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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摩中合作60年(展现1958—2018年摩洛哥与中国建交60年的友好往来与全面合作)

書城自編碼: 363611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纳赛尔·布希巴[Nasser BOUCHIBA]
國際書號(ISBN): 9787536094048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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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长期以来,中国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支持并参与南南合作,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成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部分。但国际社会的某些舆论却对我国南南合作实践有诸多的误解,因此梳理并撰写以事实为基础,以数据为依托的南南合作著作,是澄清这种误解的*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摩中合作60年》正是一部范本佳作。
內容簡介:
这是一部研究摩洛哥与中国从1958年至2018年建交60年来友好往来与全面合作的专著。摩洛哥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建交60多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2016年在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对我国友好访问之后,中摩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此时梳理摩中60年来友好交往的历程,为两国未来进一步的合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共分五个章节:前三章分别从政治、经贸、文化三方面梳理了摩中两国的交往历程与现状;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对摩洛哥的援助政策,特别选取了上海援助摩洛哥医疗队作为典型范例;第五章也是本书*特色的一个章节,即分析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新时期背景下,摩中合作呈现的新特征和可提升的空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内容详实,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为摩中两国专家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一手研究资料,填补了学术空白,同时也不失为一部中国企业预备向摩洛哥投资的参考指南。
關於作者:
纳赛尔·布希巴(Nasser BOUCHIBA)
摩洛哥人,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中非合作专家,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中国生活和学习长达二十余年,热爱中国文化、深谙中华人文精髓,对摩中两国合作做出巨大贡献。
目錄
前言
章 摩中政治交流与合作
节 基于多层次对话机制的摩中政治交流
第二节 平等互助的摩中政治合作基本原则
第二章 摩中贸易关系发展与现状
节 摩中贸易合作的缘起
第二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摩中贸易机制
第三章 摩中文化交流发展
节 增进了解文化交流时期
第二节 国际文化合作建设新时期
第四章 中国对摩洛哥援助的分析及案例
节 中国援外政策与管理体系沿革特点
第二节 中国对摩洛哥援助的侧重领域
第三节 中国对摩洛哥的援助方式
第四节 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案例分析
第五章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背景下的摩中合作现状
节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产生背景
第二节 摩中政治合作加速期
第三节 经贸与投资发展
第四节 完善文化合作机制
结 论
参考文献
附 录
附录1:摩洛哥王国概况
附录2:摩洛哥王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主要合作文件汇总表(1958—2016)
附录3:中摩签署的贸易协定范本
附录4:中摩签署的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范本
附录5:中国对摩洛哥援助及优惠贷款数据汇总表(2000—2018)
附录6:纳赛尔·布希巴在中非智库论坛第八届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2019年8月26日)
內容試閱
以“互利共赢”原则指导中摩合作
——《摩中合作60年》序
郭忠华

一年多前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2019年6月8日,我与肖滨教授走出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机场,与前来迎接的纳赛尔博士一共驱车前往首都拉巴特。汽车首先行进在一片开阔而翠绿的平原上,其中偶然点缀着悠闲的畜群,高耸的清真寺塔楼不时从眼前晃过。进入拉巴特之后,则是一条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楼房。没有肮脏和杂乱,没有贫穷和忧郁的人群,相反,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那么富有生气。这些景象瞬间打破了我脑海中长期形成的“非洲”印象。而随后肖滨教授的一句“摩洛哥是非典型非洲国家”,则使我意识到这种印象冲击非我独有。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摩洛哥是一个遥远和陌生的国度。但实际上,两国在空间上尽管相隔万里,却有着诸多相似的历史经历:都曾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都在20世纪中期实现国家主权独立、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都强调以独立自主方式发展本国经济……两国的友好交往可以远溯至元朝。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中国泉州,此后一直游历到元大都,沿途留下了丰富的记述。他的游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摩洛哥人。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两国的交流则更显频繁:在政治领域,两国领导人一直保留着密切友好的互访机制,从1959年至今,中国先后派驻16任大使,摩洛哥则派驻了10任;在经济领域,从1958年签订个贸易协定到2017年,中国已成为摩洛哥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进出口总额超过425.34亿迪拉姆(约合42.06亿美元);在文化领域,从1957年中国次参加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至今,两国已在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体育、艺术、汉语学习等诸多领域展开合作,已建立起多个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等交流平台。事实证明,中摩关系走过了一段辉煌而丰硕的历程。
但在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被看作是国际援助的基本范式,认为国际援助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援助国之所以实施国际援助,在于受援国能够给援助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形成国际同盟或者带来发展资源。摩根索指出,发达国家提供的任何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自身国家利益是对外援助和根本的目的;被誉为现实主义援助范式研究之发起人的史提芬·胡克则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法国的援助动机纯粹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并非人道主义。在这种以单方面援助国利益为导向的关系中,确保受援国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现实主义范式是对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总结,反映了发达国家自利的援助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终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依附理论”所表明的“对帝国主义的依附”。
有着共同苦难经历的中摩两国是否注定必须重蹈“现实主义”的覆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摩合作史表明,答案完全是否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完全可以开辟国家间合作的新范式——互利共赢范式。正如本书前三章所表明的,中摩两国在政治上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在经济上存在着诸多互补性领域,在文化上存在着诸多值得广泛交流的主题。把握好这些共同点,两国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20世纪中期以来“南南合作”的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是抵制发达国家巨大虹吸力的基本手段,而60年来的中摩合作则堪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摩中合作60年》全面展示了中摩两国基于“互利共赢”原则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在我看来,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方面:
,阐明了中摩两国60年合作所围绕的主轴——“互利共赢”原则。在本书开篇,作者即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检视,指出这一合作原则所必然导致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以对中摩两国交往与合作的历史梳理作为基础,表明两国合作所围绕的是“互利共赢”这一新型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互利共赢原则不仅是对中摩两国60年合作史的理论提炼,而且构成了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新型国际合作原则。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的理论贡献是明显的。
第二,全书的系统性。以互利合作原则作为指导思想,作者分别从两个维度对中摩互利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展开分析:首先是“要素之维”,即从政治、经贸、文化角度表明中摩60年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其次是“时间之维”,即依据时间线索对不同时期的摩中合作展开分析。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全面展现了中摩60年合作的恢宏画卷。
第三,资料的完备性。如作者所言,有关中摩关系史的原始研究材料仍然十分阙如,但从本书可以看出,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其中既包括中摩两国政府签署的相双边协议和备忘录等,也包括两国出版的报纸、期刊以及政府部门网站所发布的数据等。可以肯定,本书可以为中摩关系史的未来研究提供诸多难得的材料。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诸多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详细注解,使读者能够对书本内容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解。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8年,作者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时间逾20年。20多年来,他不仅见证了中国的滚滚发展,而且还深入参与到这一洪流中。除阿拉伯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外,作者的中文水平亦已胜过诸多国人。他的博士论文以汉语语言写就,并顺利通过答辩,本书也以汉语语言作为初语言,作者的中文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他在中国开展的职业培训曾经声名卓著,使大量青年学子获益匪浅。2016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华期间,他曾担任国王的翻译。博士毕业回国后,他随即担任“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为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普通民众到政治精英、从文化学习到深度经济政治参与,毫不讳言,作者对于两国社会都有深刻的理解。由他来总结中摩60年合作史,的确合适不过。我希望中国读者们在阅读本书后,能够对摩洛哥以及中摩两国关系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中摩交流源远流长,中摩合作成就斐然。但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摩中合作的潜能尚有待充分挖掘,两国合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如贸易逆差);在理论层面上,两国学者也需要加强合作,建构更加符合彼此国家合作的理论依据。在这些动力的驱使下,基于“互利共赢”原则的指导,我期待,中摩合作将迈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是为序。
2020年9月于中山大学
?郭忠华,江西万载人,2004年获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2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研究课题10余项。

前 言

虽然相隔万里,中摩友谊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著名的摩洛哥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述了元朝时期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的游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播下的友好种子使摩洛哥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十分渴望了解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作为伊本·白图泰的后裔,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怀着求学的梦想来到中国,踏入了这片正处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的广阔热土,并在中国南方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笔者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20余年,目睹了中国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日渐成熟的表现。2018年正值摩中建交60周年,身为沉浸摩中关系二十载的摩洛哥人,借此时机回顾和梳理摩中两国自1958年建交至今的合作关系,就成为个人内心强烈的愿望和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
摩洛哥与中国于1958年11月建交,是继埃及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至今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合作关系。2016年5月,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摩洛哥王国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2017年摩中双边贸易规模突破40亿美元。2018年中国文化中心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揭牌。
然而虽然摩中两国积极地开展良好的政治、经贸与文化合作,但摩中关系的潜力尚未完全开发。笔者长期客居中国,也清晰地看到摩中两国的合作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因相关研究文献较少,缺乏互相认知的资料,阻碍了双方决策者进一步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强化两国关系。另外,企业家、学者、大学生和社会组织中关注摩中合作的有识之士,也因缺乏详尽的介绍资料与资讯,相互了解不足,无法在各领域展开进一步的合作。这也是笔者创作本书的缘由之一。
那么要探讨摩中合作关系,首先需要了解国际合作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西方国际合作关系主流理论视角
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怎样发展合作关系都是被高度关注的问题。近现代以来,国家状况以及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多变,国际关系的发展更是关乎一国的发展与生死存亡。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验证,已经形成一套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通常用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官方话语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动机是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解释若只是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何对不同国家的协助会存在优先度这一问题。这说明,在协助发展经济动机外,还有其他未说明的动因。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对外政策的需求,把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视为合作对象。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随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1967年与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与苏联的间接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支持重点从西欧开始转向东亚的日本、东南亚的越南“亲美派”以及西亚的以色列。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通过古巴开始深入南美洲,美国的重点随之转移到南美,并通过“拿骚集团”为南美亲美政权提供支持。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为了促进原苏联集团国家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美国把支持重点转移到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国家。“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再次把方向调整到中东地区。从上述美国重点合作对象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其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提供援助成为发达国家常用的利器,尤其在后二战时期。
西方国家的“协助”是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不同领域的援助。国际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动机理论(Motivational Approach)假定:“援助国的动机基本上决定了其与受援国之间互动行为的特性。”援助国需要产生一定的动机才能决定提供援助与否,例如政治、经济、贸易以及人道主义等的多种动机。另外,受不同时期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援助被看成是援助国获得政治利益的工具,而纯粹为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援助则是次要的。这种基于争取政治同盟动机的援助方式被学者称为现实主义援助范式(Realist Paradigm)。
史提芬·胡克被誉为现实主义援助范式研究的发起人,他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法国的援助动机纯粹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并非人道主义。在这种以单方面援助国利益为导向的关系中,确保受援国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汉斯·摩根索认为,任何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对外援助的、根本的目的。

中国合作模式的兴起
再来看看中国与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便开始把在工业、农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享给其他刚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作为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国际合作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中国合作模式”。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后公报》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同时也提出了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在新中国的不同时期,中
国政府对与非洲国家合作的理念和方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整体而言,依然严格遵守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出访非洲10国期间所宣布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因陷入经济危机不得不接受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和私有化改革。当时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因认为非洲没有投资价值了,纷纷撤资,并停止了大多数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生产能力的合作项目。西方国家政府对非洲的合作理念转变为以推行民主建设、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政治与社会援助为主,其核心价值主张是让贫困人口也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与此同时,中国将自己作为苏联、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受援国所积累的经验与心得进行了整理再分享给非洲国家,其目的是通过协助非洲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作为回报,中国可以对非洲合作国家的天然资源进行开发。
随着非洲国家私有化浪潮的兴起,因担心非洲合作国家无法持续运营,对于自1960年合作发起的项目,中国对其中涉及的投资和援助的生产性项目进行了调整。中国企业开始通过与非洲合作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合资,使原来具有援助特性的项目转变为可盈利的合作项目,挽救了这些企业,使其免遭出售或者遗弃,例如在马里的糖果工厂、几内亚的烟草工厂、坦桑尼亚的鞋业工厂等这些原来的生产性援助项目。1995年后,中国开始把投资、贸易与援助结合,并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提供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贷款。中国在非洲的合作项目由商务部和外交部评估,由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中国进出口银行(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EXIM Bank)、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CDB)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ADBC)三大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后由中国企业通过招标的形式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
基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的经历,中国和海外学者开始对“中国合作模式”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蓬结合对海外援助的主题、动机和内容,把海外援助定义为:“一国或国际组织以从事公益或促进发展的理由或形式,在实际不排除私益目的的情况下,向另一国或组织(含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优惠或自愿性资金或资源转移。”张海冰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合作机制形容如下:“以援助促进发展,以发展促进合作,终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其核心是中国通过援助非洲来培育一个更稳定、更繁荣的非洲,再与其展开更多的合作,共同发展。”张永蓬在其对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中国与西方在援助非洲方面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在多方面具有互补性。他认为,中国的援助模式也具有国际借鉴意义,主要因其执行直接、手续简单、不附加政治条件、体现平等,而且援助的形式以实物援助、资源转移为主,避免了腐败环节,使援助对象直接受益。
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其著作《龙的礼物》中,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政策、方法和实践,并以纺织业、皮革业、汽车制造以及大量的基建设施工程为例,来证明中国破坏非洲的工业基础一说并不成立。她认为中国靠自身的能力成功地使数亿本国人脱贫,而这几十年来西方对非洲的支持没能实现非洲的复兴。因此,中国可以向非洲国家政府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a在援助理念方面,黛博拉认为,中国自1972年开始接受日本的援助,到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的74个大型合作项目打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工业现代化基础。日本向中国提供设备、技术和贷款援助,以换取中国的石油、煤矿和商品。通过这种合作形式,中国在不浪费稀缺的外汇资源情况下,获得了日本的先进技术并强化了工业基础,形成了一种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提升的双赢合作模式。
瑞典学者佩尼·戴维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在非洲的新角色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戴维斯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介入已经改变了原先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援助模式。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与中国积极探索三边合作来协调,还建议发达国家批评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的同时,需要以身作则,例如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以及规范贷款审核与审批的流程。该研究也给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尤其是中国主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很可能造成非洲受援国政府对援助支配不当,从而引起民众对中国的偏见与批评。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跟非洲国家的合作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当前对非洲国家的合作理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坚持帮助合作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对比1964年提出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可以看出,中国在与非洲60多年的合作中延续了相同的理念,即在不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情况下,帮助其自力更生地实现发展。

南南国家新理论建构的必要性
中国在非洲充当着正面的角色,对非洲复兴具有积极意义。虽然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情况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具体的数据,但自2005年以来,从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一些数据和中国领导人对外发布的讲话以及互联网媒体对重大援助项目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被公布的数据信息越来越多。自1955年以来,除了斯威士兰以外,中国向其他所有非洲国家都提供了经济援助。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对外提供援助金额累计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非洲所占份额为45.7%,可以推算为1171.25亿元人民币。2010年以后,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收入急剧下降,迫使这些国家需要削减公共开支,面临与20世纪80年代前相似的经济状况。一些重要的基建设施项目不得不停工或减慢进度,政府为了保障社会稳定所采用的支持价格政策力度也越来越小。2006年11月,中国和48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论坛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贸易,并协助非洲国家发展公共领域与经济设施的建设。2015年12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与会人员宣布承诺:中国将在未来3年以发展援助的形式,向非洲国家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援助领域包括农业、工业、消除贫困、医疗和公共卫生、文化、安全、环境保护以及绿色经济;还承诺向受厄尔尼诺现象(El Ni?o Conditions)影响致粮食歉收的非洲多个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粮食援助;免除非洲有关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以及向非盟提供6000万美元无偿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运作。中国雪中送炭的援助使非洲经济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前面介绍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是根据北半球发达国家对南半球欠发达国家的政治性控制而建构的,因此无法为中非合作模式提供解释。笔者认为,南南国家学者需要加强合作来建构更加符合彼此国家合作的理论依据。而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可替代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该理论的核心是假定合作双方都能知道可能获取的潜在利益,并展开相互之间的交换行为。收益一方在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如优惠贷款或市场准许的同时,产生知恩图报的行动,以某种方式向资源提供方提供相对的利益回馈,后达到一种“互惠互利”的局面。
以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为例,从1992年至2003年,中国累计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420.65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累计净值高达513.3亿美元,占贸易顺差总额的21.2%。但随着中国本土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飞速增长,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开始出现贸易逆差,结束了农业贸易对外汇储备的贡献。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却只拥有7%的可耕地资源,因此中国向拥有广阔可耕地的非洲进行农业方面的投资,对中国未来的食品供应保障具有战略意义。对于非洲而言,获得中国的农业项目也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专家将向其转移先进的技术并为其培养本地农业人才。另外中国通过示范基地还可以向非洲农民推广中国自主研发的杂交种子,这样,非洲农民就可以以低成本购买种子。再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加快了对其他市场的开发,拥有12亿人口的非洲成为其优先考虑的潜在市场。通过投资、贸易与援助,中国在非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开始把一些相对成熟的传统行业转移到非洲。这样非洲国家可以增加出口收入,缓解就业压力,提升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水平;中国企业则可以扩展国际化战略以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一言以蔽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基于追求“互惠关系”的中国合作模式的国际关系理念并不认同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进“西式”民主、经济改革和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而更注重实行深化的改革开放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国把这种发展理念融于实践,成功消除了贫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急剧减少,比例明显下降。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3%左右。a到2050年,非洲将迎来20亿人口的增长,中国的脱贫经验可以作为理想的借鉴与参考。

关于本书
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本书能成为研究摩中关系的学者和高校学生的参考资料,同时为决策者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为完成本书,笔者查阅了大量与摩中合作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事件、人物、协议等。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非中学者能注意到目前西方学者依照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适用于研究中非合作的新局面。因此,本书将通过分析摩中在政治、经贸、文化与援助等方面的合作,来识别两国合作过程中的互惠特征,终引起关注非中合作的智库、学者和决策者对研究符合非中合作先进理论的重视,而该理论一定需要符合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非洲国家对平等相待和互惠互利等原则的期待。
摩中关系的原始研究材料十分匮乏而稀少,笔者在长期进行摩中关系研究期间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并在本书编校过程中进一步优化,趁本书出版之际分享给摩中学者,期望可以为他们在摩中合作关系的研究方面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文献。
本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主要为图书、期刊、中摩两国政府间签署的主要双边协议、政府资料、官方新闻以及媒体报道。图书和期刊主要来自中外学术数据库和自购;双边协议以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为主;政府公布的资料从两国政府各部门的门户网站获取,在这里不得不称赞摩洛哥外汇管理局和摩洛哥规划局定期公布的有关摩洛哥经济和对外合作的状况与数据;官方新闻主要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为主,在这里向这两家中国媒体表达深的感谢。在尚未发现《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之前,笔者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盲点,而如今借助数据库,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交流历程可谓一清二楚。笔者浏览自1949年12月11日条有关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报道一直到2016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成功访华的报道时,内心被深深地感动了,也重新认识到摩洛哥与中国两个文明古国的合作关系确实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团结一致基础之上;后笔者在编写有关经济与贸易内容时还借助了摩中一些私营媒体对摩中经贸合作核心人物的采访与报道。
附录包括摩洛哥概况、摩中合作60年间签署的主要合作文件汇总表、两国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的范本、2000年至2018年中国对摩洛哥援助及优惠贷款数据汇总表和笔者在中非智库论坛第八届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稿。
摩洛哥概况主要是向中国读者介绍摩洛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以及摩洛哥国家发展战略;关于两国签署的合作文件,笔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从不同的渠道获取,里面的许多内容还需相关学者继续进行挖掘和分析,相信会为今后摩中合作提供富有价值的依据;为了让读者真切了解两国之间签署的协议,另外附上197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政府长期贸易协定》和2010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0年至2013年执行计划》;笔者从摩中两国参与援助的部门层面入手,着手将2000年以来的政策、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等相关正式文件进行整理,收集了大量的二手资料,再结合笔者对援助项目的实地调研,后经过归类,建立了2000年至2018年中国对摩洛哥援助的数据汇总。
本书的页面脚注引用资料是另一特点。考虑到本书中关于摩洛哥的人物、机构、地名、会议等信息,采用了阿拉伯语或法语的中文译音,缺乏字面意义的内涵,这对使用汉语阅读的中国读者来说将形成较大的困难,因此决定附加相关的中文简介。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中文版主要对摩洛哥的情况进行中文注释,而在本书的外语版本中将重点注释参与摩中合作的中国人物、机构、地名、会议等信息。
后,笔者作为母语是阿拉伯语的摩洛哥人,用中文写作是人生的挑战之一,也是1995年次来到中国学习时许下的愿望。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更加让我感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如果没有各位老师的引导和鼓励,本书可能无法完成。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对我在学术精神上的要求,感谢花城出版社林宋瑜老师对我的信任,感谢站在推动中非关系一线的王永葆老师,感谢1995年鼓励我来中国留学的二哥针灸医生纳吉布(Dr. Najib BOUCHIBA)大夫以及我担任主席的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Africa China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ACCAD)的所有成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也对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文化处陈冬云参赞以及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院摩方院长卡里马·亚特利比教授(Prof. Karima YATRIBI)和中方院长李宁教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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