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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本书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推荐》，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高语文素养，有重要意义。
20世纪著名文史学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经典之作
李长之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注目于那些“文化托命之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等，并卓有成果。其关于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研究，至今是研究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的书目。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长之即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齐名，并称“清华四剑客”。
二百余条注释，几十余种参考书，言必有据
李长之治学严谨，注重史料的选择与提炼，对孔子的研究，有二百余条注释，几十余种参考书，真正做到了下笔有出处，言必有据，这些都凝结着他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
重新认识孔子和儒学经典《论语》
在古代，孔子被尊称为“圣人”，其言行、思想被写入《论语》，成为后世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一生，坎坷求索，五四以来，孔子形象，有毁有誉。对这样一个人，李长之下笔从容，举重若轻，用浅显轻松的文字，勾勒了孔子一生的轮廓，阐释了儒学经典《论语》，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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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孔子的故事》是著名文史学家李长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也是介绍孔子生平的经典通俗读物。李长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孔子的一生，再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及孔子的生活状态，展示了孔子的一个个侧面和形象：有上下求索的哲学家，有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有问礼老聃、虚心向学的求知者，有生不逢时、被迫周游列国的政治家……这些不同的身份，让我们看到孔子的“直率而又含蓄，热情而又严肃，活泼而不失分寸”的形象。
李长之注重史料的选择与提炼，《孔子的故事》大量参考了《史记》《左传》《孔子家语》《论语》《礼记》《韩非子》《庄子》等资料，仅注释达239条，参考书几十种，真正做到下笔有出处，言必有据。这些都凝结着作者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同时本书还配以二十余幅明清罕见刻本插图，数幅经典字画，包括明代仇英的名家画作，也包括清康熙帝的手书等。此外，还附录了《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便于读者深入了解孔子的言行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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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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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1910—1978)，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初名李长植，生于山东省利津县，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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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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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
二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
三在挫折中前进
四教育事业的开端
五孔子和老子的会见
六走向成熟的道路
七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
八孔子在齐国的收获和影响
九孔子在混乱的鲁国中的寂寞
十孔子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十一从中都宰到司寇
十二孔子在外交上的胜利
十三孔子和鲁国贵族的斗争
十四孔子终于出走
十五在卫国受到监视
十六过匡城被拘留
十七到了晋国的边界上
十八仍然回到卫国——不愉快的三年
十九过宋国的时候遭到迫害
二十孔子停留在陈国
二十一孔子绝粮
二十二孔子勾留在楚国的边缘
二十三孔子再到卫国和归鲁
二十四孔子归鲁后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态度
二十五专心从事教育工作
二十六编写《春秋》
二十七整理诗歌和音乐
二十八弟子颜渊和子路的死
二十九孔子后的歌声
后记
附录1《史记·孔子世家》
附录2《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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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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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的作者李长之对于现在的读者或许已经陌生了，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李长之，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的故事》出版于1956年，是年李长之四十六岁，却已经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种专著。他是诗人，出版有《夜宴》和《星的颂歌》；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的《童话》；他尤其在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出版有《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他的《鲁迅批判》，写于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经过鲁迅过目的研究鲁迅的部专著；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日本有其译本；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热门教材。他勤奋，也有才气，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纪录，使得朱自清先生赞叹不已。
李长之写作《孔子的故事》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个饱学的秀才，懂英文和法文，又写得一手好古文。李长之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正赶上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他的复古读经政策给李长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经典和古文阅读的功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李长之撰写《伟大的思想家》一书时他就有写关于孔子的专著的打算，不过当时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他只写了《伟大思想家的孟轲》，而且即使是此书也没有写完。此后，李长之对于孔子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去观照孔子的。他不同意五四运动简单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五四运动“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所喊得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见1942年5月4日《大公报》）。1939年他写《积极的儒家精神》，发表于《新民族周刊》3卷18期，后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1年他写的《孔子与屈原》一文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经宗白华的推荐，他得以担任中央大学的兼任讲师，讲授《论语》和《孟子》；1942年他写《孟子所传之孔子》《从孔子到孟轲》，后者发表于《理想与文化》第2期；1944年他写《司马迁和孔子》，发表于《读书通讯》第91卷。1948年他和冯友兰、朱光潜等人联名发起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在《大公报》上发表《孔子可谈而不可谈》，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联系当时的形势，痛斥了贪官污吏借祭孔尊孔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丑恶嘴脸。
195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李长之撰写有关孔子的通俗读物，李长之非常高兴，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一个虽只是部分开花结果的机会。
李长之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写孔子——孔子的故事——“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见《孔子的故事》后记）。
无疑的，孔子是中国历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讲儒家，就要先讲孔子——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华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4年）。但是，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又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争议的人物。李长之选取讲“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争议，避开了挑战的尖锐，从而以比较客观地讲述历史的方式，以当时广大读者容易接受的叙述方式介绍这位伟大的人物。
作为批评家，李长之善于进行传记式的批评，他善于将作家的“人格和风格互相辉映阐发，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吟咏，把创作看作是作家生命的流露，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的生命，把生动的人格形象写下来”（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十一章《其他几位特色批评家》“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而讲述孔子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李长之限度地发挥其优势，绘声绘色地将孔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平事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写孔子的故事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不仅在于评价的分寸上，也在于传主史料的零碎和不足上。虽然《论语》《礼记》等先秦典籍对孔子的言行有较详尽的记录，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勾画了粗略的轮廓，但按照现代人对人物传记的整理要求，其资料的爬梳辨析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论语》虽然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但基本是语录体且无编年，哪段话是孔子什么时候说的，哪段话是孔子所说而非其弟子所言，后人有时很难判断。再比如，《礼记》《孝经》等书，在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方面用处很大，但传记史料则付阙如。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为我们描绘出其生平梗概，却重在精神思想方面，人物则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迷离徜徉。因此，表面上看，文献典籍中孔子的言行记录不少，但真正在写传记时贯穿起来难度却很大。在现代为孔子作传，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即使不能说是白手起家，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也可想而知。由于李长之对孔子研究得很深，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说做得是相当严谨的。
《孔子的故事》是一部通俗的读物，李长之却没有因此减弱他斟酌史料的严肃性，相反，他对于相关的史料在取舍拣择上都做到有根有据，一丝不苟。《孔子的故事》几乎每一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全书不过七万余字，而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引书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这些脚注看似不起眼，却凝结着作者历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作者所引的文献几乎囊括了目前我们所见的有关孔子事迹言行的所有史料，同时也包括了五十年代孔子研究的成果。有些史料的运用反映了李长之史眼的独具，比如第七节“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讲到晏婴和孔子的对立时的脚注说：“见《墨子·非儒》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虽然和墨翟出身不同，但他节用的主张，却是墨翟赞成的，所以就思想渊源上说，晏婴思想可认为墨家部分思想的先驱。后来儒、墨两派的对立，可以在晏婴和孔子的主张不同上反映出他们早的分歧来。”第十四节“孔子终于出走”叙述孔子“曾荐举一个赶车的仆人为大夫”，其注曰：“参考《史记·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史记》所说越石父‘在缧绁中’一语，据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是采自《吕氏春秋》，原文‘累之’是因负累作仆，司马迁却误解为‘缧绁’了。”李长之所使用的史料不仅有文献，还有出土资料和实地的考察印象，他写第五节“孔子和老子的会见”，脚注就说“参考汉武梁祠画像，并依照宋洪适《隶续》对此图的解释”。第二十七节“整理诗歌和音乐”叙述孔子向师襄子讲说欣赏相传是周文王所作音乐的感受，脚注就说：“见《论语·八佾》篇，第二十三章。郑注：‘始作谓金奏时，闻金作，人皆翕如变动之貌。’我觉得这样和‘翕如’的意思不太符合，此间以我从前听自祭孔时的音乐印象，意译如此。”这些简明的脚注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李长之在写作《孔子的故事》一书时爬梳史料之细致、勤奋、谨严。
不能说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在史料的运用上已完美无瑕，但李长之毕竟通过他的《孔子的故事》把孔子一生基本的轮廓给我们相当翔实生动地勾画出来了。
李长之在文学批评上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绝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这使他对于所评论叙述的人物往往充满感情色彩。他是诗人，又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的笔锋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孔子的故事》中的孔子并不因为李长之在文献上的言必有据而显得古板无生气，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两千五百余年前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经常活跃在字里行间。《孔子的故事》往往引用《诗经》和《论语》上的话，李长之把它们译成流畅生动的现代汉语，不仅准确地转译了原意，而且将口吻神态也惟妙惟肖地传递了出来。尤其是他的笔锋带情感，传递孔子的原话使人不觉，用得巧妙。他写孔子从事教育时的循循善诱，笔调从容和缓，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写孔子外交上的斗争，其勇毅果决的精神见于笔下，痛快淋漓，慷慨激昂；而写孔子的死，则舒缓安详，不啻一篇肃穆低回的挽歌：
一天清早，子贡来看孔子，孔子已经起身，正背着手，手里拿着拐杖，在门口站着，像是等待什么的样子。孔子一见子贡来了，就说道：“赐呵，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于是子贡听见孔子唱了这样的歌：
泰山要倒了，
梁柱要断了，
哲人要像草木那样
枯了烂了！
这是孔子后的歌声，“哲人”是孔子后对自己的形容。孔子唱着唱着就流下泪来。子贡感到孔子已经病重了。
子贡赶快扶他进去。这时又听见孔子说：“夏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东阶上的，周代人的棺材是停在西阶上的，殷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两个柱子中间的，我昨夜得了一梦，是坐在两柱间，受人祭奠呢。我祖上是殷人呵，我大概活不久了。”
孔子从这天起病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经过七天，孔子在弟子们的悲痛中离开了他们。
《孔子的故事》总体的行文风格纡徐疏朗，有一种叙事诗的味道。李长之在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评论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时说，“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其中有着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这也似乎可以放在李长之所写的《孔子的故事》上。
《孔子的故事》在叙述方式上虽然避开了令人烦扰的争议，尽量客观地讲述孔子的生活，但作为批评家，李长之在叙述之余也不忘随之发表三言两语的短论，其中不乏深中肯綮的精辟之言。他在叙过孔子对于舜的《韶》乐和武王的《武》乐的批评之后，便说：“孔子是反对战争而赞美和平的。这说明孔子对艺术的批评是技巧与内容兼顾的。”在讲过孔子对于《关雎》的评论之后，便说：“这是季札的见解的发挥，同时也就代表孔子自己对艺术的要求：适度而不是过分，健康而不是病态。”尤其在后记中，李长之集中而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对于孔子的看法。他说：“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的‘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现实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就是‘仁’的学说，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私学）。孔子进步面之二，就是他在这段过渡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的蓝图，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经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些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他有进步面，有落后面，有软弱处，而进步面是主要的，这就是我对于孔子的估价。概括地谈孔子，就是如此。”“如果仔细考究下去，孔子的进步面、落后面、软弱处，我认为也还是错综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坏的也不完全是坏。”李长之的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相当深刻，相当有针对性，其表述也是需要勇气的。
《孔子的故事》的后记，使得这本小册子虽然叙述的是孔子的生活故事，却又有着强烈的学术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故事》正文、脚注、后记，是一个整体，在阅读时不可偏废。
李长之不仅对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而且欣赏孔子的人格精神。他说：“孔子的思想有彻底的、激烈的一方面，这可以以《论语》为证。‘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求仁’（卫灵公九）。我不知道什么话比这更彻底，更激烈，更‘力有万钧’了！那老子、庄子比起来，简直是蚊子哼哼。”“孔子常讲‘仁’，但仁不是空洞洞的假慈悲，‘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微子一），孔子才说‘殷有三仁焉’，这其中有一种忠毅坚贞的积极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4年）李长之的人格和精神自然也受到了孔子的浸润濡染。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是他一再强调批评精神和批评家的人格，“伟大的批评家，眼光是锐利的，同时，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反映在其人格精神上则是他一贯的坚持疾愚妄和刚直不阿。李长之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他没有消沉屈服，依然保持着健旺的活力和独立的观点。“文革”初期，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曲阜扫“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嘛！”
李长之是1978年12月去世的，他赶上了粉碎“四人帮”的喜事，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却在迎接祖国进一步昌盛的时候不幸赍志以殁。
《孔子的故事》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在李长之的著作中并不是赫赫有名的代表作，从1956年出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四十五个年头，但历史是公正的，隋珠虽小，尘埃难掩，读者并没有忘记它。1979年日本守屋洋翻译了它，以《孔子的思想与生涯》为书名，由德间书店出版。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编辑《祖国丛书》时特意收录了它。更有意味的是，1983年某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石穿的《孔子的故事》，不仅书名雷同，而且毫不掩饰地大段大段地抄袭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以成书。这虽然是一桩文林丑事，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显出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难以磨灭的价值。
《孔子的故事》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但在李长之的心目中，它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李长之在书后的跋中写道：“1954年8月1日至8月21日写毕，8月30日修改一过。1955年9月16日至9月28日，重改誊抄一过。1956年1月27日，改定。同年5月22日，再改定。”这样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修改，在才气横溢、下笔千言的李长之的创作经历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故事》撰写的难度，反映了李长之的严谨和不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故事》在李长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他希望笔下的孔子的形象完美无缺，以无负于历史！1962年，头戴“右派”帽子，被剥夺了教书和创作权利的李长之又提起笔来修改《孔子的故事》，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应承改后再版，但终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搁浅了。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李长之的修改稿连同修改意见一起灰飞烟灭。现在，国家昌盛，万象更新，《孔子的故事》有机会再版了，而斯人已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记于2001年11月16日
于天池 李 书
引 子
二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在希腊有自发唯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在公元前624—前547年）①和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在公元前540—前480年）②，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在中国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就中国来说，和孔子同时还先后出现了不少优秀人物，像渊博的季札，政治家晏婴、子产，思想家老子，历史家倚相、左丘明，军事家伍子胥、孙武等。
孔子出生的时期，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正当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年）的中期。这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公元前513年晋国用铁铸刑鼎就是一个例证；一般生产工具——农具、手工工具，大致已用铁制，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黄河中下游广大的土地被开垦了，森林等资源也有被开发的可能了。手工业则逐渐走向专业化。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像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曾为越国上将军的范蠡，都以经商致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都有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标志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公元前6世纪时，在中原地区和淮水、汉水、太湖流域广大的地域里，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家名义上是周天子的属国，其实是一些自主的或半自主的独立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各国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彼此为了争夺土地或劳动者，因此不断地发生兼并战争，战争的结果，许多国家灭亡了，许多贵族没落了，也有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人，由于依附胜利的贵族而上升了。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的下层贵族以及上升的人逐渐形成了“士”这一社会阶层。这种“士”，在频繁的战争中间，在各种军事、外交、政治活动中间，获得了广泛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在当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曾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孔子，正是“士”这一阶层的早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这以前的文化是被贵族垄断的，但在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时，这种垄断情况就要被迫改变了。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的下层贵族在这一改变中就起了桥梁作用。他们顺应了广大人民学习文化、学术和各方面知识的迫切需要，开创了私人教授学生、传播文化的新教育制度。孔子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卓越的教育家。
当然，孔子不仅是个教育家，他还是个思想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有一套虽不周密而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见解。孔子思想中光辉的一点，是提倡“仁”，仁就是“爱人”，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反映了由于奴隶制的渐趋瓦解而产生的当时庶人（广大人民）的抬头。孔子首先把文化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就是这种现实以及反映这种现实的人道精神的具体表现。这是孔子进步的一面。但是，孔子又主张用“礼”来制约“仁”，同时主张礼教、礼治，这就是说，孔子主张人跟人还是要按一定的等级、一定的规矩相处，也就是他说的：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所以他说的仁——爱人，便又被等级秩序削弱了。在这一点上，孔子终于没有完全突破阶级限制，终于没有突破旧的思想意识的限制，终于没有突破那时社会还处在过渡期的初阶段的历史限制。在对当前的政治态度上，也有类似情况。孔子对当时各国诸侯、大夫的互相兼并很不满意，他主张天下和平统一，这是符合当时人民愿望的，也是符合中国后来成为一个大的封建国家的历史要求的；但是他所主张的统一，是要像西周初期那样，在以周天子为首的旧贵族统治下的统一，这就虽然含有新的因素而终于和当时社会变革的现实相矛盾，这也就是孔子在当时不能不碰壁，政治活动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进步和落后，改革和妥协，孔子兼而有之。这是孔子的矛盾，也是时代的矛盾。
尽管如此，孔子能够提出“仁”，而且能够普及文化知识，在教育事业上有很大的贡献，其进步的一面还是主要的。源远而流长的中国文化，孔子正是早的、重要的一个传播者。
一、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在现在河南、江苏交界的地方）的贵族，如果再往远里说，他们还是殷代贵族的后代。孔子在临死的时候也曾说自己是殷人呢。
但是，到了孔子的前三四代，由于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而逃到鲁国（在现在山东东南部、江苏西北部）避难的时候，这贵族的世家是日渐没落了。
孔子的父亲叫纥，字叔梁，是鲁国一个职位不大的武官，他很有力气。有一次，几个诸侯国家去攻打一个叫偪阳（在现在山东峄县南）的小国，鲁国也参加了。孔纥就在鲁国的军队中。当他们攻入偪阳城的时候，守城的人把一种闸门放了下来，先入城的队伍眼看就被隔断在城里了，这时孔纥却用双手把闸门一掀，掀起来了，先入城的军队才得以完全退出来。这事发生在公元前563年，离孔子出生还有十二年呐。又有一次，孔纥和其他两个鲁国将领，率领三百武士，打退了齐国的侵扰。这事发生在公元前556年，离孔子出生只有五年。这就是我们所仅仅知道的关于孔子父亲的事迹了。
孔子的母亲姓颜，叫徵在。当孔纥和她结婚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可是孔纥已经上了岁数了。他们的结婚是没有经过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完备手续的，因此遭到了社会上的奚落。
孔纥和颜徵在很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他们曾在曲阜东南的尼丘山上祷告过。后来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便给这孩子取名叫丘，别名仲尼。这就是后人习惯上尊称的孔子。“仲”是老二的意思，这说明孔纥在和颜徵在结婚以前有过妻子，而且有过一个儿子了。
孔子生的这一年是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距现在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光景。
孔子父母的结合既不十分符合当时的礼制，而当时的礼制又特别沉重地约束着妇女，所以孔子的母亲过着不很称心的日子。孔子也就从小时候起，多懂得了一些人的脸色，多感受到了一些人情的冷暖，于是养成一个谨慎小心的性格，很敏感，很善于应付人，并习惯于遇事有所思索，总之，有点早熟吧。当然，由于孔子后来不断地锻炼，他并没有因此而流入孤僻和冷酷。
可是不幸的是，孔子只有三岁，父亲孔纥便亡故了。他母亲因为舆论的压迫，连丈夫埋葬的地方也一直没有告诉过孔子。那时，他家正从陬邑（在现在的山东泗水县东南）移居到鲁国的国都曲阜。
孔子小时候得不到什么合适的玩具，他只是爱模仿祭祀，摆上小盘小碗，学着行礼玩儿。这就是他常做的也几乎是的游戏了。
二、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
在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国那个不肯接受王位的公子季札出使各地，到了鲁国。
季札在鲁国有机会听到鲁国所特别保存着的较完备的周朝乐歌。那些乐歌大部分保留在现存的《诗经》里，连次序也和现存《诗经》中的大致相符。这说明鲁国有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
季札是一个博学而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对于听到的乐歌都有中肯的、深刻的批评。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呵，这反映出周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有点草创的光景。其中表现着勤劳，可是没有怨意。”以后又听到郑地（在现在的河南新郑县）的民歌，他对于郑地民歌的批评是：“这种音乐为什么这么细弱？很有享乐的气氛。——这个小国有些危险了。”又往下，便听到齐国（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民歌，他很满意，说：“很舒缓，很深远，真是大国的气派，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呵。”再往下，是豳地民歌，秦国民歌，魏、唐二地民歌。他说：“豳地的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秦国民歌还保持周朝原先的歌调。魏、唐两处的民歌，反映了俭朴而有远虑的习俗。”郐地以下的民歌，他是不满意的，但因为身为外交使臣，就不好意思多加批评了。
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在鲁国，除了周代音乐以外，还见识到了前代的音乐歌舞。他满意的是相传为大舜乐歌的《韶》，这种音乐的乐器主要是箫。他说：“我已经听到并看到好的了，再有其他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后来孔子也是很欣赏《韶》乐的。
季札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个文艺批评家。就《诗经》说，他乃是个予以系统的批评的人。
当季札到鲁国的时候，孔子还很小，说不上立刻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孔子长大了，他是很佩服这个先辈的。孔子后来对诗歌的批评，也曾采取过季札批评豳地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的见解而加以应用。孔子在晚年曾经系统地整理过《诗经》的乐歌，无疑是在这种重视音乐的气氛中得到了鼓舞，同时又是在鲁国特别保有这些文化遗产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的。
鲁国虽然是个小国，但文化遗产却是很丰富的。并且不只在这时吴国季札所见到的是如此，就是过了三年，晋国使臣韩宣子到鲁国时，也因为见到鲁国所保存的哲学书《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而恍然大悟似的说：“周代的政治法律都保存在鲁国了，现在我才明白周公的本领以及周朝所以兴起的缘故了。”
孔子所生长的鲁国的文化空气就是如此。
三、在挫折中前进
孔子慢慢长大了。
因为穷困生活的磨炼，因为父亲原是体格很好的，所以孔子身子也很健壮，这是他日后所以能经受得起各种困难，而精力始终充沛的缘故之一。
孔子是有志气的。据他的自述，他在十五岁已经立下了要好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的志愿。
孔子在十七岁上，死了母亲。依照当时的习俗，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道父亲葬在哪儿，他于是把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的街上。“五父”是五个老人的意思，“衢”就是街，如果是现在的北京街名，大概就叫什么“五老胡同”了吧。
这时一位老太太——一个名叫曼父的人的母亲——便走来指点给孔子说：“你父亲葬的地方我知道哇，那地方叫防。”“防”是指防山，在现在山东曲阜县东面，孔子因此才知道了父亲的坟地，便把母亲也葬在一起。
孔子这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虽然小心谨慎，但人事经验是不多的。他单纯地想到有机会就该出一出头，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本领了。有一次，鲁国的贵族季氏欢宴名流，这位十七岁的居丧的孔子便穿着孝服跑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喝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叫花子。你走吧！”孔子便只好退了下来。
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
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字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个儿子呵。——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达巷里的一个老百姓就这样说过：“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上名堂来。”孔子听见了，便谦虚地说：“我会什么呀？我会赶车罢了。”原来在这时有六种本领是一个全才的人必须具备的，这就是：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在这六种本领里头，赶车是被认为下的，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
孔子后来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往日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可是我因此有了学会各种本领的工夫。”
孔子大概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他担任的不是行政官，而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一回是当“乘田”，这是管牛羊的官，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大大的。”果然他养的牛羊都很肥壮。另一回是当“委吏”，这是一种会计工作，孔子说：“叫我管会计，我就要让账上不会出错儿。”果然他管的账都是一点岔儿也没有。他在青年时期工作就是这样踏实，这样负责的。
在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公元前522年，执政二十年以上的郑国大夫子产逝世了。子产是使郑国秩序得到安定的人，是使郑国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而外交上常常获得胜利的人。子产是十分博学的，他也熟悉当时的诗歌，并且善于组织人才、使用人才。他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探询一番，再同善于出计谋的裨谌到郊外去一起研究，同时征求一下老百姓的意见，然后又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后才让长于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因为经过这样审慎的步骤，所以子产执行的政策便很少失败了。郑国在公元前536年，即孔子十六岁时，把刑书铸在金属制的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早的成文法，这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子产初执政的时候，郑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提倡节俭，提倡节俭，
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
整顿军事，整顿军事，
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
谁杀子产，
我们心甘情愿！
可是过了三年，便流传了另一首歌：
我们子女，
是子产教育；
我们田地，
是子产开辟；
子产可别死！
死了谁继续？
子产一死，郑国人便都哭了。孔子听见这消息，也哭了。孔子称赞子产是对人们有着惠爱的人。在思想上，子产也是比较开明的。郑国有了火灾，别人都说要去求神，但是他说：“天的道理是渺茫的，人的道理是切近的，我们是讲人不讲天的。”郑国有了水灾，又有人以为是龙神作怪，但是他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不相干的。”这种开明思想在当时原是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抱有的，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子产正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孔子的一些健康的见解，正无疑是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在同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四、教育事业的开端
孔子博学的名气越来越大，有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来给他做门徒。孔子后来曾说：“我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仿佛对任何事都有个主意了。”就在孔子三十岁左右吧，他有了批弟子。其中包括孔子后来的著名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
孔子另一个著名弟子子路，也是属于这批门徒中的。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开始接受孔子的教育时大约二十一二岁。子路那时喜欢把公鸡毛插在帽子上，把雄猪的皮装在宝剑上，为的是表示英武。他欺凌过孔子，但孔子雍容的态度终于折服了他，他于是诚心诚意地做了孔子的学生。子路是一个坦白直爽、忠实可靠的人。他后来跟随孔子差不多有四十年，他是对孔子事业热心的支持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和孔子没有师生距离的门徒之一。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半是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的。孔子是个把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普及给一般人的人。当时的社会条件也已经容许他这样做，并且要求他这样做。孔子曾说：“只要谁拿十条干肉来作入学礼，我没有不教他的。”自然，能备得起十条干肉的，绝不是穷的人，所以能够获得教育的人，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但是比起以往来，这就是个大进步了。
自然，贵族中也有送子弟来求学的，比如鲁国大夫孟僖子临死时就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说：“孔丘是圣人（指商汤）的后代。他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被一个叫华督的大将杀了，他的五世祖才迁到鲁国来。孔父嘉的高祖父是弗父何，弗父何的父亲就是宋国的国君宋愍公。弗父何是大儿子，本来有资格继位的，可是他让给了弟弟宋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经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可是他地位越高，却越谦恭。孔丘的祖先是有美德的。现在孔丘年纪不大，就懂得这么多事情，并且熟悉礼节，恐怕又要出圣人了吧。我是眼看要死的人了，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拜他做老师呵。”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后来果然做了孔子的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四岁了。但是孔子门徒中像这样的贵族子弟究竟还不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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