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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哲学研究者，偏重于伦理学。本书文章论域在空间和时间上非常集中，一是空间集中，都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伦理学的批判；二是时间集中，均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发表的文章。即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提示。
作者写作的年头，在新自由主义的浸润下，我国的一些学者将财富仅仅看作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创造的。作者对于一些似是而非，颇为迷惑人的观点的学理分析，显示了其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伦理学方面的厚实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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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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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兴起之时，正是哲学、伦理学繁荣之日。市场经济提出的新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也是哲学、伦理学的。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都引发了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和论争，由此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本书以汇编的形式，集合了作者近三十年来对哲学、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与成果，以此来证明——哲学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哲学必定边缘化、必定会贫困下去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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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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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汇集的文稿，围绕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辩护问题”。
这里所说的“伦理辩护”，通俗地说，就是从道义上辨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就是从伦理观、价值观上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正当性。价值领域是人的需要、目的同合乎理想的可能世界的结合。如果说，事实的领域涉及“是什么”，那么价值的领域、伦理的领域涉及的则是“什么是合乎理想的”“正当的”“应当或值得追求的”。就经济体制来说，一方面人们要认识它的事实存在及其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又总要从价值上辨明它是不是值得追求的、合乎理想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新的经济体制都要求有伦理上的、价值观上的辩护，只有从伦理上得到辩护的经济体制，才能建立起一条道德的纽带，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联结起来，使他们赞同这种新经济体制的合理性，从而自愿地遵循其运行规则。如果得不到价值观、伦理观上的辩护，它的规则就无法为人们所接受，新制度便难以建立，其规则也不可能得到遵循。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央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历史上有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先例可以援引，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现成模式。二者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都曾从伦理上得到过辩护。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曾见过的可能世界。从现实生活的观察
中可以发现，人们往往容易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的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其道义上的正当性，作出不同的评价。有的从计划经济的观念出发，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义上的正当性；有的则相反，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来对待它，要求照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即所谓“自调节市场”），不承认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甚至主张抛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这种情况固然是历史转折关头难以避免的，但它事实上影响着并已经影响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
此外，笔者从自己的经历中，体悟到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不仅与大政方针有关，而且涉及黎民百姓。少年时代，农村里高唱“地主得是农民，到底啥恁（人）养活啥恁（人）”。全社会都来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中的作用》。著名学者沈志远先生亲自给我们这些初中生讲授社会发展史；回头去看，就是为土地改革和即将来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舆论准备的；而政府大力表彰劳动模范，兴建工人新村、工人俱乐部、工人疗养院等等实实在在的举措，将这种辩护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体现出来。于是，社会上响起了劳动光荣的强音，人们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荣。中学生毕业之时踊跃报名参加市政建设；报考大学的，也把各自理解的社会需要的专业作为自己的志愿。我的同班同学，有的选择了地质学院这个艰苦的专业，还有好几位女同学选择了农学、畜牧学。一些作家关闭了自家办的出版社，家父和老舍先生议定尽早结束俩人合办的出版公司。进入国营出版社的那天，高高兴兴地穿上了特地新置的中山装。这就是1950年代的社会风貌。它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价值观上创造了条件。
西方近代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经历了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伦理辩护。我们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实际上是西方近代伦理学说和经济学说的中心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概括西方经济学说史时写道：“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来为它们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们去努力实行这些规则。”这一结论可视为反映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它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在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进行有力的伦理辩护。
1949年之后中国所建立的经济体制，仿效苏联，是一个全盘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许多人已经在这种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不仅如此，这种体制还被视为体现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向干部和民众灌输这样的观念；因此，要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一场新思想解放运动。而其焦点，就是辨明它为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这就是90年代初，中国舆论场不可回避的问题。
笔者在1993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一文，就是想提出问题，求教于方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被选入第三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次年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不知何故，入选之时，文章的标题，删去了“问题”二字。可文章所论，也仅仅是提出了有待澄明的问题而已。这个问题，文章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作概括，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效率论，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公正（公平正义）观，它需要回答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公正原则，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把公正原则落到实处。三是精神文明的问题。究竟市场经济能否带来道德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又带来了哪些道德难题？ 这一问题，其实是社会各界为担忧的所在。本书的第二第三篇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
本人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这一学科背景，使得我在思考这些现实问题的时候，经常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勃兴和演进过程中围绕为市场经济作辩护的各种学说的经验教训。本书的第四篇，汇集的就是这一方面的论述。
有鉴于从90年代开始，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而其主流则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一潮流，一方面以“经济学帝国主义”自诩，声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说，不仅不够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甚至可以解释动物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强调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没有任何哲学和伦理学的预设，所以哲学与伦理学无权置喙。如果，这一主张得以成立，那么前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无法成立。有鉴于此，本书将“哲学、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置于卷首。
第四篇和第五篇分别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对西方的市场经济及其无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作出学理性的反思。
以上，便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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