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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官僚士大夫们创作的文化极具典型性。北宋文化的兴盛与发展,原因很多,不容忽视的是.佛教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北宋文人士大夫普遍与佛教僧徒交往,无论是支持佛教还是批驳佛教者,几乎都对佛教进行了深入钻研。本书即论述北宋文人与佛教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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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北宋佛教继唐代之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禅宗的发展更是兴盛,佛教文学及佛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与加深。北宋文人普遍与佛教僧徒交往密切,受到佛教的影响,北宋文人的政治观念、道学观念、史学观念、文学写作都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新的变化。本书通过梳理北宋文人与佛教的交往、涉佛,论述其在政治观念、道学观念、史学观念、文学写作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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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赵伟,文学博士,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政治文化与文学。已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陆九渊门人》、《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等专著。在《文学遗产》、《南开学报》、《天津市社科学》、《宗教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台湾《普门学报》等刊物发表《谢臻与佛教》、《晚明狂禅考》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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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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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章 北宋文人与佛教关系的类型
第二章 北宋初的文人与佛教
第三章 欧阳修、苏轼与佛教
第四章 范仲淹与佛教
第五章 王安石与佛教
第六章 苏舜钦、穆修与佛教
第七章 黄庭坚与佛教
第八章 杨傑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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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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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 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官僚 士大夫们创作的文化极具 典型性。北宋文化的兴盛 与发展,原因很多,不容 忽视的是.佛教是其中的 因素之一。北宋文人士大 夫普遍与佛教僧徒交往, 无论是支持佛教还是批驳 佛教者,几乎都对佛教进 行了深入钻研。本书即论 述北宋文人与佛教之关系 。 宋代之前,由于佛经不 断输入、中国僧人去印度 取经以及大规模译经工作 的开展,佛教经历了一个 极度兴盛的发展时期。然 而,从8世纪到12世纪与信 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侵入 者之间的反复战争,使印 度的佛教受到了毁灭性的 打击。侵入印度的阿拉伯 人,将“所有的寺庙”拿“石 油和火来烧掉”,“剃光头的 婆罗门”(实即佛教比丘)“都 被处死了”,所发现的“大量 藏书”也都被焚烧①。阿拉 伯人对印度佛教的这些毁 灭性的破坏,不仅使“佛教 身体的心脏已经被摧毁了” ,更使中国佛教赖以发展 的佛经典籍至此荡然无存 ,如1235年时,一位中国 西藏僧侣访问印度.“发现 没有一本他希望得到的书 了”②。尽管宋代初期,还 有僧人带来一些梵本佛经 ,但输入的数量大幅度减 少,中国佛教发展的外来 动力开始慢慢消失。在唐 末至北宋建立之前,国内 动乱,战争不断,加上唐 武宗和周世宗的灭佛举动 ,使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 。 但是北宋开国之后,佛 教再次兴盛起来,首先是 唐代兴起的禅宗继续向前 发展,其次是统治者的扶 持,再次是民众信仰实践 的层面更加普遍.后是 佛教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其 他领域中。关于佛教对于 其他领域的渗透,如麻天 祥所说:“宋以后的佛教, 尤其是禅宗,不是衰落, 而是居高临下的全面渗透 ;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 生哲学、丰富了知识阶层 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中国 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④所谓的渗透,实 际上是双向的渗透,佛教 禅学向儒学渗透.儒学同 时也向佛教禅学渗透,麻 天祥实际上已经说到,如 云:“一方面是禅门释子向 传统靠拢,一方面是士大 夫、知识分子对禅的撷取 ,自诩为以心传心,不立 文字,且以幽引玄远、理 绝百非为特征的中国禅宗 ,与儒、道及佛教其他各 宗兼容共济,渗透融合也 就不难理解了。尤其是其 以妙悟为核心的心性学说 和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 更能弥补居于统治地位的 儒家思想思辨之不足;其 意在象外、意在言外的空 灵神韵,也迎合了歌舞升 平中士大夫附庸风雅的闲 情逸致和知识分子在官场 倾轧中怀才不遇的落拓情 怀。当然,士阶层对禅的 利用更有利于禅的渗透。 如此,宋代禅宗上借朝廷 之威宠,下藉知识分子之 玩好,便在社会的各个层 面扩展开来。”②这段话虽 并非完全准确,其中有许 多可以讨论之处,但其中 寓含二者的双向渗透及禅 学由于官僚士大夫的深入 而完全展开,是符合实际 之言。再比如,宋代理学 和心学的兴起,开始从理 论上批评佛教,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佛教的发展,但 理学和心学本身就是吸收 了许多佛教因素而发展起 来的,这也是佛教进行渗 透的重要表现之一。关于 北宋初期统治者对于佛教 的扶持,蒋维乔曾叙述北 宋之初佛教的复盛说:“自 武宗会昌之法难,佛教之 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 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 怒放。盖宋太祖志在振兴 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 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 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 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 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 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 经》。所建之寺颇多。太 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 教之重也。”蒋维乔并在“屡 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 》”句下征引文献加以注释 说:“《释氏稽古录》称‘开 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 字之《藏经》各一藏。’又 日:‘帝自用兵平列国,前 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 藏。’ ……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 史》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居 士佛教进行新论述。在该 书《序言》中,任继愈强 调了居士在中国佛教发展 中的作用,说:“大凡人文 宗教的传播,必赖两种社 会力量的支持,一是有影 响力的宗教领袖、职业僧 侣及强有力的教会组织, 这是宗教的核心部分。这 一点,历代研究佛教的中 外学者及僧传、僧史都给 予了足够的注意。但是还 应当指出,宗教的传播带 有群众性,宗教的信仰的 根扎在群众之中。没有广 泛数量的信徒,光有热心 的僧侣,高明的教义,也 无法推广。从来就是居士 的数量远远大于僧众的数 量,好像鱼在水中,一般 信徒比作水,专职僧侣比 作鱼。水源深且广,鱼类 繁且孽。”中国的居士,是 中国佛教三个构成层次之 一,说:“在正常交往下, 佛教势力由三个层次构成 。(1)中心层为佛教僧团. 他们是职业佛教僧侣.拥 有寺院经济、经典解释权 ,他们人数不多,却起着 核心、领导作用。(2)居士 佛教。居士们不出家,过 着世俗人的生活.生儿育 女,拥有资产,生活富裕 ,有较高的文化教养,信 仰佛教,通晓教义。这个 阶层没有组织形式。(3)普 通佛教信众。这一层次人 数多,有的奉献财物. 有的贡献劳力。这
章 北宋文人与佛教关系的类型
宋代文人与佛教及僧人交往的故事,可谓不尽其数。圆极岑禅师曾为归云本禅师所著《丛林辨佞篇》作跋,提及宋代文人习佛,云:“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颐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郑国公,社稷重臣,晚岁知向之如此,而颐必有大过人者,自谓于颐有所警发。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利,期于彻证而后已。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斑斑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挥电扫,脱略世俗拘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④本段话可与前引朱熹之语相印证,即此可见宋代文人士大夫与僧人交往之一斑.然这段记载远不能概括宋代文人与佛教关系之全貌。
一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关系之密切,除前引朱熹等人之语外,更为明显的体现,是在宋人的文集或其他著述中,几乎找不到完全不论述到佛教的,即使是站在批驳的立场论述佛教,也能看出其所受到的佛教影响。
关于宋代文人与佛教关系的情况,周裕锴《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书中将宋代文人与禅宗的瓜葛表现分为三种情况:种是被禅宗灯录视为传灯法嗣的居士.第二种是跟从禅师学禅问道,第三种是延请禅师主持寺院。其实.这三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文人士大夫与禅宗的瓜葛上,也表现在与佛教其他宗派的关系上,这在该书实际论述中是可以看到的。这三种情况的存在,表明的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尽管有深有浅但非常普遍的关系。该书中列了三个表格,详细地列举了宋代禅宗文献典籍中所提到的文人、宋元明清佛教史传(禅宗文献之外)所提到的宋代文人,三个表格显示了宋人文人士大夫接触佛教的人数之众。
除这三种情况之外。还有大量的文人没有被写副佛教典籍中.他们可能没有与佛教僧人有所交游,或者有些文人士大夫虽然与僧人交往.但所交往的僧人在佛教史上并不出名,却因阅读佛教典籍而被佛教所感染.作品中也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而这方面更能体现宋人与佛教瓜葛的普遍性。因此,周裕锴所列三种情况并不能完全概括北宋文人与佛教之关系.细数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佛僧之关系,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陈文惠一样留心佛教者。陈文惠景j;占年间拜相,寻出判郑州,以太子太师致仕,“平居于释氏留心”。所谓的“平居于释氏留心”.即佛教典籍是他平常阅读的内容之一,对于佛教所说的义理也有所思考。故其在游佛寺时“恍然有得”,为偈日:“殿古寒炉空,流尘暗金碧。独坐了无人,又得真消息。”在临终时,自志其墓日:“……年八十二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可归息于父母栖神之域矣。”从其所作偈与墓志铭来看,陈文惠确实是“于幻妄境中了无遗恨”.是“知者道”①。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待佛教,大多都如陈文惠一般.他们阅读佛书,游览佛寺,交往佛僧,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都深深刻印上了佛教的痕迹。又如王日休,“为六经训传数十万言”,后来却弃儒而习佛,并云:“是皆业习非究竟法,吾其为西方之归乎!”之后“一志念佛.日课千拜”,直至“立化”②。如王日休一样,接触佛教之后即潜心于佛教者亦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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