稿。原先计划回国一趟，诗人何家炜（这次为本书主持编辑工作）和厦大外语系沈澍老师知道后，代为联系有关部门，结果不必风尘万里，安坐荧光屏前，看着这些不可或缺的资料，经由海底电缆源源送到。几年前李兰颂也是这样送来李又然家书，这次又主动提供刚编好的三卷本李又然文集原稿。
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梁宗岱纪念室陈红霞，寄来该馆新发现的罗曼 罗兰致梁宗岱一封信的残件影印，那是逃过万劫的文献，特别珍贵。台湾屏东大学音乐系连宪升老师素未谋面，仅仅一封电邮，就寄来他参与写作《张昊浮云一样的游子》时收集到的罕见文献，一封罗曼 罗兰致张昊信函的复印件，补足了这部分的书信档案。
现在全书完成，罗曼 罗兰和中国留学生的世界将活在这本书里，不再消失，不再被遗忘。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记于解封前巴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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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瑞士，沃州，维尔勒夫镇，奥尔加别墅，罗曼罗兰先生（M Romain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这是中国留学生写信给罗曼罗兰使用的地址。本书将打开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寄到莱蒙湖畔奥尔加别墅的书简，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找出相关的记载，探查信前和信后的来龙去脉，这一切，只为唤醒一段因为时代风云被人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初，启蒙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方面，引进多如繁星的外国作家，其中不少是当代名家。但是没有一位能像罗曼罗兰那样，生前身后在中国得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尊敬与热爱。
罗 曼罗 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 1915 年 获 得 诺 贝尔文学奖，作品迅速被译介到世界各地，包括远东的日本和印度，可是中国缺乏法文译者，在差不多十年时间内，他在中国寂寂无闻。直到 1924年 6 月，才出现一位青年译者敬隐渔，从上海给他写信，回信在 8 月到达，敬隐渔译为中文，次年一月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发表。
此信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有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在世作家写信给中国青年作者，对中国精神怀有深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对素昧生平的敬隐渔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爱。虽然还没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万千读者却一下子被他征服。
1926 年 1 月起，《小说月报》连续三个月刊登了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开头部分。这部小说宣扬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像一股强劲的清新空气，吹进尚未完全走出革命风暴的混沌中国，终生奋斗不懈的主人公及其作者成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偶像。从这一年开始，罗曼罗兰的诞辰成了中国文坛的盛事： 1926 年， 1936 年， 1946 年，中间还经历了 1944 年逝世纪念和 1954 年逝世十年祭，每次都有刊物出版专号，著名作家纷纷为文。罗曼罗兰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他的人格及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深远而长久。
1925 年敬隐渔前往法国留学，罗曼罗兰不仅兑现许下的诺言，给予各方面指导和慷慨的金钱资助，而且努力把他引进法国文坛。他们的友好来往很快流传开来，首先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继而传回中国，一些青年人追随他的步履，写信给罗曼罗兰。
本来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佳话，值得史家大书特书。但是罗曼罗兰做了好事从不张扬，日记里也不备忘，而中国留学生由于时代原因，没有留下多少相关的回忆文字，因此外人对其中细节无从知晓，不清楚多少人通信，不知道名字，更不要说书信内容了。勉强为文谈论，只能重复流传已久的少量事实，或者坠入向壁虚造的陷阱。
这样的死结，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通过发掘文献来解开。刚好罗曼罗兰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细心保存所有笔记、来往信件、书籍和印刷品，巨细无遗，点滴不漏。去世前已经开始亲手整理自己的日记，又把一些文件结成专题档案。他在 1944 年去世，留下一个庞大的文献库。想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只须到里面寻找答案。
然而历史没有一条道路是笔直的。罗曼罗兰去世前不久，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世后不到一年，中国开始内战，接着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外国作家不再被重视。罗曼罗兰凭着过去的苏联之友名声，侥幸逃过，作品得以继续再版重印。但到了最后，评论界开始责难他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出版社停止重印，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没有心思去重提这段文坛佳话，更不要说去法国寻根究底了。
中国人不做，法国人呢？他们做，但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大师 1944年去世，没有子嗣，根据法国法律，唯一继承人是他的夫人玛丽罗兰（Marie Rolland， 18951985）。玛丽原姓屈维利埃（Cuvillier），一位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父亲是俄国军官，母亲是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她因为从莫斯科写诗给大师而认识，而了解，最后在 1934 年结成夫妻，成为大师的秘书和得力助手。大师去世后，她按照遗愿，忠心耿耿保管全部档案。除了在 1950 年代把整理好的日记送给国家图书馆，书信、手稿等全部留在身边。她以性格硬朗、心直口快出名，凡事亲力亲为。由于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复杂，必须请人协助，但个人财力有限，多数工作依靠年轻的自愿者，流动性很大。她不拒绝向研究者打开档案，但文献未经整理，以一人之力从中搜索，不啻海底捞针。加上资料存放在个人住宅，空间有限，令查阅困难重重。这一切，限制了整理的进度。尽管如此，经过四十年从未间断的努力，她独自一人或与其他学者合作整理的日记和书信集超过三十种，其中二十七种以《罗曼罗兰丛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为总名，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刊行。
在这些文集中，与中国留学生的通信只出现过一次。 1966 年，为了纪念罗曼罗兰百岁诞辰，玛丽罗兰从他一生所写的浩海般书函中挑选了二百零八封信，编成丛刊第十七集，取名《一张完美的脸孔》（Un beau visage tous sens）。其中选入 1924 年 7 月第一次写给敬隐渔的回信，然而抄录时出错，把 Kin Yn Yu 写成 Kin Yu Yu，由此可知，玛丽罗兰身边没有中文助手。当时的中法教育和文化交流处于低潮，汉语不是大学的热门外语，只有三数间设立课程，毕业生都被外交部捷足先登。自费的中国留学生从香港和台湾来，人数很少，法国人要找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和汉语的青年人十分困难。因此，罗曼罗兰夫人迟迟未能动手整理中国留学生的书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型文献的整理工作有缓急之分，无法全面铺开，与罗曼罗兰通信的历史人物很多，他们是优先处理的对象。
物换星移，转眼到了 1977 年，玛丽罗兰进入八十二岁耄耋之年，文丛已出版至第二十六集。就在此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一条消息，中国改革开放，有人开始研究罗曼罗兰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传递消息者是巴黎大学第八校汉语教授鲁阿夫人（Michelle Loi， 19262002），她是鲁迅研究专家，正在领导一个小组，打算翻译及出版鲁迅全集的法文版，为此多次往返中法之间，与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很熟络。这一年，有一篇文章引起她的注意，标题是《谈〈阿 Q 正传〉的法文译本》，刊载在 1977 年 6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学报》，介绍了敬隐渔法译《阿 Q 正传》和他转达的罗曼罗兰对这本书的评语，鲁阿夫人研究鲁迅，却对敬隐渔的名字及其翻译一无所知，回法后告诉罗曼罗兰夫人和《欧洲》月刊编辑部，他们都很感兴趣，于是写信联系文章的作者。
作者戈宝权（19132000）是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者，他是一位有名的俄文翻译家，后期转向外国文学研究。当时的文学界刚度过一个非常时期，仍然沿着多年的老路而行。鲁迅研究是一条不会迷失的大路，很多人都借用来进行研究。戈宝权比其他人起步得更早，从1976 年起便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然后由此发展为研究鲁迅作品在世界传播及影响的专家。由于有过注释经验，特别重视搜集第一手资料，介绍《阿 Q 正传》法文译本的文章就包含前所未知的新资料。鲁阿夫人很快便把文章介绍到法国，在《欧洲》月刊 1982 年 1 月号发表了长文《罗曼罗兰与中国人 罗曼罗兰与鲁迅》（Roman Rolland et les Chinois Roman Rolland et Luxun）。通过鲁阿夫人，戈宝权认识了玛丽罗兰，一条崭新的大道在他面前打开了，以后可以通过她们获得珍贵的法国文献。当时，他仍然以鲁迅为核心，目标局限于敬隐渔，没有旁及其他中国留学生。
就在这时候， 1981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另一位学者罗大冈（1909 － 1998），接到法国政府的官方邀请，前来访问及讲学。他到巴黎要见的第一位法国人就是玛丽罗兰，并非因为他本人是中国研究罗曼罗兰的权威，生命中活力最旺盛的二三十年时间全花在这件工作上，而是他急于把一本旧书送还给玛丽罗兰。这本书题名《战斗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s）， 1935 年出版时仅印七十一册，其中十册为非卖品。 1950 年代末，罗大冈需要这本书作参考，遍寻不获，最后找到玛丽罗兰，借到她手中仅存的一册。用后归还，至 1960 年代初再次借阅，还未来得及寄还，便遇到历史大风浪，于是这本书便羁留在罗大冈家里，东躲西藏了十多年。现在物归原主，两人都心情激动，开始了一场长谈。
罗大冈把预备好的问题提出来，玛丽罗兰逐一作了回答，到了最后，她突然提出一个建议，请罗大冈整理中国留学生的书信，写一篇导言，结成集子，编入文丛出版。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罗大冈的反应却是我对于这个建议不感兴趣（罗大冈《三访罗曼罗兰夫人》）。这句话和他说过的话自相矛盾，我向罗兰夫人提出的另一问题是罗曼罗兰关于中国的言论，以及他写给中国人的信。我希望能在罗曼罗兰档案中，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要寻找答案，还须认识罗大冈的个性和回顾他的过去。
他在《巧遇艾吕雅》一文中说过，我从小胆怯，不敢去惊动有名人物，生怕碰钉子或遭冷遇。我在里昂居住时，当时罗曼罗兰住在日内瓦附近，我坐长途汽车去他家一个半小时可以到达，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拜访罗曼罗兰。杨哲、宋敏在《罗大冈传》提到另一件同类的事， 1938 年，他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题目是《论白居易诗歌的双重灵感》（La Double inspiration du pote Po Kiu-yi）。诗人保尔福尔（Paul Fort, 1872－1960）看到，在激赏之余，邀请他见面。他却怯于福尔的文名，因为这是一位在 1912 年获得报刊加冕的诗人王子（Prince des potes），他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只是托人把自己的法文诗带给他作为感谢。这种不愿与名人见面的情意结，令他不容易认同中国留学生主动靠近罗曼罗兰的举动，所以他只想看罗曼罗兰本人写的信，对中国留学生的信不感兴趣。不过，这种单向选择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的事实显示他改变了看法，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国留学生和罗曼罗兰的交往。
出于礼貌，他当场没有直接推辞，婉转回答等看到信件再决定。不料玛丽罗兰说已经准备妥当，就等他来开始工作。尽管访问日程很紧密，罗大冈也只好同意过一个星期回头再来。到了约好日子，信件远未如他所想那样准备好，拿出来的文件夹有十多本，可是每本只夹着两封或两三封中国人来信，他最感兴趣的敬隐渔信件，不见踪影。据他计算，总数至多二十来封，不足以编辑成集。信件如此分散，可见尚未真正整理过。在这些信中，罗大冈只认出梁宗岱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之前，鲁阿夫人也看过一些文件夹，在《欧洲》月刊的文章中提及其他两位
中国留学生的名字：阎宗临和盛成，又特别说明，尚未发现傅雷的信件。
罗大冈的来访和与戈宝权的通信，促使玛丽罗兰开始整理中国留学生资料。罗大冈离开巴黎不到三个星期，便接到她寄来两份文件，都与敬隐渔有关。一份是罗曼罗兰写给《欧洲》月刊外国文学编辑巴泽尔杰特的信，推荐敬隐渔翻译的《阿 Q 正传》；另一份是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会长（相当于校董会主席）雷宾（Jean Lepine， 1876 － 1967） 1929 年 12 月 30日致罗曼罗兰信，关于敬隐渔病情经过。同样的文件也寄给了戈宝权，他们两人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谈到这些信件。
自此之后，罗大冈忙于其他写作，再没有文章论及中国留学生的书信，这个工作由戈宝权继续下去。他和法国方面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到了 1986 年，他在《罗曼罗兰和中国》（载《法国研究》， 1986 年第 6 期）中说，最近数年收到玛丽罗兰寄来敬隐渔三十七封信，另外还有傅雷的七封信。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已经从鲁迅扩大到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书信的研究不再限于敬隐渔。他根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认为在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初，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的，还有盛成、徐仲年、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傅雷等人，跟着这条线索走下去，距离揭开这页新文学历史的真面目不远了。
有了法国文献这支生力军支持，戈宝权在 1991 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谈有关敬隐渔翻译〈阿 Q 正传〉的新史料》，引述了十多封敬隐渔致罗曼罗兰信，首次披露了很多新细节，给人一个感觉，其他留学生的信件已经呼之欲出。然而，戈宝权却在这篇文章之后停笔了，因为他的健康在 1992 年突然转坏，再也不能写作，真是天意弄人。戈宝权读大学时曾选修法文， 1935 年起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驻苏联三年，转行俄文。当他接到这批法国资料时，只能请科学院研究法国文学的同事代为翻译。这个做法可以解决一时难题，毕竟不能随心所欲，既拖慢了进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他在 2000 年去世，手中的法国文献下落不明。
法国方面也发生类似的变化，而且来得更早。首先是玛丽罗兰在1985 年去世，由于没有继承人，所有文献归国家所有。根据传统，分散存放到不同的图书馆。进入 1990 年代，鲁阿夫人退休，放弃了毕生从事的推广鲁迅作品的工作，代以文学写作，生前最后两部作品都是历史小说，与中国无关。她在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最后两篇研究文章，一篇是 1994 年的《关于敬隐渔名字的来源》，据一些知情人所说，她当时热衷研究家族系谱学，如是事实，很可能影响了这篇姓名考证文章；另一篇是 1996 年致编辑部的长信，发表时冠题《促进鲁迅研究，传播鲁迅道德的真理》，附有四封来自罗曼罗兰档案的信件，都不是新发现，很早便寄给戈宝权，部分已有中译。鲁阿夫人在 2002 年去世。
写信者在书中的排列顺序按第一封信的写作日期，章节标题所附外文姓名是他们在信件中的署名，全部九人：
盛成， Cheng Tcheng，通信时期： 1920 － 1931
致罗曼罗兰信（32），电报（1）；罗曼罗兰复信（7），日记（4）；瑞士团体活动会面（1）
敬隐渔， Jean-Baptiste Kin Yn Yu，通信时期： 1924 － 1930
致罗曼罗兰信（44）；罗曼罗兰复信（1），日记（8）；其他信件（10）；奥尔加别墅会面（2）
梁宗岱， Liang Tsong-Ta，通信时期： 1929 － 1930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日记（4），奥尔加别墅会面（2）
李家齐（李又然）， Li Tsia Tsi，通信时期： 1929 － 1937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日记（1）
阎宗临， Yian Tsong Lin，通信时期： 1929
致罗曼罗兰信（3）；罗曼罗兰日记（2）；奥尔加别墅会面，与曾勉同行（1）
汪德耀， Ouang Te Yio，通信时期： 1929 － 1931
致罗曼罗兰信（20），电报（1）；罗曼罗兰日记（5）；其他信件（4），奥尔加别墅会面，第二次与冈碧叶小姐同行（2）
傅怒安（傅雷）， Fu Nou An，通信时期： 1934 － 1936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复信（2），玛丽罗兰复信（1），日记（3）
长虹（高长虹）， Tchang Hung， ChangHung，通信时期： 1936
致罗曼罗兰信（3）
张昊， Chang Hao，通信时期： 1937 － 1940
致罗曼罗兰信（2）；罗曼罗兰复信（1）
书中引用的手稿资料，版权属于收藏持有者所有。如须转引，务请注明出处。
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希望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为这个重要的新文学史课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基础，填补这段不应再存在的历史空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刘志侠 识于巴黎
后 记
这是一本时光隧道的书，成书的过程是一次返回过去的旅行。在明暗参差的时光和空间里，有一个罗曼 罗兰和他的中国留学生的世界，就在巴黎市中心，在古老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在那座十九世纪建成的仿如贵族府第的大楼，在手稿部，在罗曼 罗兰专藏。
罗曼 罗兰和中国留学生仍然住在里面，在他们留下的书信和文件中活着，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每次打开档案，进入他们的世界，就完全忘记熙攘吵闹的尘世，只听到他们说不完的交谈，坦白的对答，以至争论、辩驳。那里有节日的欢乐，也有生命的痛苦，但一切那么真诚，充满友爱和朝气，跟随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所有人都向往光明的未来，相信歌唱的明天。
认识了这个世界后，产生了一个抑制不住的愿望，与未能亲临其境的朋友分享。一年多时间酝酿，两年多时间深入探索和撰写，工作并不容易，却是一种难得的运气。
这本书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罗曼 罗兰和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友好交往缔造了一个世界文坛的千秋佳话。罗曼 罗兰和他的夫人玛丽把中国留学生的书信、照片、文件，连同信封完整保存下来，这段美好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才没有湮没。
还要感谢热爱文化的法兰西民族。这几年到过好些法国图书馆和档案馆，发现中国人失去的近代历史，往往能够在这个国家重新发现。他们收藏的中国出版物、书信、手稿，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令人惊奇。本书写作所需的文献，主要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斯特拉斯堡大学图书馆手稿部、天主教耶稣会档案馆、路易 拉卢瓦家属收藏等机构。法国人尽心尽力收藏和守卫这些旧纸张和老照片，并非因为这是中国文献，而是视之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世界历史进程的见证。笔者所往之处，都得到热情、专业与细心的接待，没有一处空手而还。
十多年前写书，桌上地下堆满参考书，这一回大部分已经化作电子书，放进电脑。查看统计数字，文件多达一万六千多个，到现在仍在增加，占用几百亿字节的磁盘贮存，打印成书，当数以百册计。然而，现代电子科技不是万能，碰上手稿就无用武之地，这些年代久远的旧纸张珍贵无比，被图书馆视为镇山之宝。虽然向公众开放，却不愿意被人随意剽窃，读者非要像虔诚的朝圣者那样，亲自上门查阅不可，有时还得填写申请表，花费一番唇舌解释理由。就算手稿来到眼前，大多数还要一字一字辨认，一笔一笔抄录下来。
同一个城市还好，只须多跑几趟就能解决，像本书的罗曼 罗兰中国书信和日记，就是每周两次，前后两三个月时间才抄录完毕。如果城市不同，问题变得复杂。开写不久发现，敬隐渔在里昂和瑞士留下一些文件，非去这两个地方寻找不可。但是很幸运，刚好结识了《敬隐渔传》作者张英伦，见面时谈起这件事，他立即把自己收藏的资料拿出来送给笔者。须知他循着敬隐渔的生活路线，跑遍中国、法国和瑞士，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全书写作，丰富的文献来自辛勤的劳动，他的慷慨举动显示了一种尊重文化和历史的学者风度。
写作后期再出现同样的情况，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汪德耀一批捐赠，其中有留学法国时期的图片和手稿。原先计划回国一趟，诗人何家炜（这次为本书主持编辑工作）和厦大外语系沈澍老师知道后，代为联系有关部门，结果不必风尘万里，安坐荧光屏前，看着这些不可或缺的资料，经由海底电缆源源送到。几年前李兰颂也是这样送来李又然家书，这次又主动提供刚编好的三卷本李又然文集原稿。
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梁宗岱纪念室陈红霞，寄来该馆新发现的罗曼 罗兰致梁宗岱一封信的残件影印，那是逃过万劫的文献，特别珍贵。台湾屏东大学音乐系连宪升老师素未谋面，仅仅一封电邮，就寄来他参与写作《张昊浮云一样的游子》时收集到的罕见文献，一封罗曼 罗兰致张昊信函的复印件，补足了这部分的书信档案。
现在全书完成，罗曼 罗兰和中国留学生的世界将活在这本书里，不再消失，不再被遗忘。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记于解封前巴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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