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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新时代文明的背景下,寻找更广阔而深邃的乡村历史景观
★ 对于当代乡土文学价值的重新提炼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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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以贺享雍的乡土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专著。贺享雍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独特的价值,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乡村志”系列为代表的十几部小说系统全面地表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40年间的巨大变迁,作家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述了当代农民的方方面面,形成赵树理之后真正的“农民写作”。本书主要通过对贺享雍小说的分析,以及与赵树理、莫言等作家的乡土小说的比较,论述了在大工业时代、后现代时期和消费主义时代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村,如何处理东方化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结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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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旭,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乡土文学研究、底层文学研究、赵树理研究和莫言研究等。现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在A&HCI检索期刊、一级权威刊物《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分析》《余华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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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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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目 录
序 章 贺享雍乡土小说的东方特色..................................................001
第一章 乡土中国的“内”与“外”..................................................012
第一节 如何进入农民的乡村........................................................ 013
第二节 “风景”与生存................................................................ 022
第二章 在赵树理的凝视下..................................................................033
第一节 “形而下”的“算账”与“物质启蒙”....................... 035
第二节 大工业扩张与文学想象:土地贬值之“账”............... 042
第三节 “反启蒙”之下的“寓言化”乡村 ............................... 051
第三章 主奴辩证和乡村寓言..............................................................061
第一节 “问题”的“实质”与“存在”的辩证法................... 062
第二节 叙事终点与乌托邦想象 ................................................... 069
第四章 现代卫生学与乡村叙事..........................................................080
第一节 “病”与存在的辩证法 ................................................... 080
第二节 作为话语的“计划生育”:卫生学叙事的另一维....... 097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与精英..............................................124
第一节 精英的“控制”与“文学人类学”想象....................... 125
第二节 乡村文学精英的想象建构 ............................................... 134
第三节 精英视野中的农民和乡村 ............................................... 153
余 论 贺享雍在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价值..........................................162
贺享雍年谱...............................................................................................170
贺享雍研究目录 .......................................................................................184
参考文献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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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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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享雍乡土小说的东方特色
罗兰·巴特进入后现代时期之后,提出了颠覆性的文学“游戏化”“色情化”观念,即文学已经彻底自由,变成消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共同场所,这两者都能从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快感和价值。文学已经高度相对化。这也正是今天的网络文学和印刷文学并存的写照。而萨特更早从后现代意义上思考文学问题,1947年,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文学本质问题:“人们为谁写作?”a不是文学写了什么,而是文学是写给谁的。即萨特最早提出了文学的群体归属问题,这意味着文学的标准不再是唯一的,而是变动的。当前进入了后现代价值多元时代,文学的定义都变得模糊不清,从传统意义思考人类群体的命运和价值的作家更是越来越少,为弱势群体思考者更少,但仍然存在一些拒绝消费化、“游戏化”和精英化写作的作家。思考底层农民的生存及未来,一直默默地进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贺享雍就是一个。他的小说被称为某种程度的“不合时宜的创作”b —也可算是价值“多元”的表现。贺享雍一生创作的主题都是乡村和农民。他的文学应该属于消费主义时代的乡土文学或农民文学。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与精英
第二节 乡村文学精英的想象建构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必然时时面对权力,及对权力关系与运作的文学想象。乡村文学面对的是乡村的基层权力,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的正面与负面的叙事建构,也正是一种精英式的文学想象,它必然由于作家本人的立场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乡村修辞。
有的农民出身的精英能够和农民换位思考,而大部分乡村精英都做不到。赵树理和贺享雍都是身为精英却能为农民换位思考的“乡土精英”。与赵树理相比,贺享雍对乡村叙事更关注乡村存在的细节,赵树理却可以直面乡村的基层权力与历史和国家的发展。
作为贺享雍的前辈,赵树理就因为其坚定的乡村立场才一直不被“正统”的文学精英所认可。如众多评论家在赵树理研究上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盲点,就是总拿赵树理塑造新人说事,以致形成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的“共识”:赵树理思想太老旧,所以塑造新人无力。如孙犁评价1949年之后的赵树理说: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提到多部文学史共同指出赵树理的“不足”:塑造新人无力,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原因在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像对老农民那样深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精英们的思考是差不多的,总能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其间出现一个另类就很难被接受,只是因为精英们由于其“权威”感而更容易只
看自己想看的。“新人”是精英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其实代表着精英所想象的未来社会的走向。但“新人”想象不能脱离现实,所以从实质上看,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乡村还是赵树理,新人塑造都是个伪命题。如果有一种公社化时代的一心为国的农村“新人”,那么它只能是指极左时期梁生宝和高大泉式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前的土地公有化试验没几个人认为它是正确的或成功的,以一个失败的社会改革试验为蓝本,怎么可能塑造出成功的“新人”?这似乎有双重标准的嫌疑了,只要启蒙,怎么都是对的,只要不“启蒙”,怎么都是错的。
贺享雍小说里不存在“新人”问题,《天大地大》中的年轻扶贫女干部,《民意是天》中的年轻村支书,都不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新人,而是被西方的原子化体系浸染的行动的“利益综合体”。虽然叙事人的视点仍然是乡村内部,但已经无法建立社会主义那种真正的公共意识。而且在贺享雍小说中,这些乡村内部的人物的意识中都没有“启蒙”一维的存在。赵树理的时代相对于乡村正是最好的时代。他的乡村文学设置了精妙的叙事视角,通过隐蔽的转换展示他的“新人”想象—这种展示方式正是“启蒙”精英们不熟悉也不愿意接受的。如《三里湾》采取的叙事方式既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不是限知视角,因为在其作品中,“谁说”和“谁看”并不总是统一的,即使他们在同一叙述平面上。下面两个叙事片段正表现了赵树理独特的乡村内部叙事造成的“不统一性”,同时也体现了赵树理对青年“新人”的定位:
[1]灵芝一走进去,觉得黑咕隆咚连人都看不见,稍停了一下才看见有翼躺在靠南墙的一张床上。[2]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她,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
[3]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有翼的床头仿佛靠着个谷仓,仓前边有几口缸,缸上面有几口箱,箱上面有几只筐,其余的小东西便看不见了。a
[4]当灵芝走进去的时候,可以坐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别人占了。[5]她见一条长凳还剩个头,往下一坐,觉得有个东西狠狠垫了自己一下;又猛一下站起来,肩膀上又被一个东西碰了一下,她仔细一审查,下面垫她的是玉生当刨床用的板凳上有个木橛 —她进来以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吃了亏了,所以才空下来没人坐;上面碰她的原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小锯,已被她碰得落到地上—因为窑顶是圆的,挂得高一点的东西靠不了墙。[6]有个青年说:“你小心一点!玉生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机关!”灵芝一看,墙上、桌上、角落里、窗台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不简单。
这两个叙事片段分别是灵芝对马有翼和王玉生的房间的观察,[1]-[3]为中农家庭青年马有翼的房间,[4]-[6]为贫农家庭青年王玉生的房间,从叙事视点来看,都是随着灵芝的眼光写的,透过灵芝的眼睛可看到截然不同的房间,也反映了有翼和玉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及家庭环境,从而为后文灵芝选择玉生放弃有翼做了铺垫。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分属第24和22节,故事中的时间距离不短,叙事距离也不算短,但对两个房间的描述,隐含作者采取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叙述方式,甚至连使用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两个叙事片段都是三大句,中间的第二句都出现了破折号,第二个片段还出现了两个,而且破折号之后附上的解释性话语的功能也完全一致,即[2]和[5]中叙述人和灵芝分离,以全知的视角进行补充说明,前者写出了糊涂涂的“精明”,而后者在灵芝的视角之外对玉生的房子做了更具体的补充,[6]句的最后三个字“不简单”既是灵芝所想,也是叙述者的评价话语,等于隐含作者的声音,同时还可以是满屋子里人的想法。对两个房间的描述产生的修辞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马有翼的房间是阴暗的封闭的,没有生气的;而王玉生的房间却是明亮的、科技化且充满生机的。但隐含作者的叙述干涉却是很隐蔽且简洁的,通过非常文学化的手法突出了“落后青年”与社会主义“新人”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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