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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把园林的营造放进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皇帝的形象与园林的功能在特定时代帝国的挑战与机遇中交织在一起。
魏瑞明(斯蒂芬·怀特曼,Stephen H. Whiteman),先后任教于悉尼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伦敦大学,曾获得美国邓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和美国国家美术馆的研究奖学金。作品《三十六景:诗歌和版画中康熙帝的避暑山庄》(合著)获2017年“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图书奖”。
德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作为“北京的后花园”,实际上是清朝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本书通过阐述承德避暑山庄的选址、营造及其象征意义,对康熙时代的政治愿望及其相应的艺术表现提出了新的见解。
“看中国”艺术译丛,将中国艺术纳入更广阔的视界,以更高、更专、更全的角度,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內容簡介:
承德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ZUI大的皇家园林,它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历时89年完工。避暑山庄位于山脉节点的战略性位置,据说清朝的风水能量流经此处。避暑山庄作为“北京的后花园”,实际上是清朝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本书利用艺术和建筑史、花园和景观史、近代早期全球史以及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的资料与方法,重构了承德避暑山庄在康熙年间的发展历程,进而阐明了景观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表达在清早期和更广泛的近代初期世界中的重要性。通过对绘画、版画、历史地图、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新绘制的地图和个人记述的考察,揭示了地理空间在清初政治、军事、外交等上层建筑中的重要意义。作为海外深入研究避暑山庄所呈现的康熙王朝园林与艺术特征的重要专著,本书通过阐述承德避暑山庄的选址、营造及其象征意义,对康熙时代的政治愿望及其相应的艺术表现提出了新的见解。
康熙皇帝统治下的18世纪早期,在我们对中国艺术的认知地图绘制中是一个不寻常的空白。这个时代将景观与园林、个人与皇家、理想化的与地形的绘画结合在一起,而这个融合的过程是需要精心规划的。魏瑞明恰恰解答了这些。在探究中,他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 ——哈佛大学亚洲艺术系教授 汪悦进(Eugene Y. Wang)
对一个关键场所(避暑山庄)的这一番细致解读,提供了丰富细节,其发人深思的分析,在了解清帝国权力世界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柯律格(Craig Clunas)
一本罕见的、将改变学术的书。 ——《国际环境史评论》创始编辑 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
一项卓越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对象,包括园林建筑、绘画、版画和诗歌。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 罗伯特·E.哈里斯特(Robert E. Harrist Jr.)
關於作者:
魏瑞明,原名斯蒂芬·H.怀特曼(Stephen H. Whiteman),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和艺术史博士,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任“中国艺术与建筑”课程高级讲师。他的研究聚焦全球背景下近代早期的中国历史,特别对景观、地图绘制和视觉文化感兴趣。他曾获得美国邓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和美国国家美术馆的研究奖学金。与人合作的专著《三十六景:诗歌和版画中康熙帝的避暑山庄》于2017年获得“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图书奖”。
目錄 :
译者序 I
引论:清初景观的历史思考 001
第一部分 复原康熙时代的景观 011 扈从赐游记(节录) 013 第一章 重构康熙的山庄 017
第二部分 帝国的寓言 061 第二章 群山的脉络 063 御制避暑山庄记 084 第三章 惟兹热河 085
第三部分 空间和图画 111 第四章 绘画与实地勘察 113 第五章 纸上花园 162 第四部分 转喻的风景 201 第六章 游览后花园 203
结论 皇帝的景观 243
附录 251 御制溥仁寺碑文 253 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255 避暑山庄后序 258 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260 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262
参考书目 275
內容試閱 :
引论:清初景观的历史思考
如今从北京乘火车朝东北方向行进,你很快就穿越了人口密集的城区和郊区,进入位于首都和内蒙古之间的山脉。几个小时后你就到了承德—— 一个人口不到50万的地级市,按照当代中国的标准,它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然而,在18世纪,它是整个帝国的重要权力中心,清朝宫廷每年约有半年时间移居此处。这里有最大的宫殿和园林的综合体—— 避暑山庄。如今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受游客青睐的重要景点,避暑山庄三百年的历史被提炼成一种包含爱国主义、旅游观光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风景,有时它们是互相重叠的,有时是彼此交织的。经历了修复、重建和重塑,这个空间既是永恒的,又具有相当明确的时间性。这个宫苑目前试图呈现的视野主要包括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时期的皇家荣耀,几十甚至几百年间的发展、衰落和重构都被压缩成了一些精选出来的历史瞬间。 跟别的历史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历史瞬间只能在回顾中呈现。园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王朝命运的象征,它们的兴衰反映了一个政权不可避免的短暂性。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清朝与各种外来势力极具戏剧性的交锋中,山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拒绝给乾隆皇帝叩头的著名事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逃离北京的咸丰皇帝(1850―1861在位)的驾崩。鉴于这些事件,这座帝国的园林似乎特别适合充当一个帝国的时间框架。乾隆皇帝当政是这番叙事中引人入胜的高潮,清朝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留下了他统治时期难以计数的文献和物证,尽管他不是那个时期唯一的清朝统治者。所谓“大清盛世”还包括康熙年间(1662―1722)、雍正年间(1723―1735),有时也包括嘉庆年间(1796―1820),但是历史叙述和治史传统经常将“清朝”和“乾隆朝”互相混淆。 清朝景观的历史常常反映出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我们通常用来描绘清朝的地理形态(geobody),代表了帝国最为辽阔的疆域,那是在18世纪末乾隆时期达到的。乾隆虽然不是清朝第一个园林建造者,却是建设最多的,而且他在建造新的皇家园林时,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皇家园林设施。他继承了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的避暑山庄。乾隆的父亲雍正更喜欢待在北京,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从不北上。乾隆在其整个统治期间对避暑山庄的大力开发,改变了园林宫殿人工营造环境的体验,也改变了其基本设计方向。如果仅仅透过乾隆对山庄的愿景来看待,设想在近一个世纪的改建中投射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就有可能构成一种对历史的抹杀行为(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前期的意图包含在后期的行动中。 景观、地理、民族、认知的交集是清朝及其统治权构成的核心。1696年,经过五十多年的战争,康熙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征服行动,把明朝疆域,包括蒙古、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划入了由历史和文化都不尽相同的地域组成的一个新的多民族的帝国。尽管他是清朝的第二任统治者(也是满族致力于征服和统一以来的第四任统治者),但他仍要面对一个新成立国家的许多挑战,既要明确宣示清朝的帝制,又要寻求确立清朝统治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他主要关注的是将这个构成复杂的国家,建成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凝聚力的帝国,并在不同区域的臣民中确立权威。这些臣民中包括汉族官员、蒙古族和满族的精英。另外,欧洲统治者们的使者—— 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把新奇的科学、艺术和宗教的思想带到了北京。在多样性和理想的统一的同步塑造和表达中,这个全新和基础的对清朝景观的构想,是康熙王朝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 1702年,康熙皇帝下令在热河(今河北承德)修建一座新的夏宫。他每年都要去清廷的蒙古盟友的领地北巡,这是为皇帝北巡提供保障的众多行宫中最具规模的一座夏宫。后来被命名为“避暑山庄”的这座夏宫实际上成为副首都。康熙皇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每年从晚春到初秋都居住在那里。从紫禁城受限制的建筑空间中解脱出来,康熙将这座宫苑用作其统治地位的替代空间。欧洲和南亚几乎与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们,如奥朗则布(1658―1707在位)、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和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他们都把人为设计的景观用作显示自己权威的中心舞台。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经典著作中所解读的凡尔赛宫廷(也许显得陈旧了)相比较,书中的宫殿和园林被用来强化国王身边的等级制度,康熙皇帝的山庄则实质上是一个与臣民亲近和交流的仪式场所,在这里,通过游园、宴请、娱乐和赏赐,暂时消除了皇帝和臣民之间的社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