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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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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部全面系统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前会长和名誉会长苏培成苏培成先生的学术之旅和学术思想的专著。由于作者力求将苏培成先生的学术之旅和学术思想观点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因此该书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普及性。 研究对象苏培成先生还健在，和研究对象交流起来更加方便，不至于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认识发生误解。以往研究对象往往是已经去世了的语言学家，而今我们抢救性地研究这些健在的高龄语言学家学术思想也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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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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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实地调研等方法对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苏培成教授的语言文字学思想进行研究。作者全面搜集研读苏培成先生的所有的语言文字学术作品，将就有关问题广泛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咨询，就某些疑难问题进行现场调研。描述了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一辈子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情景。包括苏培成教授的传记、标点符号成就、现代汉字学研究的贡献、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成绩以及辞书学的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及苏培成先生的学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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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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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贤德，男，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大运河文化带研究院常州分院名人研究中心主任、常州市天宁区委宣传部“讲谈社讲师”、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会长。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项，国家语委科研项目1项，市厅级课题12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0部，专著《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获得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近年在常州一些机关、大中小学、街道、社区、图书馆、新华书店、监狱、电视台、喜马拉雅电台等地开展常州地方历史文化名人故事、常州人与汉语拼音方案、青果巷走出去的历史名人等讲座160多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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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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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章 苏培成先生采访录...................................................................... 1
节 考入北京大学前的情景.................................................... 1
第二节 北京大学的读书生涯....................................................... 4
第三节 北京大学毕业................................................................ 12
第四节 重返北京大学................................................................ 22
第五节 关于周有光研究............................................................ 28
第六节 积极投入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33
第二章 标点符号研究............................................................................ 42
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标点符号研究的成果............................. 42
第二节 苏培成先生对标点符号的研究....................................... 43
第三节 苏培成先生对2011年版《标点符号用法》的评析.......... 45
第四节 苏培成先生晚年仍在关心标点符号的应用...................... 48
第五节 学界对苏培成先生标点符号研究的评价......................... 51
第六节 网友对苏培成先生标点符号研究的评析......................... 53
第三章 现代汉字研究............................................................................ 55
节 苏培成先生的现代汉字研究成果.................................... 55
第二节 苏培成先生现代汉字研究综述....................................... 57
第三节 苏培成先生对汉字的评价.............................................. 70
第四节 苏培成先生对汉字前途的认识....................................... 71
第五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汉字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74
第六节 学界对苏培成先生现代汉字研究著作的评价与引用........ 76
第四章 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研究............................................................. 80
节 苏培成先生对周有光先生的语文现代化思想研究........... 80
第二节 苏培成先生驳斥了否定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调............... 98
第三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117
第四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汉字简化的思想.................................. 124
第五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普通话的思想...................................... 130
第六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汉语拼音方案》意义的论述............. 134
第七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论述........................... 137
第八节 苏培成先生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在稳步前行................. 139
第九节 苏培成先生认为我们都是语文现代化的受益者............. 143
第五章 汉语规范化问题研究.............................................................. 148
节 苏培成先生认为采编工作责任重大............................... 148
第二节 苏培成先生主张语言文字规范化应具有人文性............. 150
第三节 苏培成先生主张汉字听写大会应发挥正确导向............. 152
第四节 苏培成先生认为学好语文终身受益............................... 154
第五节 苏培成先生指出《光明日报》对成语的误用................. 156
第六节 苏培成先生主张中小学应该重视语法教学.................... 158
第七节 苏培成先生主张小学语文应该先教汉语拼音................. 160
第六章 汉语辞书研究问题.................................................................. 166
节 《汉字源流精解字典》阐明了汉字源流关系................. 166
第二节 《新华多功能字典》功能强大...................................... 168
第三节 《新华大字典》具有很多明显的优点........................... 170
第四节 苏培成先生主张规范字典的编写要与时俱进................. 172
第五节 苏培成先生指明走向辞书强国之路............................... 179
第六节 苏培成先生高度评价《汉字规范字典》........................ 183
第七节 苏培成先生关于两个“行”字的读音问题.................... 185
附录一 苏培成先生已刊出文章的目录............................................... 187
附录二 苏培成会长助我学术成长....................................................... 216
附录三 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之乡............................................... 219
后 记....................................................................................................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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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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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苏培成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老先生一生专注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成果丰硕，影响甚大。多年前中国语言学会主编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将苏培成先生（以下简称苏先生）收录进去，认定苏先生是现代语言学家，所以本书书名我们也称他为“现代语言学家”。
苏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工作时，讲授过的课程有现代汉语、语文现代化、汉语规范化、现代汉字学、应用语言学等课程，结合教学发表多种学术著作和多篇学术论文。书籍、论文目录见本书的附录。他在学术研究方面首先是标点符号研究，曾参加1990年版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研制。苏先生写的《怎样使用标点符号》被收录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丛书内。多年来苏先生的现代汉字学研究在该学科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建立了现代汉字学的学科体系。所著《现代汉字学纲要》是现代汉字学里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曾被多部著作引用。苏先生对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情有独钟，曾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两届会长。他曾参与国家语委多项工作，参与多次有关的学术论争，大力支持国家的语文政策。苏先生主编的字典主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是国内有影响力的辞书出版单位之一。苏先生曾任《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和第六版、《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的审订委员，《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委。几十年来教书育人，尽职尽责，他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有广泛影响。
我和苏先生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学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学位，都不是在北京大学取得的。甚至北京大学的老师我都不敢多接近接触，在我的心中北京大学是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们一个个都是牛气冲天声名远扬的学术达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北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北大新一代的教授们也都很厉害，都很忙，谁有这个时间搭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高校的普通老师呢？所以我从不奢望能够和北京大学有什么联系，更不会想到给北京大学的教授写书。如果实在想拉扯一点关系，那就是我因为经常读苏先生的文章，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多年来我一直都是自己埋头苦干，低头拉车，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
周有光先生是常州人，我也是在常州工作，我的工作单位距离周有光出生地常州青果巷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研究常州本土语言学家也是名正言顺的。在研究周有光学术思想尤其是语文现代化的学术思想过程中，我时常遇到一些学术上不理解的困惑，于是我就勇敢地向相关专家教授请教。请教多的就是时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先生了。之前，我和苏先生还没见过面，我只是大胆地给苏先生发邮件，没有想到苏先生邮件回复很快，并且详细回答我的有关问题。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2014年5月10日，我有机会到北京参加《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当时尚未定稿）一书的出版意见征求会。在这次会议上次和苏先生见面。当时参加会议的多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我算是比较年轻的，我的主要任务是向各位学习。那算是我和苏先生次亲密接触。从此以后，我就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问题及周有光的语文思想或其他语言文字问题在邮箱里或者电话里向苏先生请教得更加频繁。2015年3月，苏先生的老伴去世，这给苏先生很大的打击。苏先生十分悲痛，身体开始明显衰老。后来苏先生几次来常州开会，都是有人陪伴的。近来，苏先生完全不敢离开北京到外地参加活动了，至多也就在北京参加一些老朋友的活动。苏先生总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愿意出门，担心给别人增添麻烦，还是愿意待在家里看点书，写点东西。仅仅2019年一年，苏先生就发表了大小20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定的学术含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几年，我承担着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江南语言学家对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影响的研究”（15BYY049）。研究中，我发现有的语言学家资料不多，撰写有关内容时因为史料的短缺而很难写下去。相反在研究常州籍语言学家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和周有光时，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日记、纪念文集、口述史之类的资料，所以研究起来就方便多了。于是，我想今天的很多语言学家在世时也做了很多事情，贡献也很大，人生也很精彩，可圈可点的事情很多，可是一旦去世，很容易就被后人遗忘。不是说这些语言学家在世时影响不大，贡献不大，而是现在的资讯太多，年轻的教授、副教授、博士们都忙于自己的教学科研，都在完成各级各类各项指标的考核任务，所以对这些已经去世的学者们的生平事迹和学问学术成果不一定有精力有时间来特别关注，更不用说专门来研究和写书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在做有关课题时，经常阅读有关胡适先生的资料，胡适先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经常鼓励身边的朋友同事撰写回忆录或坚持写日记，他自己就写了《胡适文存》《四十自述》等经典流传的作品。有的朋友听了他的话，写了一些回忆录，也就为世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史料。比如，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就是在胡适先生的鼓励下撰写的《杂记赵家》和《一个女人的自传》，这两部回忆录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晚清民国时期人物的真实史料。晚清民国时期很多知名人士在杨步伟的回忆录里都有涉及，这为后人研究民国人物和事件提供了宝贵的鲜活的史料。所以我总担心，如果大家都是述而不作，那么若干年以后有人要写今天的语言学史或语言学人物传记时，就会缺少手资料，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于是我想我来为苏先生写一本书吧。本来想写成人物传记性质的书，可是苏先生很谦虚，说哪有那么多事情写成传记啊，都是一些零星琐碎的事情，不值得写，多写个简历还差不多。于是，我便通过问答的形式采访了苏先生，主要谈苏先生的人生简历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我对苏先生这次采访，相比之前苏先生接受其他人的采访时间相对长一些，内容相对丰富一些，可读性也应该更强一些。于是，我将苏先生的人生简历放在章，其他部分集中写苏先生的学术贡献，包括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以及我个人及别人对苏先生的学术评价。人生简历加上学术思想，基本上对苏先生就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也就有了这么一本书，当然，由于研究的需要，写作中我征引了苏先生大量材料。如果后人有研究苏先生及其语言文字学思想的，本书可以提供一些信息，这也算是我为中国语言学人或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做出的一点贡献。
苏先生的学术研究偏重于语言文字的应用，主要涉及标点符号、语文现代化、现代汉字学、现代辞书学、汉语规范化等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周有光语文现代化思想的研究。苏先生编辑的《周有光语文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曾获得人民大学吴玉章人文科学奖特等奖。我在阅读了苏先生的这些文章和书籍之后，从中提炼出苏先生的主要观点，并适当做了点评。也许有的点评不一定到位，这仅仅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如果读者觉得有疑问的，可以进一步阅读苏先生的原著。我这里仅仅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书稿的后加了几个附录，个附录是苏先生所有发表的学术成果，当然也许由于个人搜集能力有限，肯定也有漏网之鱼；第二个附录是北华大学陈永舜教授写的一篇苏先生帮助他成长的回忆性的文章；第三个附录是我自己写的《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之乡》的文章，这篇文章简单梳理了一下自清代以来，常州走出去的有影响的甚至有重要影响的语言学家或语言学人。我在常州工作，也因此顺便为宣传常州名人做点小事情。该文在“语言学世界”公众号发表之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科举文化》杂志也将这篇文章发表了。
苏先生是一位非常热爱语言文字工作的学者，老先生一辈子就做这个工作，没有别的爱好。有一次，我问苏先生：“您怎么编写了这么多字典等工具书，还写了那么多的专著和文章，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苏先生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串门，大量的时间就是坐在我的书桌前忙自己的事情。以前我所有的字典、专著和论文都是我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写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啊。前些年主编的《新华大字典》厚厚的一叠书稿，审稿改稿都是用手写的。大约二十年前才开始使用电脑。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之前出版的几本工具书都有再版，专著《现代汉字学纲要》现在已经出版第三版了，《繁简字对照字典》的印刷量和销售量也是很大的，这说明社会上还是很需要的。”
苏先生执着于自己的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不太在乎外界的评价与看法。有人针对苏先生关于简化字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甚至用“文革”语言对苏先生进行人身攻击，苏先生都是不予理睬。不仅仅写文章如此，就是开会时，苏先生也是很直率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太在乎身边学者甚至领导的看法，因此有时就很容易得罪人。但是老先生毕竟是北京大学的老先生，他才不管别人的看法呢，照样表达自己的观点。说实在话，我们现在学术界还真是需要这样的学者，而且是越多越好。如果学术界搞得像官场一样，那学术如何发展呢？学术就是学术，科学就是科学，权力就是权力，这个方面真不能拍马屁。
在和苏先生交往过程中，苏先生除了和我们谈论学术问题之外，也偶尔谈谈其他的事情，谈论多的是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情景。苏先生一方面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很多特别有学问的老师；另一方面感到遗憾的是“运动”太多，而且是不停地“运动”，读书的时间太少，大好年华就在不断“运动”中被折腾掉了，导致自己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先天不足。“运动”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了，过去那一场一场的“运动”可不得了啊。
苏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鲁迅中学）当语文老师，中学里根本没有条件做其他学术研究，只能从标点符号入手，这得益于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苏先生说：“这本书对我的重要性，别人是很难体会出来的，标点符号是我这一生花精力多的。我本来对语法研究有兴趣，因为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课讲得很好，可是后来在中学教书，光研究语法怎么行呢？再后来到北京大学，本来也想研究语法，但是北大研究语法的人很多，成绩很大，我做语法研究很难超过他们。所以我必须转向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我觉得苏先生还是很善于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正是因为北京大学的高平台及苏先生的努力，所以这么多年来，苏先生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成果很多，为社会普及语言文字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因此被苏先生的精神感动，写了一篇长文《苏培成：生活中有语文，语文中有学问》于2020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宣传苏先生的学术精神。
写到这里，我依旧希望学界人物多写点日记、回忆录、传记等，或者请他人写。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为自己的导师写点传记或者口述史也是为中国语言学史做出的贡献，只要实事求是就行。也许有的回忆录或传记因为各种原因一时不能出版，但是只要有书稿存世，今后总是会有机会在世间流通的。
苏先生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体还好，我真诚地希望苏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学事业继续发挥光和热。
章 苏培成先生采访录
我是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先生的书认识苏先生的，因为我在常州工作，而且多年来也一直研究周有光，而周有光的很多著作都是苏培成先生主编或整理出版的，因此就有机会和苏培成先生见面，也因此有机会向苏培成先生学习。苏培成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我年长三十多岁，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侧重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著作宏富。近年来，我和苏先生多有来往。常州大学建立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常州青果巷周有光故居建立周有光图书馆，常州举办“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等会议，苏培成先生多次来常州指导交流，出谋划策，我也曾经利用契机邀请苏培成先生给我校学生做过“如何做好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讲座。为了参加学术会议，我也曾多次到北京，几次拜访苏先生，甚至还在苏培成先生家住了两个晚上。我和苏培成先生交谈甚为投机，获益良多。近来，我在研读苏培成先生的著作，很想了解他成长的历史，以便知人论世。尤其是苏培成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私下认为我的采访带有抢救著名学人史料的性质。蒙苏培成先生允诺由我做多次访谈，主要谈他这几十年来的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情况。下面是我访谈的记录。
节 考入北京大学前的情景
赵 （赵贤德，以下简称赵）您一定要趁您现在身体还不错，还能坚持写作的情况下，尽量多留下一点文字。这些文字除了学术文字，也要有更多的您个人的经历和逸闻趣事。您尽量说说您经历的学术和生活工作方面的有关事情。您千万别说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有些事情在当事人看来觉得没有意义，但是在外人看来却是很有意义的。我在研究过去的有些人物时，烦恼的就是资料太少。比如我在研究民国语言学人物时，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就非常好，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在研究赵元任时，就觉得《赵元任年谱》和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非常好。谢谢您！听说您的祖籍在福建。是吗？
苏 （苏培成，以下简称苏）是的。我的高祖父是福建同安澳头村人，经商，从事南货北上、北货南下的生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托人带货款南下，受托人携款潜逃，在天津经营的商号因为没有流通资金而倒闭，高祖父被困在天津。我这一代是苏门在天津生活的第四代。
高祖父去世后，我们和福建老家失去联系。“文革”结束后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就语言文字的问题到我家录像采访，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厦门同安县工商局的苏法科先生看了播出后就想，北大这个苏培成不知是不是我的同乡，于是给我写信询问。收到来信后，我回答他说：我听家里老辈人说，我的曾祖父曾任山东三台巡抚，早逝，曾祖母年轻守寡。光绪年间恩准旌表，在老家的村头建了一座贞节牌坊，上写的是“天旌节孝”，两边还有挽联。有这座牌坊的村子就是我的祖籍所在。苏法科回信说：澳头村的村头有石牌坊，上面的题字、挽联和你说的一致，我们是同乡的宗亲。就这样我和老家的亲属分隔一百多年后又接上了关系。有一年我去厦门参加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举行的学术会议，抽时间去同安澳头村探访。先到同安拜祭苏氏宗祠，后去澳头瞻仰牌坊，受到宗亲的热情接待。如今那个小渔村已经大变样了，成了旅游的景点。
赵 您是出生在天津吗？
苏 是的。1935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我出生在天津。父亲叫苏宏枢，是小学教师；母亲叫叶洪文，操持家务。我有个姑姑也是小学老师。我们弟兄五人，还有一个妹妹。1942年至1948年，我在天津育德庵小学读书，班主任是刘淑珍老师。刘老师是位优秀的老师，教我们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至今我还大体能背。1948年暑期考入河北省立天津中学，现在叫作天津市立第三中学。那时学校在铃铛阁旧址，“文革”后迁校到丁字沽。这是所老校，教学质量较高，在天津有点名气。语言学家张志公、刘涌泉都曾在这里读过中学。在初中我就开始喜欢语文，到了高中就明显偏科，偏向文科。这个学校有个藏书较多的图书馆，我在这里上学时作业不多，有许多时间读课外书。开始读现代文学作品，读鲁迅、老舍、曹禺等，后来读一点学术著作，主要是研究文学的著作。例如游国恩的《楚辞概论》、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等。通过读书的积累，我逐渐知道北大中文系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殿堂。1956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新书，是北大教授岑麒祥先生写的《普通语言学》。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普通语言学”。但因为岑麒祥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这本书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材，我就把它买了下来，一直珍藏到今天。由此可见我对北大中文系心仪已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我在读初二。为了庆祝开国大典，我们班扎了个很大的地球形的圆灯笼，去参加在天津人民广场举行的庆祝集会，然后是游行。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到家，十分兴奋。
赵 您是怎么喜欢上语文的？
苏 我读的中学是一所老学校，校舍离我的家很近。天津流行一句俗语：“天津卫有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g2o）。”铃铛阁是一座古建筑，后因失火焚毁，改为学校。这所学校有多位优秀的老师，语文老师比较突出。初二的语文老师是穆心斋先生。他在课上讲李何林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我就知道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也知道了鲁迅、郭沫若。初三的语文老师是裴学海先生，他是语言学家，著有《古书虚字集释》。他在课上讲吕叔湘先生著的《语法学习》，我开始接触语法。进入高中，我就迷上了语文。在高中读了一个多月，我因得了肺结核休学一年。休学在家时，我姑姑给我从她工作的学校借来了几本语文书，有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虽然很多地方读不懂，但我还是愿意读，希望能多懂一些。这时的报纸上登载了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我也找来读，很受启发。高二的语文老师是张守谦先生，现代文学家。那一年鲁迅诞辰日他在学校布置了小型鲁迅作品展览，要我做他的助手，我有机会接触了鲁迅的著作。高三的语文老师是王荣棠先生，他告诉我们出版不久的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是本很好的书。对这个信息别的同学可能并不注意，我却十分留心，后来终于找到了这本书，知道了它的体例和用法。
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北方曲艺。上了高中我就练习编写曲艺唱词。1952年我写了一篇大鼓词叫《真正的人》，歌颂志愿军英雄罗盛教，发表在天津的《新晚报》上，得到了稿费旧币12000元，折合为新币1.2元。我就用这点钱买了《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这是我用稿费买的部书，这部书一直陪伴我到现在。在中学阶段我在天津的两家报刊上发表了曲艺唱词有七八篇，其中有一篇还由单弦名家马增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唱过。那时我只是个中学生，知识不够，写曲艺还不懂什么叫阴声韵、阳声韵。不过从那时我就心无旁骛，专注于语言与文学。
第二节 北京大学的读书生涯
赵 中学毕业后，您就考取了大学。是吗？
苏 1955年高中毕业，我的肺结核尚未痊愈，不能升学闲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到1956年暑假开学后，我的母校图书馆缺少一个管理员，图书馆的负责老师知道我还闲在家里就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愿意到图书馆上班。那时我的肺病已经痊愈，家里经济又很困难，于是我就返回母校参加工作，可是我想考北大的心没有变。一转眼到了1957年，高考报名时我就去报考。非常幸运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于是我辞去了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进京上学。
那一年北大开学较晚，到9月中旬，我乘火车由天津到了北京。那是我次乘火车，也是次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乘北大的校车来到了燕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那一年高考录取人数比往年要少，我以志愿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终于得偿夙愿。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赵 您进入北大的初感受是什么？
苏 我进入北大，一切是全新的。我次乘火车，从天津东站乘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北大派汽车到前门火车站接新生。我坐上校车由中关村的小校门进入学校。那时想，北大这么有名气，怎么校门这么小这么破？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个旁门。入校后到哲学楼前下车，到一楼101大教室报到，从此就成了北大的学生。那时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党委书记是江隆基。
北大中文系1957级有新生一百多人，分为三个教学班。我在一班，住在学生宿舍29斋433室。一间宿舍有三张上下铺的双人床，住六个人。系里举行了迎新会，我见到了系主任杨晦先生和许多知名的学者。为了让新生熟悉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安排，系里请游国恩先生和王力先生分别和我们见面，介绍文学和语言学教学情况。教学活动逐步展开，新的集体逐渐形成。学期有五门专业课，课程的名称和任课的老师是：文艺学引论，吕德申；语言学引论，殷德厚；中国文学名著选读（先秦两汉部分），季镇淮；语音学，齐声乔；工具书使用法，吴同宝（就是吴小如先生）。一年级新同学不进行反“右”斗争，只参与一些活动接受教育。
那一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我参加了天安门的庆祝游行。十一月七日的苏联十月革命节，周恩来总理来北大给全校师生做报告。他在北大南门下了车，步行到大饭厅，我们排队站在南门内的马路两旁欢迎。我们是次见到周总理，都十分兴奋。到了1957年除夕，晚餐后我们班同学聚会迎接新年。将到午夜时我们都到大饭厅，熄灯。午夜钟声响起，整个大厅灯火通明，马校长登台给全校师生拜年，发表简短讲话。台下的师生齐声高呼：“给马老拜年！”情绪极为热烈，迎接新的一年。在北大我生活在全新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充满了希望。
赵 那时中文系分专业吗？
苏 那时的北大中文系只有一个专业，叫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新生入学后都在一起学习。到三年级时要分为文学和语言学两个专门化，类似后来的两个不同的专业。多数学生愿意学文学专门化，没有几个人愿意学习语言学专门化。可是系里的安排是文学只有两个班，一定要有一个语言班。如果完全靠学生自愿选择，语言学这个班的人数就不够。怎么办？于是先做思想动员，讲清语言学的重要性，然后再报名。结果是全体同学都报名，后由系里决定谁去学语言学。我被分到语言班。这次分专门化，决定了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全体同学都服从分配，从三年级开始按照新的教学班开始了教学。那个年代服从国家的需要已经深深扎入我们的内心，支配我们的行动。
赵 北大中文系名家很多，谈谈您的专业课学习情况。
苏 民国时期的国文系有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等课，但是没有综合性的现代汉语课。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现代俄语”课，开设了“现代汉语”课。我这一届的“现代汉语”课是由林焘、朱德熙、姚殿芳三位老师担任主讲，共讲了三个学期。1958年汉语教研室集体编写了《现代汉语》教材，分为上中下三册。全书有七个部分：绪论、语音、文字、语法、词汇、修辞、作品分析。这部教材出版较早，内容很新，影响很大。我们上课时只用了前两册。1961年调整教学计划，现代汉语课减少了课时，精简了内容，删去了修辞和作品分析。教材变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材后来又经过几次修订，一直用到现在。书中的语法部分是由朱德熙先生执笔，他用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描写汉语语法，令人耳目一新。语音部分是林焘先生执笔，他把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加以改造，建立了现代汉语语音学的体系。
院系调整后，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曾由不同的老师任教，教学内容也各不相同。魏建功先生主要讲作品，杨伯峻先生主要讲文言语法。1954年王力先生由中山大学调到北大，还没有打开行李就上台讲授汉语史，这在全国高校是次开设汉语史课。王先生讲了几年，课程建设大体完备，改由年轻的老师主讲。1959年王力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设计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新体系，并且编出了讲义，课前发到学生手里。在一教的101大教室上课，旁听的人很多，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新体系教学效果很好，*决定以王先生的讲义为基础，由王先生负责编写全国统一的古代汉语教材。这样一来，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只上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就以参加教材的编写代替上课。老师分给我们一些文选的篇目要我们做出注释，分配给我注释的是柳宗元的《牛赋》。因为我们课程还没有学完，知识不够，所以我们注释的文选后都没有采用。王先生主编的四大本《古代汉语》出版后成为学习古代汉语的“百科全书”，直到今日仍影响巨大。可惜我们只读了教材的册，没有学完全书，知识有很大的缺口。
袁家骅先生本在北大西语系任教。因为他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成就卓著，后转入中文系。袁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内容丰富，富有创造性，是这门课程有影响的教材之一。后来袁先生又主编了《汉语方言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袁先生给我们讲授方言学，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过音韵学，听起来很吃力，似懂非懂，这门课程我没有学好。1959年夏季去无锡调查吴方言，袁先生亲自跟随我们并指导调查才大体明白。1960年袁家骅先生又给我们讲授汉藏语导论课。袁先生是壮语专家，广西的拼音壮文就是由袁先生负责研制的。也是由于我们的准备知识不够，听课很困难，如同听天书。袁先生每周用一个晚上到学生宿舍辅导，但没有人问问题，老师干坐在那里。那时我们年纪小，不懂得珍惜学习机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即使这样，我还是通过跟随袁先生学习，对汉藏语有了初步的了解，大体能够阅读研究民族语文的论著。1980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几次开设汉藏语课程。那时袁先生已经去世，改请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先生负责组织教学，由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主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稿经过修订成为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99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是过来人，所以明白汉藏语概论这样的课程对北大语言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十分必要。
按照教学计划，语言学专门化要开设三门理论课，就是语言学引论、普通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史。我们这一届的语言学引论是由一位助教主讲的，课堂比较沉闷。外国语言学史本来由岑麒祥先生主讲。我读书那一年，岑先生应南京大学方光焘先生的邀请去南京大学讲学，这门课改由高名凯先生讲授。高先生还编写了讲义发给了我们，可惜这份讲义我没有保存下来。普通语言学一门由几位年轻的老师参照高先生的《语言论》分头主讲。这门课本来就复杂，理论性又强，不易讲好。由年轻老师主讲深度不够，印象不深。高先生的《语言论》出版后，我几次阅读学习，因为没有老师指导收效有限。
文字学原来由梁东汉先生主讲，后来梁先生调离北大，我们这一届系里请唐兰先生返校主讲。唐先生是文字学知名专家，曾在西南联大执教，也出任国文系系主任。唐先生两周来一次，一次讲三课时，讲了八九次。唐先生给我们留过一次作业，就是标点《说文·序》。我们按时听课并完成作业，但是课后没有做到钻研思考，错失良机，后悔莫及。
系里为我们开设的语言学课程还有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岑麒祥先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周有光先生的“文字改革”、陆志韦先生的“汉语构词法”等。我还听了魏建功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聂崇岐先生的“古代官制”。这两门课是古典文献专业的课，我属于旁听。那时宋云彬先生给古典文献专业讲《史记》，他的方音很重，我只听了一次就没有听下去。我们在四年级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开设语法研究课，主要讲句法的变换分析。可是1982年朱先生出版的《语法讲义》并不包括这部分内容。我没有机会向朱先生请教，想来可能是朱先生自己放弃了。学术研究是十分艰苦的事业，大专家的研究也难免有变化、有取舍。
我们这一届的中国文学史课也遇到问题。先秦两汉这一段，由季镇淮先生主讲，学期先讲作品，第二学期讲史的部分。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段只读了一些作品，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因为我们下煤矿劳动就没有学习。宋元明清这一段只由吴小如先生做了简要的说明，没有读多少作品。文学专门化有一整套课，我们这一届还请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先生讲授戏曲史。由于我们语言专门化的课程本来就多，所以没有机会听到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几位名师的课程。
赵 您读书那时好像还参加了科研项目，请谈一谈。
苏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这几届在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科研项目。1955级语言班一个暑假没休息，集体编写了《汉语成语小词典》，经魏建功、周祖谟二位先生审定修改后出版。1955级语言班后来和我们一起搞现代汉语虚词研究。1956级语言班的科研项目是“汉语发展史”。对大学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个课题难度太大。他们经过努力写出了初稿，终究未能正式出版。我们1957级语言班的任务是和1955级语言班一起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编写虚词词典。大约做了两年写出了初稿，然后由少数同学组成编委会，由朱德熙先生领导负责定稿。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这部书稿所用的例句做了几次大规模的调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次科研使我受到了锻炼。现在看来学生从事科研主要是学习和锻炼，由于知识不够、时间不够，很复杂的课题是很难完成的。
赵 听说您那个时候还在煤矿劳动过，在思想教育方面有什么收获？
苏 北大的思想教育一直抓得很紧，使我受益很大。我们这一届除了日常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外，还进行了学工学农劳动锻炼。1958年暑期开学后，中文系全体师生去平谷县参加人民公社成立活动。回校后稍做休整，我们1957级学生就去京西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我们住在矿区一所学校的教室。没有床铺，都睡在地面。林焘先生带着几位助教和我们一起去到煤矿，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课。开始时是一天劳动，一天上课，很快就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挖煤是重体力劳动，而且是日夜三班倒。从起床下井到收工开班会、洗澡、吃饭要十一个小时。一天劳动后十分疲劳，第二天上课的话会打瞌睡。后来改为一周劳动一周上课，情况好一些。但是没有复习时间，更谈不上读参考书。北大党委常委王学珍曾到煤矿来看望学生，了解情况。他回校后向党委汇报，说煤矿劳动太危险，万一出了事故学生受了伤，很难处理。党委决定这批学生的劳动到1959年年初放寒假时为止，不再延长。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是陆平，他同意这个意见。可是到了“文革”，这居然成了陆平破坏教育方针的罪状。半工半读生活很是劳累，但我们的情绪都很饱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有一次梅兰芳剧团到城子煤矿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是《贵妃醉酒》。那个时候能看到梅兰芳演出很不容易，煤矿大礼堂里人山人海。工人挤满了礼堂，我们学生只能站在后，有的学生就站在桌子上看。我不懂京剧，也看不明白梅剧团演出的精彩之处在哪里，只是看到了京剧。
1959年年初，结束了城子煤矿的半工半读回到学校，开始了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的学习。这学期有几门新课，给我留下印象深的是听朱德熙先生讲现代汉语语法。
赵 听说您那个时候还到乡下参加学农？
苏 转眼我们到了四年级的第二学期，中文系安排我们这个年级去北京昌平十三陵公社学农。三个班分在三个村，我们语言班在黑山寨村。由春播到夏收我们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学期。黑山寨村在深山里面，不通公路。我们去的时候学校的汽车把我们送到山脚下，然后生产队派毛驴给我们驮行李上山，到了村里分别住在老乡家。生产队没有食堂，由同学自己做饭吃。村里没有菜，吃菜要由生产队派毛驴，学生赶着毛驴去离村20里地的十三陵集市去买。做饭没有煤，由学生上山去打柴，背回来烧柴锅。有一天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来看望我们，中午在我们那里吃饭。那天吃的是炒芹菜，我们连芹菜的菜叶都放在锅里一起炒，炒出来的菜有苦味，程贤策也只能说“还不错”。
大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是必要的，向工农学习，了解社会，但是不能太多。北大中文系本科是五年制，我们这一届毕业时算总账，纯体力劳动超过了一年。劳动占用的时间过多，读书的时间不足，毕业时没有时间写论文。这个安排需要改变。
赵 北京大学当时学生科研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情况怎样？
苏 到1959年时，反“右”斗争已经结束，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的“双反运动”。双反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王力先生曾经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检讨，说自己是“资产阶级大白旗”。学校组织学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学术研究，占领学术阵地。
那一年的暑期，北大中文系1955级语言班不放假，要进行科研，编写《汉语成语小词典》。在那时的中国，竟然没有一本《汉语成语词典》。1955级语言班的同学敢想敢干奋战一个暑期编出了《汉语成语小词典》。经过魏建功、周祖谟两位教授的审定后正式出版，填补了空白，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中文系下一个科研项目是1955级和1957级两个语言班的学生联合编写《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每周用两个晚上，在文史楼三楼第二阅览室的西大厅工作。系里请高名凯、朱德熙等几位老师为指导，来到现场解决研究中的问题。工作的步是收集资料抄卡片。从毛选、鲁迅著作、“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里，把有虚词的句子抄到卡片上。那时没有电脑，更没有语料库，靠手工一张一张抄卡片积累资料。这是件极为枯燥乏味的事，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是个很好的锻炼。卡片要积累到相当的数量，要能够反映出现代汉语里虚词的各种用法。有了卡片后下一步是编写，编写完后按词类分组。我在副词组，组长是1955级的李世凯学长。初稿出来后，由少数人组成编委会，负责审稿、改稿直到定稿。这些工作主要由1955级的学长来做。1955级毕业后，由他们留校的同学继续再做。朱德熙先生和汉语教研室的助教给予支持。到“文革”期间，编写基本完成准备交付出版，可是例句出现了问题。“文革”时期五四以来的许多新文学作品被否定，这一类例句必须去掉，改为《艳阳天》《金光大道》、“样板戏”等，工作量极大。好不容易改换得差不多了，“文革”一结束这些例句又不行了。一直拖到1982年9月，这本《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6级语言班的科研项目是编写汉语发展史，用来批判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王力的《汉语史稿》是国内首创，有很大影响。为了做这个项目，1956级的同学去语言研究所访问陆志韦先生。陆说：“你们给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做些注释就不错了，自己搞不了。”同学对这个答复很不满意，认为“这些资产阶级的专家看不起我们，我们就要争气，做好这个题目”。科学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本科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根本做不了这个项目。他们写出来的书稿由系里油印若干部拿出去征求意见，至今也未能出版。
1955级文学班编写中国文学史，点名批判系里几位文学史专家，后写成上下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的是红色封面，打的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旗帜，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但是问题很多，后来师生结合重新编写，改写成一套四本的《中国文学史》，但是也未能令人满意。后被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取代。
在高等学校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内容的“双反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表现，带有浓厚的极“左”色彩。经过十年的“文革”，这条路线已经被彻底否定。把广大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是没有根据的，严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害处是很大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没有错，但是把科研和批判资产阶级挂钩却让科研走了样，给学生灌输了错误的科研观。批判资产阶级的结果就是在师生间人为地筑起一道墙，破坏了师生间应有的和谐关系。
赵 在北大的五年学习对您的成长起了什么作用？
苏 这五年的学习给我的思想和业务奠定了基础，让我终生难忘。在思想上走出了个人家庭的小圈子，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我懂得一事当前要先从国家人民考虑，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报效国家社会。从业务上说，把语言文字学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不放弃、从不动摇。
第三节 北京大学毕业
赵 下面说说您的工作情况。
苏 1962年暑期我本科毕业。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国家经济状况虽有好转，但是困难还不少。不少部门人员精简，毕业分配遇到了困难。我们这一届的两个专门化，共有70多人。分配好的是北大中文系留下几位做助教，还有几位读硕士研究生。我的条件不够，表现不好，也不做留校的妄想，被分到北京市教育局。还要等待，由教育局再分配到市属的部门，主要是中学。在等待分配的时间里无事可做，我又跑到教室去听课，听了朱德熙先生讲授的古文字学，陆宗达先生讲授的《说文解字》，但是都缺头少尾，只听了一部分。一直拖到1962年11月底，我才和另外几个同学由北京市教育局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做教师。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是北京市属的小的一所高校，为北京市中学培养师资。我们几个同学被分到师专时，大喜过望，因为可以做专业工作，不必改行。到师专报到后我和我的同学王锳、孙悦春一起负责古代汉语教学。这门课在该校是次开设。我们认真备课，不敢懈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开始讲课，效果还好。后来又带学生去中学进行教学实习，送走了这一届。可是到了第二届学生要上古代汉语课时，按照上级的安排，整个学校的师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中文系师生到山西东南部的长子县干了八个月。“四清”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市委的决定，我们的学校停办解散，我面临着新的分配。我在北京师专教过的学生，如今都已七十多岁，有时还来家看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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