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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扫传统书评厚重之面貌，沉闷之气象，以点代面，以小见大，以局部还原全貌，以奇巧代替中庸
参加一场私人订制的文学盛宴，进行一次另辟蹊径的书山冒险，品读数十封写给文学的曼妙情书，重返无数个值得珍藏的开卷瞬间
从《世说》到《吴宓日记》，从《怪谈》到《2666》，从夏目漱石到凡尔纳实在难以想象，在薄薄一册中，竟能体会到千奇百怪、各具魅力的文学人生
正典有正典的好处，野史有野史的精彩；学院派有学院派的严谨，野路子有野路子的洒脱全新的视角，独特的选择，造就一部精巧奇妙的文学评论集
将小说笔法融入随笔创作之中，将古典传统带入现代书评体系，于漫漫文学史长河只取一瓢，经多年酿造，终有所获，给读者以绝妙的微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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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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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家杨典若干年来积累的一些读书随笔、写作观念或偶然记下的书话之集锦。书中共收录三十二篇文章，而所涉及的作家与作品至少数倍于此。作者不仅用极具个性的语言对古今中外一些或经典、或冷门的作品进行了解读，同时还将自己对于人生，对于写作的思索融入其中，最终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与见解。这些文章并非体系化的书评，亦非理论化的文论，而是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小品文；作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证、查阅，像盲人摸象一样从局部去探索文学史，将所获所感化为文字，充分反映了其庞杂的阅读兴趣与深厚的阅读积淀；因此，本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人阅读的精神史，故称为私人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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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可我这个人／除了诗／鬼、古籍和酒／什么也不信。杨典
作家、古琴家、画家、编剧。主要代表作有随笔集《孤绝花：旧版书评肆拾捌》《随身卷子》《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与新浮生六记》《狂禅：无门关镜诠》，小说集《鹅笼记》《鬼斧集》，琴论《琴殉》《琴殉续编：弹琴、吟诗与种菜》，诗集《花与反骨》《枯山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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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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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俱存亡：袁克文旧作及《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之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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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式绝望：文言《怀旧》兼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盲目舆情万古同：因见郭鼎堂先生新版《李白与杜甫》而想到的话
细腻的火：读《吴宓日记》兼论一点宽容
豮豕之牙：夏日读《养猪印谱》而想起国之大畜
爱情仇恨诗人：读《三诗人书简》及蓝桥尾生之隐喻
书信时代：夏夜读《穆佐书简》偶记
再见，哀歌：对早年阅读之火的一次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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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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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典文
古人常言读书不求甚解，却在读书时又大多讲究分类或谱系，如清儒钱大昕之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云云。但我读书真的没有任何章法，从来就是乱读。乱读的习惯，是20 世纪 80 年代养成的，因那时家里空间窄，书架也少，所有书便全堆在一起，看见哪本饶有兴趣，就抽哪本出来读。一本没读完，又去读另一本。常常是很多书同时在读，有些能读完，有些则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后来屋子扩大了，书码放得整齐一些，但这种恶习却改不了了。大约因我不是一个喜欢系统化的人，故读书方式也是野蛮的。
据说，读书也并不见得一定要有秩序不可。如法朗士所言，读书是灵魂的壮游。既是壮游，必是随处乱走、随遇而安，才更有冒险、惊喜与意外之感吧。我记得林语堂先生写过一篇《读书的艺术》，大约是说读书可以很乱，找到原文，抄一段云：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林语堂还在《我的图书室》一文中，说到过去的公共大学图书馆，是按照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进行图书分类。这固然好，但对一个普通学者的斗室而言则不可能。那么如何插架呢？他的办法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诸如床上、沙发上、餐厅里、食器橱中、厕所架上等，总之到处都是书。正如林语堂所谓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
我读书的习惯倒没那么凌乱，不过过去因地方窄，书太多，只好挤在一起，故而不知不觉也就按照艺术的方式去读了。
读书的根本是为了明理、思索以及更好地表达与认识（即便完全不表达，沉默无言，也是一种表达与认识的形式），故读书之瘾若真成了恶习，便会升级，变成写书。写书之瘾再升级，便又会变成希望出版，拿给别人去看。哪怕是写得并不好的书、坏书、怪书、无意义之书或恶德之书，也会期望别人与自己能有一些同感。
恶、怪与坏，到底值不值得出版呢？这其实是个很古老的问题。
如在17 世纪，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就说过：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 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他当年写下这本书本是为了反对英国政府压制出版和教权制度，但其书之影响却直接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米拉波写《论出版自由：模仿英国人弥尔顿》，以及1905 年的俄国革命。弥尔顿之言当初的意思是，一本书（或一切言说的自由），即便完全是恶的，也应该允许出版。因唯有如此，才能使人提前作出判断。但这个数百年前反教权式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愿望，至今似乎也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至于当恶（譬如战争、强权、欺骗或瘟疫）出现时，人们仍然并不能当即觉察。
待觉察时，恶已变成现实。也许在弥尔顿的观念里，人若丧失一切书籍、文字和言说（无论文史哲还是科学与神学）的自由，便都是一种失乐园。恶魔撒旦（作为极端美的堕落天使）即用自己生成之语言自由，去反抗已被世俗偶像崇拜化的天庭；而人若能获得出版与言论自由，则是一种复乐园，正如基督对恶魔的几次拒绝（这也必须通过反对的语言才能做到）。何为弥尔顿在宗教哲学与史诗意义上的善恶树、古蛇、性、原罪与苹果？归根结底，就是语言的自由。没有语言，任何有效的思想都不会诞生，无论善恶。语言对社会现实的预示和批判，自古就是所有文明的先锋，以六经为思想源头的中国应该也不例外。可能在造物主眼里，各种语言都是恶（正如巴别塔即语言变乱之塔）的发展、演变和升级，尤其是文学与哲学。
因任何雄辩或诡辩的语言，都带有反抗权威的特性或毁灭性。太平无事时，善人就应该是听话的，恶人才会唱反调。可一旦灾难发生，善人们的沉默却会成为共谋与罪过。故善是平庸之恶，恶则是创造之善。这真是一件全球共同的悖论。恰如罗兰巴特所云：语言即恶魔，此外并无别的恶魔。这里的恶魔，主要是指人在反抗时对理性、自由、判断、法治、文学、艺术、爱、科学与智慧等的综合追求。因所有精神都必须通过书和语言才能传递。
书或语言之恶，并非社会行为上的恶。作家作为人，必须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公德，这是没问题的。但历代很多伟大的文史哲作品、改变过历史进程的图书、了不起的思绪、发明与想象，往往又是反道德绑架或反世俗的。因文学与哲学同时还是人性思维的拓展，而不仅仅是道德文章，也就是说，作家有义务对社会环境、现实问题、灾难、恶或不公发表看法，表达反对，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又不能完全以此为标准。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但这只是它众多的功能之一。因文学与哲学、神学、科学、数学或音乐等一样，同时还是人类形而上思维、极端想象力、存在与否定存在，以及绝对自由精神等的最高表现形式。读书越杂乱，这种感觉就越清晰。
那么，究竟何为精神自由？这恐怕是一种有限的无限性吧。
比如当灾难发生时，可能再焦虑的思辨、哲学或再伟大的书，此刻也只能如陷入盲区里的猛兽一般无奈。知识与书到底有什么用？自由在哪里？可能问题并不在于有用无用，只在于有还是无。人在本质上，正如张申府先生在《所思》中言两人之间无自由，何况全社会或全人类？在读书与写作上，我们倒是可以不再需要用别尔嘉耶夫或哈耶克式的观念来谈了。因读书与写作的自由主义，若不能完全体现，其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前传）；若能够完全体现，则其最高封顶是虚无主义。如何在合理秩序中重建爱与哲学，或无限接近完全体现的一种自由？这相当于如何兼容个人欲求、哲学与社会法制之间的磁场，其大历史文化的中心，是个不断将我们有限的知识吸入悖论的黑色旋涡，东西背反，过犹不及。
读书与写作自由，并不等同于社科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文学的自由。文学的自由是对某种无限性和反逻辑思维的挑战与实验，而不是语言实用主义的自由。
正如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文学的社会责任（就像中国古代的士与文章的关系），可对伟大的文学，又不能仅仅以时代责任和道义之心来做窠臼。文学有标准吗？古今中外与现实、时事、灾难或不公平悲剧无关的伟大文学作品，如戏剧、诗与散文，可以说与其他的伟大文学作品一样多，甚至要多无数倍。谁规定伟大的文学必须写苦难？即便在文学革命时，其也并不一定是革命文学那样脸谱化。如王维与大部分唐宋诗人们的诗、《世说新语》里的名士之语、陶宗仪的笔记、张爱玲的小说、《西游记》、六朝志怪、明清传奇、《金瓶梅》《红楼梦》或《牡丹亭》；如萨德、塞万提斯、凡尔纳、纳博科夫、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博尔赫斯、里尔克、特拉克尔、兰波、卡尔维诺、艾柯、帕维奇等人的作品，以及《枕草子》《源氏物语》，还有一休、良宽与夏目漱石的汉诗或谷崎润一郎、太宰治、川端康成等的书
他们都曾面对战争或现实苦难，很多甚至曾亲身体验，但他们写了多少时事，写了什么现实？似乎也没有多少。他们只关注人的内心、幻想、爱情与人性本身的奇异与沉沦、美与性、怪癖与尊严，有时甚至就写闲情、荒谬与颓废，写那无所不在的无，难道不行吗？难道他们写的就不是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文学主要建立在伟大的虚构上，而不仅仅只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算得上是伟大的文学。真正能反映或镜鉴人类永恒价值与矛盾的文学，大多数时候，正是那些亘古不变的奇思异想与非现实主义文学，是壮游而非视察。尤其在进入现代性后的世界，战争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难道不许伟大文学的形式也发生一些变化吗？语言三十年会有一个流变，文学更是嬗变的。一切文学末世论，也都是一种文学短见，不适合于伟大的文学，只适合于没有伟大文学天赋的人。文学的社会角色的确有起伏，但不会消失，文学并不来自19 世纪的西方，而是从甲骨文或希伯来文时代就开始了它的责任、消遣与力量，也必将与未来人类与人文精神共存亡。看上去天马行空的《庄子》、《神曲》、《天方夜谭》、《封神演义》、鱼玄机或巴塔耶的诗是伟大的文学，当然，像奥威尔、加缪、巴别尔、赫胥黎、海明威或吴宓等人那样直击现实的作品，也是伟大的文学。文学只有好与差，是与不是，但没有任何衡量标准。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哪怕它再伟大（或再具有语言之恶）能有资格变成其他文学的标准。设定文学的标准本身就是反文学的。本书就是前些年积累一些读书随笔、写作观念或偶然记下的书话之集锦，是我个人对书斋生涯的零星琐忆。读者随意翻到哪一页，都可直接浏览；任取其一，皆可独立成篇，如艾柯的《密涅瓦火柴盒》，也正如林语堂所言的那种艺术或曰随意吧。故我将抽屉中现存的、尚未在别的书中出版过的书话篇什，也全都尽量放在这本书里了，以便总揽记忆。
中国古人很重视历史，但清代以前其实从无什么文学史。因在中国人看来，阅读就像往事，有时会涣散，有时又铭心刻骨。一切书都是人所创造的。而书一旦创造出来，便又会完全变成独立之物，并反哺于人，甚至还会倒过来去创造一个人，横练一个人。一个人的读书与写作范围，本身就构成了那个人的文学史。比如很多早年读过的书，我自己其实都忘了，但它们却暗中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可怕影响。甚至在血液里，在脾气上，在对虚构与叙述的癖好中，仍秘密操纵着我今天的生活与言行。这种文学史超越于任何学者们编撰的那种罗列名著与名家的文学史，是每个读书人的根本精神史。很多作家都写过这种读书式私人文学史，如巴塔耶《文学与恶》、布鲁姆《西方正典》、卡尔维诺《为何读经典》、萨瑟兰《耶鲁文学小历史》或郑振铎先生《西谛书话》等，读书本身就是私事，这并不稀罕。其实在生活中，就算是真历史，也并非是那些公开的编年史，而是以往发生过的全部细节、遗忘乃至误解的大杂烩和每一个当事人隐秘的情绪。历史从无整体，每个人都在盲人摸象，看见的只是局部，表达的更是局部的局部，且都很渺小。文学亦如是。读书与写作亦如是。故我索性将一切我与书之间的纠葛、记忆、淡忘、议论与嗜好，将能够出版的侥幸与某些不能被出版的遗憾等，包括我与书之间的相互否定或混淆之总和，皆一概统称为私人文学史了事。
2020 年 3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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