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东旻，男，陕西汉中人，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财政税务学院党委副书记（兼任），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副所长。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新华文摘》《财政研究》《统计研究》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亚洲经济学评论》）、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伯克利理论经济学》）等国内外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专著《荣誉、地位的最优分配组织中的非物质激励》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其多篇论文获得第六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三等奖、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其论文《财政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兼评市场失灵理论的失灵》（原刊于《经济研究》）作为2018年度十大财政学理论研究成果之一，收录于2019年《中国财政年鉴》。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财政基础理论、组织经济学、博弈论应用、基于数据的因果推断。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科技迅猛发展，为解决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契机（张军，2015）。有关基因组生物科学的研究不仅将彻底改变医学，还将改变我们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以及开展农业生产的方式（Adenle et al., 2017）。其中，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进程引人注目：从1999年转基因作物仅占到世界粮食总产量的3.4%一路跃升至2010年全球29个国家允许转基因作物商业化，60个国家允许有条件地进口一定的转基因作物。在2015年美国出产的作物中，转基因作物的比例更是达到惊人的程度92%的水稻、94%的大豆和94%的棉花都是转基因作物（James, 2011）。未来，扩大生产和使用转基因作物似乎成为必然趋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营养不足人数预估将超过10亿a，转基因技术因其特有的高产、抗病虫害等优势成为应对世界饥饿和粮食不安全难题的*佳干预措施之一（Pachico and Wolf，2004）。
尽管转基因作物在种植推广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粮食作物，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却参差不齐，对安全性的质疑也不绝于耳：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食用人产生危害？这种潜在危害是否存在某种累积效应？是否存在个体差异？（如先对免疫力低下的老人群体产生威胁）如果危害未能直接体现，会存在代际传递吗？一系列未解之谜让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心存怀疑。
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报道多偏负面，个别转基因生物事件被夸大，甚至演变成公共事件，加深了公众的忧虑和恐惧，从而使转基因食品在各国的发展道阻且长。
在讨论转基因食品问题之前，要先明晰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判定标准。事实上，食品的绝对安全从本质上无法被科学直接证实，即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对食品是否安全的评价都是检验相对安全与否的结果。
a 资料来源：Mahgoub S E 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Basics, applications, and controversy[M]. CRC Press, Florida, 2016.评价的基本原则是食品在被证明不安全之前被认为是安全的（Azevedo et al., 2016）。目前，欧洲委员会、农业部等多家机构达成共识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差异。然而，尽管科学证据一致，不同国家的消费者态度却千差万别。美国、泰国和墨西哥的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接受程度较高，而欧洲和日本却相对较低，特别是北欧国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更为消极（Bredahl, 2001; Frewer et al., 1995; Grunert et al.，2000）。中国也不例外，自2002年开始，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后则反转多于挺转方。
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提示我们：实际上，消费者无法准确识别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程度，只能在模糊的情况下，依据自身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进行判断。因此，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选择过程是在其安全性不确定环境下的行为决策。而现有文献多基于传统的确定性效用理论，在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Magnusson et al.，2001；Packer and Owen，2011；Wolf et al.，2004；Pachico and Wolf，2004）、转基因产品消费选择（马琳和顾海英，2011；欧恺，2008；Tomazic et al.，1974；Klein and Leffler.，1981；Guthrie，2007；Brownell and Frieden，2009）、转基因食品的市场监管和标识政策（Cook et al.，2002；谭涛等，2012；Roe et al.，1999；Golan et al.，2001）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或是采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信任、价格等特定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或仅仅停留在相关性分析上，并未分析标识政策的具体影响和制定逻辑，也严重缺乏对不确定性的关注。
本书认为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选择是一种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行为。
转基因问题争议的核心在于，当科学上无法直接正面论证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性时，消费者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主观认知。本书采用不确定性决策框架分析转基因食品的决策问题，对比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进而将不确定性引入对转基因食品需求曲线和标识政策的分析中，对于公允地刻画和理解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全书章节a结构如下图所示。
a 本书第二章至第五章的部分观点与内容已形成论文，详见《经济学报》2020年第3期、《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改革》2018年第6期和《财经研究》2020年第4期。
图 全书章节结构本书第一章主要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发展脉络和争议展开。科学家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联合提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目前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的作物在健康风险方面存在差异，没有任何疾病与食用转基因食品之间存在关联，转基因食品不会为人体健康带来更高的风险。面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对安全性无法被证实的情况，世界各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差异显著，甚至部分消费者坚决地反对转基因食品或技术。本书第一章刻画了面对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性无法被正面证实等模糊性问题时，决策者无法对其风险概率分布进行主观判断，更多是基于自身的经验积累和有限信息，形成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模糊性认知。由于决策者获知信息的能力以及主观偏好的不同，其对模糊性水平的感知能力和喜好程度也是不同的，直接影响着决策者在模糊性下的决策。
那么，如何衡量现实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呢？对此，已有学者创造了一系列选择公理体系进行刻画，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观期望效用模型（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model，SEU模型），该模型认为许多事件的客观概率是未知的，真正影响个人决策的是主观概率，而决策者的个人主观概率主要基于已经知道客观概率的风险情况；第二类模型是基于Choquet积分形成的Choquet主观期望效用模型（Choquet expected utility model，CEU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决策者面临的模糊性情况，将决策者对模糊性的反应归因到模糊性感知和模糊性厌恶。接着，本书第二章对如何选择进行了回答。总体来说，SEU模型基于决策者风险态度进行效用判断，进而预测决策者的行为决策，而CEU模型基于决策者风险态度和模糊性态度进行效用比较，进而解释决策者的实际选择。两类模型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实际情境中的决策问题，但究竟哪类模型适用性和有效性更好，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结论，也鲜有学者通过实验设计直接对比哪个模型更能解释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同时，博弈论是目前常用的对群体相互关联的决策进行模型化分析的方法，为研究从单人决策到现实经济运用上提供了一个中间工具。博弈行为背后隐藏着决策者的价值判断和决策逻辑，决策者在模糊性环境下的行动选择映射其决策态度，进而显示出其所使用的选择公理体系。因此，本书第二章通过彩票实验和Ellsberg摸球实验探寻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和模糊性态度，并将其带入猎鹿博弈中，通过模糊性环境下决策者在博弈中的行为选择来验证决策者进行选择的真实逻辑路径CEU模型还是SEU模型，以此考察何种选择公理体系对于模糊性下的决策行为更具解释力。
在明确了CEU模型能更好解释模糊性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决策的基础上，本书第三章运用该模型对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需求曲线和弹性进行分析。消费者面对转基因食品时，往往从*大化个人效用的角度思考，因此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选择问题可以抽象为经济学中的规划问题。这与很多经典的经济学研究研究相似，以效用*大化为基础，分析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而在风险未知的情境下，简单地套用传统选择模型必然会使研究结论严重依赖于模型中假设的消费者行为模式，忽略了消费者心中真正的权衡取舍过程。系统地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取舍，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第三章主要关注引入不确定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需求曲线及需求弹性，将CEU模型运用于转基因食品消费的特定实践问题上，详细探讨了CEU模型相比于传统SEU模型在收入门槛和需求弹性方面的差异：首先，确认消费者的*优购买组合；其次，分析预算和价格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再次，分别考虑收入门槛、主观和客观因素对消费者食品选择的影响，指出了相关结果的现实经济含义；*后，将研究结果与现有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
第四章则综合考虑了在模糊性环境下消费者需求和标识政策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目前，关于转基因标识政策的选择与影响的研究，缺乏对消费者在面临模糊事件下的决策模型的有效刻画。部分文献采用问卷调查结合实证的方法，但由于调查对象和国别差异，使得不同的文献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还有部分文献采用基于传统的概率分布效用函数考察消费者或厂商的福利水平，但由于转基因食品的特殊性，加之消费者面临着一种模糊状态下的选择，使得相关研究缺乏对消费者行为成因的思考。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多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缺乏对转基因技术的社会性思考和政策制定的深层次探究，同时由于缺乏合适的模型和方法，相关的量化研究较少，而基于传统方法的研究结论又难以令人信服。另外，标识政策的类型反映了政府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估计，民众受到健康折损概率分布的影响，会调整自身的购买行为，同时政府根据政策效果来判断是否达到预期来决定是否调整政策。因此，第四章综合考虑了消费者需求和标识政策主要关注什么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如何刻画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各国不同的标识政策对于消费者有何影响等。在第三章建模的基础上关注轻微健康折损和严重健康折损概率对消费者购买方案的影响，考虑了风险态度、自信程度、乐观程度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同时对不同政策下心理因素影响进行对比，结合中国标识政策的变动进行了模拟仿真。
第五章尝试从博弈角度对标识政策的差异进行解释。标识政策是各国规范转基因产品安全的重要举措，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本章试图在博弈论的框架下构建出一个包含政府、厂商和消费者的动态完全信息博弈模型，重点从政府的政策制定依据（政府立场）和消费者群体特征（类型占比和支付意愿分布）两个角度分析政策制定差异的原因。通过模型求解发现：进入政策目标的群体利益和消费者群体特征可以解释政策差异。当政府将消费者剩余*大化作为政策目标时，*优标识政策为自愿标识政策；当政府将厂商利润*大化作为政策目标时，*优标识政策为强制标识政策；当政府将社会总福利*大化作为政策目标时，*优标识政策选择依赖于消费者的群体特征。本章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解释：自愿标识政策导致消费者感知到的产品质量差异减小，加剧了厂商间的价格竞争。本章*后就各国标识政策的经验事实进行对比和分析，同时也为理解标识政策制定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相对一致的解释框架。
综上，针对如何从理论及模型上刻画消费者在模糊性环境下的转基因食品行为的议题，本书分别从经济学理论、基础实验设计、理论建模和仿真模拟的角度，多维度、多角度地对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购买行为进行描述和刻画，并尝试讨论模糊性环境下基于Choquet的期望效用函数模型对决策者行为的解释力度及适用范围。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特别感谢参与实验设计、建模的王麒植、张鹏远、庄颖、张磊等同事和研究生，感谢他们在研究中贡献的大量智慧与心力。
姚东旻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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