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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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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许多民主党派总部及大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都集聚在香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护送到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已成为中共中央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之一。但南方尚未解放，要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秘密、安全地实现这场穿越台湾海峡的迁移行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以想见。、周恩来指挥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经过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等机构的周密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300多位民主人士分批北上解放区，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组织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这一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强大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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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红梅，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联络局、中国政协杂志社、人民政协报社、专委三局、中国政协文史馆工作，曾任中国政协杂志社社长、人民政协报社社长；合著《人民政协诞生实录》，发表二十多篇党史、政协理论研究文章。
刘仰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政协文史资料编研工作，现为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员。发表过多部历史研究专著和多篇历史研究文章，合著《人民政协诞生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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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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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章 香江潮涌
未雨绸缪
风云再起
“五一口号”发布
为新政协催生
第二章 准备北上
中共中央的邀请名单
周恩来坐镇一线
“兴奋与担心交并”
开辟一条特殊通道
“须注意秘密”
第三章 批“吃螃蟹”的人
两次秘密准备会
“粉墨”登船
海上15天
抵达哈尔滨
第四章 “万里赴鹏程”
“华中轮”的乘客
出行之前——心态与动态
“华中轮”上的几道景致
新沈阳的批贵客
一段插曲
第五章“为了一件大事”
一个焦点人物
李济深为什么推迟行期
圣诞节上演“金蝉脱壳”
舟中杂谈与杂记
船抵大连港
第六章“知北游”
“华中轮”再启航
畅饮、和诗、开晚会
穿行山东解放区（一）
穿行山东解放区（二）
第七章 黄炎培的南下北上
看到一条新路
民盟解散了
上了黑名单
永安公司脱险记
南下和北上
第八章 且行且歌的旅程
交替“接力棒”
热闹的“宝通号”
“岳州轮”上的欢声
第九章 涓涓细流归海
王绍鏊一行
张曼筠、周颖一行
李章达、千家驹一行
谢雪红、吴耀宗一行
胡风一行
巨赞法师一行
萨空了一行
何香凝一行
章士钊、李任仁一行
王国兴一行
黄绍竑、刘斐一行
胡子昂、司马文森一行
第十章 海外归来
“心通胜于言通”
洪门耆老壮心不已
钱昌照西游又北归
第十一章 心向往之
传奇将军魂绕中华
带“黑框”的政协代表
“此路走不通，去找”
第十二章 共襄伟业
解放区的拳拳盛意
协商新政协“诸问题”
从合作到接受中共领导
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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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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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1948年前后，国共两党战场上胜负日见分晓。建立一个天下归心的政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建国方略。此时的香港，还有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代表人士。天玄地黄之际，对于一度置身于国共两党间的这些民主人士来说，面临着政治上的终抉择：或北上解放区，坚定地与共产党在一起；或割舍对故土刻骨铭心的眷恋，流亡他乡。这种抉择不仅关乎个人命运的变迁，也彰显新政权的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终，如众星拱辰，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从海外北上解放区，走向人民的怀抱。
北上，不是一段一般意义上的旅程，看似没有硝烟但同样布满风险，可谓波澜曲折；北上，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情怀，记载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建立新中国这部宏大交响曲的重要乐章。北上的故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这段故事，还要追溯到中国抗战胜利之后。
1945 年 8 月，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浸满悲怆和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中国人民是何等地渴望和平！为顺应民意，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达成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等共识。
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前后，已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等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相继成立，其政纲或有不同，但追求民主、呼吁和平等基本面是一致的。
在此期间，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冯玉祥、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等一些社会地位高、活动力强的代表人物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人数不多，但对政局起着一定的作用，并影响着所联系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人。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重要步骤。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1 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反复磋商，会议达成五项决议。但政协会议之后的和平太过短暂。协议墨迹未干就变成一纸空文。国民党军队于 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同时，国民党加强对国统区的统治，7月中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周恩来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没有后退，仍在为和平奔波。当听闻蒋介石 10 月 11 日攻占张家口的讯息后，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不由一声长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是年 11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民盟斥责国大违背政协决议精神，拒绝参加。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声援中共、民盟的正义立场。民主党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只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脱离民盟追随国民党。尽管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破坏，但政协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希望。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于 1947 年七八月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对形势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经过一年多的内战，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这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满和反抗，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与人民解放战争互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
为挽救困局，国民党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党政改革，进一步强化白色恐怖，加剧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7 年 11 月 6 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随之，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等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大多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秘密前往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斗争。1948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一些进步的文化、教育、产业界人士也纷纷避居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为民主力量聚集之地。
1948 年的春天太不寻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蒋家王朝。形势的发展太快了。胡乔木形象地说：“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颁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
待到枫叶红了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穿过山海关，向国民党统治区纵进。红旗插遍了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当时在香港文委工作的周而复编辑《北方文丛》时曾这样说：“三北—西北、华北和东北，实际上是代表解放区的称谓。平常谈论时，有人问北方的形势怎么样，意即解放区的形势怎么样。读者很容易理解‘北方’的含义的。”
战略决战将要拉开序幕，革命成功在即。筹建新政协、创立新政权，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生的中国，如喷薄而出的曙光，从海平面冉冉升起。将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代表护送到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丝毫不亚于指挥前线作战。
但是，此时的香港表面上繁华热闹，实则波谲云诡，暗流涌动。各种政治力量交织混杂，警察、密探、特务、帮会无处不在。内地的战争也如火如荼。要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秘密、安全地实现北上，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以想见。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等机构经过精心策划，选择跨越台湾海峡的海上路线，组织护送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沈雁冰、马寅初、陈嘉庚、司徒美堂、蔡廷锴、彭泽民、章伯钧、许广平、谭平山、柳亚子、叶圣陶、章乃器、朱蕴山等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一批又一批北上，航向解放区。他们代表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参与筹建新政协、创立新中国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伟业，见证了庄严的开国大典。
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壮举。这段故事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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