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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入徽学研究前沿，展现当前徽州文书研究新成果
☆旨在通过徽州文书之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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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围绕“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之主题，收录相关成果26篇，论文涉及文书契约形式、文书整理研究以及基于文书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
《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出版旨在激励相关学者在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同时，不只是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能透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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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社会史、徽学及域外文献研究，重点关注地域文化差异及区域社会之变迁，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擅长于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重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重视对传统人文背景下区域社会变迁的综合性研究。
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徽学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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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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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鱼鳞图册起源考辨 ◎栾成显
地主与佃户关系实态探究
——以万历九年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的租佃关系为线索 ◎［日］伊藤正彦
明末徽州书画商王越石与鉴藏家的交往 ◎范金民
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
——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 ◎王振忠
名与责：徽州妇女守节的“经”与“权”
——以《新安女行录》《新安女史征》为例 ◎王世华
论明清时期的清明会及其墓祭活动
——以徽州为中心 ◎卞利
明清时代的“信牌” ◎阿风
徽州谱牒的遗存与整理 ◎刘伯山
徽州文书置产簿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
——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藏为中心 ◎封越健
徽商传统行业的近代经营
——清末民初歙县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研究 ◎马勇虎 马路
明清以来徽州与安庆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影响 ◎梁诸英
率东程氏之兴起 ◎［日］大田由纪夫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廖华生
上海交通大学馆藏地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 ◎赵思渊 汤萌
徽州人在芜湖：以20世纪50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 ◎李甜
明清徽州土地字号的分配与使用实态 ◎黄忠鑫
“谱”“志”之间：宗族发展与地方史的书写
——以徽州胡曈、胡学父子为例 ◎董乾坤 张晓
《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佚文三则考释 ◎夏建圩
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 ◎刘道胜
明末清初徽商后裔汪淇与汪昂关系考证
——以汪淇“还读斋”书坊为中心 ◎张舰戈
明代徽宁兵备道考 ◎李翼恒
朝鲜与明代户籍文书的比较研究
——以文书形成及遗存现况的考察为中心 ◎朱玫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 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丁修真
交通便塞与古镇兴衰
——以芜湖县西河古镇为例 ◎朱小阳
《橙阳散志》的编修及其史料价值 ◎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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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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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进展与创获
王振忠
继2017年6月在上海召开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18年3月24—25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再度联手，在芜湖合作召开了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32名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27篇，就徽州文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于会前先行拜读了所有参会论文，并全程参与了会议的讨论，受益颇多。从总体上看，此次提交的论文皆相当扎实，基本上都用一手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新史料）说话，在一些方面具有相当的突破，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运作与民间应对制度运作与民间应对，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此次会议上，有多篇论文聚焦制度史相关问题的考察，特别是对较长时段制度史源流的探索。譬如，栾成显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发表《鱼鳞图册起源考辨》一文，对“鱼鳞图”之称的首现时间、绍兴经界与所造图籍、砧基簿与鱼鳞图等，都作了颇为细致的考证。他指出： 鱼鳞图册起源有各种说法，鱼鳞图之称在绍兴年间已然出现；绍兴经界继承了北宋方田法清丈土地之策，而有新的发展和突破；绍兴经界缘起于按图核实，打量步亩、画图供帐为绍兴经界的核心和关键，以保为单位的鱼鳞图帐，是绍兴经界的基本帐籍。他进而指出，砧基簿与鱼鳞图不应混为一谈，绍兴经界是先攒鱼鳞图后造砧基簿，鱼鳞图帐以地为母、以人从地，而砧基簿则以人为母、以地从人，两者属性有所不同，其演变结果亦不尽相同。绍兴经界有关鱼鳞图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各种鱼鳞册籍雏形已经显现，后世鱼鳞图册实起源于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而不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此一研究探源竟委，就鱼鳞图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黄忠鑫副教授（暨南大学）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富溪程氏中书房祖规家训封丘渊源合编》中找到多份标明为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的文书，他结合其他史料，介绍了跨越政区与朝代的诉讼案卷、南宋后期的户帖，试图探讨明初土地赋役登记制度之转变、文书中的钱粮代理人员等问题。该文辨正了砧基簿与户帖的关系，可以与栾成显的前揭研究比照而观。黄忠鑫认为，这批资料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对于认识长时段的土地赋税制度、地方社会人群关系等问题颇有助益。
阿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对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官文书“白牌”之嬗变，作了细致的探讨，他指出：“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白牌’是指白色的木质‘信牌’。作为一种官文书，广泛用于催督公事、拘提人犯、传递政令，同时也是享受国家驿传服务的凭证。明代中后期，随着纸牌、信票及火牌、火票的广泛使用，白牌的使用范围逐渐减少。入清以后，在行政事务中，‘白牌’被纸质的信票、宪牌（票）取代。在驿传中，‘白牌’被‘火牌（票）’取代。有明一代广泛使用的‘白牌’退出了历史舞台。”此一研究，涉及明清之际行政事务中官文书的渊源流变，他以手的文书史料，厘清了此前脉络不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述这些，都与南宋以来制度史上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除此之外，也有文章涉及民间社会的应对措施。刘道胜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考察了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现象。所谓“朋名”，是指在赋役户籍登记以及基层职役呈报中存在的因循故祖姓名、合众串合名称、虚设众存户籍等，亦即以虚应之名佥报官府的做法。这些名称循名责实，乃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的实际人户。他利用万历《程典》、道光《鼎元文会同志录》等珍稀文献，对图甲总户与子户以及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之朋名佥报现象，分别作了细致的勾勒，并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朋充在明代徽州即日趋普遍，并作为基层社会清承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延续。由明至清，‘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朋应’的发展历程，基层社会从而普遍存在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朋名现象之广泛存在，再次提醒研究者在对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应慎重区分契约书写中虚拟人户与实在人名之差别。
二、 更为精细化的徽商研究在“徽学”研究中，无远弗届、通财鬻货的徽商一向备受关注。在此次会议上，也有多篇论文涉及徽商的相关问题。日本学者大田由纪夫教授（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聚焦于明清时期徽州“名族”之一的率东程氏。在他看来，对于屯溪发展颇具贡献的程维宗虽然广为人知，但其如何积累起巨额财富却几乎无人知晓。有鉴于此，《率东程氏之兴起》一文，即针对明初率东程氏的崛起提出一些新的史料，并加以细致分析。大田由纪夫认为，程维宗是抓住了明初开中法之机遇而在经济上崛起的富商之一，他的发财使得率东程氏得以跻身“名族”之列。程维宗之业盐交易并非单枪匹马，而是与复数的“商贾”合作进行。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活动似乎不是孤立的例外事例，而是明初徽州社会中已相当普遍的商业行为。“明初率东程氏的兴起与中期以后徽商蓬勃发展之间是否有历史性的关系、其关系又如何，今后必须慎重地加以探讨。”他指出，“开中法下盐业所产生的巨额财富滋润了明初徽州地方，成为激活人们商业行为的原动力。……率东程氏兴起的过程，在理解明代徽商崛起的历史现象上”，可以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揆诸史实，关于徽商的起源，历来有“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之别。根据目前的研究，“东晋说”实为后人对“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史料之误读，而“南宋说”目前虽然仍有人坚持，但绝大多数学者皆倾向于明代中叶说——所谓徽商不是指个体的商人，而是从明代中叶起以群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群体。不过，近年来学界的一些新探索（包括大田教授的此一成果），则为上述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契机。
王裕明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指出：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经商是徽州人外出谋生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上，徽州人外出谋生手段相当之多，除经商之外，还从事手工业、雇员、务农、塾师、行医和挑力等。他根据嘉庆年间歙县桂溪项氏在纂修家谱时对流寓在外之族人所作的调查走访，相当详细地描述了18、19世纪之交旅外徽州人的生计概况。论文展示的徽人生活图景颇为有趣、生动，富有学术价值。此外，梁诸英教授（安庆师范大学）对明清以来徽州与安庆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影响，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通过对两地之间长时期迁移人口职业特征的考察，揭示了历史和传统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的作用。马勇虎教授（黄山学院）根据黄山市档案局收藏的吴炽甫账册，初步探讨了茶号资本及其来源、茶业收购地点和销售地点等问题。李甜副研究员（安徽大学）对近代芜湖烟业及其从业群体的探讨，虽然不完全聚焦于徽商，但也利用了新见的档案史料，对20世纪50年代商人之改造与消亡，提供了一个行业性的案例。此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商帮终解体的艰难历程。
与徽商研究相关的还有对明清商书的探讨。其中，商编路程是明清商书的一个重要门类，而《一统路程图记》则是现存年代早的一部路程书。冯剑辉教授（黄山学院）根据新发现的黄汴家族之明代谱牒刻本，对《一统路程图记》之编者黄汴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约山黄氏是明代徽州极为特殊的‘戚畹世家’。该家族依靠强大的皇族贵戚势力从事商业经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黄汴所著的《一统路程图记》，实际上是该家族数代徽商经营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这样极为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经营实践，使该书成为明代商书的代表作，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张舰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在《明末清初徽商后裔汪淇与汪昂关系考证——以汪淇“还读斋”书坊为中心》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考证了西陵憺漪子（汪淇）与汪昂的关系。她指出：“汪淇与汪昂同为徽商后裔，是出五服之外的叔侄关系，汪淇为明末清初书坊主、小说家，汪淇也评注出版过一些医学类书籍，如《济阴纲目》等书，但未从事过医疗事业。汪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不仅是一代名医，同时还编辑出版过多部医学书籍，不过，他虽编著医书，却并不是一位书坊主，也没有继承书坊还读斋。汪桓是汪淇的长子，年龄应该比汪昂小几岁，是一位继承父业的书坊主，一生主要从事编辑刻书事业。由此可知：‘还读斋’在汪淇逝世后的主人应该是居住于杭州的汪淇长子汪桓，而不是已出五服的同宗侄子汪昂。”上述二文，对于厘清晚明清初商业书传承的源流脉络，颇具新意。
三、 徽州族谱及宗族活动的多侧面解读明代中叶以后，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族谱之编纂与宗族的活动更趋频繁。有关族谱与宗族活动，也有好几篇论文涉及。如刘伯山教授（安徽大学）的《徽州谱牒的遗存与整理》一文，在估计存世谱牒数量与种类的基础上，具体介绍了即将出版的《徽州谱牒》之编纂原则。廖华生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发表《文献传播与明清徽州族规的发展》一文，分析了文献传播的方向性和时代特色。他认为，明清徽州文献尽管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个性也很鲜明；同质性很强的族规文本，是一些家族实现标准化或正统化的标签。董乾坤、张晓博士（安徽大学）合撰的《“谱”“志”之间： 宗族发展与地方史的书写》，透过对胡曈、胡学父子在族谱中的记载及其后进入方志过程的考察，分析了宗族发展与地方文献编纂之间的联系。
卞利教授（南开大学）长期从事徽学研究，曾出版《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此次提交的论文，即基于前期收集的丰富史料基础上，对明清以来清明会设立之缘起、功能、特点、资金筹措、运行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等问题，作了极为细致的探讨，系统地勾勒出明清数百年清明会的嬗变过程。他指出：“明代中叶以降，原本由宗族族长、宗子主持的清明祖墓标祀和祭扫活动，在王朝礼仪制度变革、徽州科第勃兴、徽商异军突起以及徽州宗族跨地域联宗祭祖等时代背景下，开始转向由清明会主持。这一转向，反映了徽州纯粹由单一的宗族族长、宗子以恪尽义务形式主持与组织的墓祭活动已越来越难以维系，不得不面向实际，采取由经济实力较强的族众以会员入股集资的清明会或墓祀会方式，组织和开展墓祭活动，这就为规模庞大、费用不菲的墓祭活动开支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清明会采取的会首轮流司年值守制度、会员入股资金等或田地山场生息增值制，大大激发了清明会首和会员参与组织祖墓标挂与祭扫的热情，增强了宗族成员或清明会会员对宗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调动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了一年一度的清明墓祭活动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开展和持久维系，这是宗族族长主祭和清明会首主祭墓祀活动的区别。尽管清明会等墓祭组织的祀产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来源于宗族的祭田、祀金和族众必须缴纳的添丁、嫁女等资金，但并不影响清明会主祭下宗族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就此而言，清明会主持和组织的清明墓祭等活动，不仅没有削弱徽州的宗族控制，反而强化了宗族上层精英以祖先名义对宗族成员的控制。”
我本人的研究则以一册徽州家族文献，聚焦于祁门西乡。从家族的日常生活、村落公共事务之运作以及跨村落组织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展开，指出： 在当地，既有像以“文堂乡约”著称的文堂陈氏那样的传统世家大族，也有如云村李氏那种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显示出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
四、 徽州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新探索日本学者伊藤正彦教授（熊本大学）的《地主与佃户关系实态探究》一文，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万历九年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丈量保簿》为中心，通过大量细致的统计，分析了土地的出租状况，并借以探讨明代徽州的租佃关系。此一成果，与他在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一样，是其对相关问题的系列研究之一，作得颇为精细。对此，阿风的评论认为：“明末徽州的租佃关系研究对于探讨明清徽州佃仆制与身份关系的形成过程及了解徽州社会结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伊藤正彦的研究正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填补了研究空白。”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关于徽州租佃关系研究，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史料，比如租谷簿、分家书以及各种租佃关系文书，进行综合实态分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得出更多的明确的结论。同时，徽州租佃关系的形成，与徽州田土形态及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零散化的田土所有特征，有时候会对佃户有利。”
在民间文献中，反映租佃关系的文书相当不少。其中，置产簿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种。对此，封越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指出：“契约文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层面为文书学的整理和研究，第二层面为利用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史学问题，即将文书作为一种史料。目前契约文书的研究主要在第二层面，成果极为丰富，但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置产簿为中心，相当细致地考察了置产簿之形成目的、形态以及史料价值。封越健认为：“抄录置产簿之目的首先是为便于检阅散件文书，以免遗失；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争端，保护产权。其置产簿不光有家族置产簿，还有非家族置产簿。置产簿的抄录并无固定形式。较之散件文书，置产簿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尤其是）综合性誊契簿的内容极为丰富。”由于置产簿能够动态反映一个家族置产数量、规模和财产分析过程，故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徽州文书置产簿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对于19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购藏徽州文书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交代，这对于我们将来探讨徽州研究的学术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置产簿，康健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明代徽州山林经济规模初探——以置产簿为中心》一文，就聚焦于明代的九部置产簿，对徽州山林经济的规模加以探讨，并借此讨论了明代民间交易中通货之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相关问题。
除了置产簿外，分家书亦引起中山大学副教授朱玫的关注。她的《朝鲜“分财记”与明代“分家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韩近世的家产析分与继承》一文，从东北亚传统社会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徽州文书与朝鲜安东文书中的分家文书作了比较、分析。通过对中韩近世分家文书的细致梳理，朱玫指出：“中国近世汉人的家及其延伸房、族等单位都是以男系主义为中心的；而在朝鲜时期的家族制度中，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家族制度上的不同特征，是导致中韩近世家产析分与继承习惯出现差异的重要背景。”
此外，郭锦洲博士（香港浸会大学）《明朝祭祀与控产——以徽州篁墩忠壮庙为中心》一文，探讨了徽州社庙内的祭祖活动，以及明朝的祭祀政令所带来的变化。他透过忠壮庙的个案，指出：“早在宋朝时期，徽州人对神明和祖先的观念是没有明确的界线，两者的形象是重叠在一起的。但在祭祀时，因为王朝的政策，往往是以神明祭祀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到了明朝，这套神明祭祀已不能切合地方发展的需要，所以祠堂祭祖仪式便应运而生。”
五、 旁涉艺术、文化的其他研究除了明清社会经济史之外，一些论文还旁涉其他的相关领域。例如，汪庆元研究员（安徽博物院）在《明清徽州彩版契纸考略》一文中指出： 明天启三年（1623）的鲍文宿议券，其上所署之“汪心斋”为徽州本土作坊，这是目前所见早的徽州彩版契纸原件。由于空白契纸彩印在先，买卖契约书写在后，故而该契纸之印制时间应早于天启三年。此一彩版契纸之发现表明，在金陵十竹斋之前，徽州本地已制作彩印契纸并应用于社会生活。换言之，鲍文宿议券彩版契纸之出现，早于明天启七年（1627）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此一现象，对于学界重新思考中国版画史、印刷史上的彩印技术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
①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在征询各位作者意见的基础上，对所收论文作了一些调整。一些学者自感提交的会议论文尚须进一步修改，或因其他原因不便原样收入书中。因此，汪庆元、王裕明、冯剑辉、郭锦洲和梁仁志等教授的论文，没有收入本书。另外，阿风、黄忠鑫、康健、朱玫、李甜、廖华生六位则提交了新的学术论文。其中，阿风在《明清时代的“信牌”》一文中指出： 蒙元时代地方政府在催督公务中开始使用“信牌”。及至明代，信牌正式入律，在法律上成为一种官文书。明代中后期，“信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此后，“信牌”以其灵活性、时效性，在中国近世、近代的文书行政以及东亚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忠鑫《明清徽州土地字号的分配与使用实态》一文，则从徽州的区域性个案入手，分别讨论了土地字号分配单元的长期演变趋势、民间使用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图甲组织与土地字号结合后的运作情况，以期细化学术界对明清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康健《〈橙阳散志〉的编修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对方志作者的生平事迹加以考察，系统梳理了《橙阳散志》的动态编纂过程，在此基础上，对此一村落志的史料价值作了较为细致的剖析。朱玫所撰《朝鲜与明代户籍文书的比较研究——以文书形成及遗存现况的考察为中心》一文，从户籍攒造过程出发，对朝鲜与明代不同户籍文书类型之形成背景加以梳理和比较，并对各类户籍文书的遗存现况作了整理与总结。此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朝鲜和明朝中国在赋役制度、社会经济构造等方面的演变路径。李甜《徽州人在芜湖： 以1950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一文，利用新发掘的档案史料，从职业选择、行业结构和职业介绍方式等诸多侧面的变化入手，较为细致地探讨了芜湖徽州人的社会流动，指出：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确立，加速了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在此过程中，传统籍贯观念被彻底斩断，徽商群体亦遂消失无形。这一成果，拓展了徽学研究的史料来源，对于我们理解徽商终消亡的历史也颇具学术价值。廖华生《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一文，以民间文献与口述资料为基础，考察了明清婺源乡约与里（图）甲、村落、宗族等不同基层组织的复杂关系及其嬗变轨迹。此一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对城乡基层管理模式差异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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