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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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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研究协同创新在推动中国大学成为真正的社会轴心机构，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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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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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应有之义。本书选取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视角，通过案例研究，从应用的情境、跨学科研究、异质性协作、质量控制、社会问责与反思5 个维度展现了2011 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新生事物兴起的社会背景、现实困境、各方的艰难探索和相关思考，希冀为推动中国大学成为真正的社会轴心机构，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有所贡献。本书适用于各类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和对协同创新问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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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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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梅，江苏人，南京大学博士，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和科技管理，博士学位攻读期间主要研究2011协同创新创新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已主持多个省部级课题，并在CSSCi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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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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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章 绪论
节 研究背景
一、新时代：知识需求与供给的多样化
二、新机构：知识生产主体趋向多元化
三、新趋势：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方兴未艾
四、新挑战：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亟待转型
五、“ 计划”的推出
第二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问题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四、研究方法
五、研究的总体框架和技术路线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协同创新
二、知识生产
三、知识生产模式Ⅱ
四、知识生产模式Ⅰ与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关系
第四节 文献综述
一、知识生产的研究
二、企业的知识生产研究
三、大学的知识生产研究
四、社会弥散的知识生产研究
五、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相关研究
六、协同创新研究
七、结语
第二章 国外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的成功探索
节 美国智库的“胡佛模式”
一、人员的配置与分类管理
二、协作研究
三、“旋转门”机制
第二节 北卡三角科技园的协同创新网络
一、嵌入式协同创新网络
二、大学- 企业- 政府的协同模式
三、建立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协同体制
第三节 德国生物技术联盟
一、网络化协作
二、科技园区服务平台
三、政府- 大学- 行业的协同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
节 申报成功：何以名列前茅
一、综合竞争力
二、围绕国家重大需求进行协同
三、探索中国高校新型智库建设
第二节 凝练任务：对接国家需求
一、任务的来源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第三节 组织支撑：理事会与平台长制
一、理事会主导的治理结构
二、平台及平台长制
第四节 机制创新：跨界协同研究
一、跨学科协同：文理协同
二、跨部门、跨机构协同
三、南海学：跨界协同的纽带
第五节 知识传播：影响力建设
一、影响力建设的内容
二、影响力的形成机制
三、影响力建设的障碍：内敛的文化
第六节 绩效评价：导向与激励
一、绩效评价
二、评价的冲突
三、冲突的实质
第七节 小结
第四章 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中心的建设
节 申报成功：何以脱颖而出
一、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
二、“顶天立地”的“南工大现象”
三、构建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
第二节 方向凝练：满足区域发展需求
一、满足区域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需求
二、满足工业园区的技术升级需求
三、满足特定区域的发展需求
第三节 组织创新：理事会与分部制
一、理事会领导下的协同创新体
二、生化中心的运行模式
第四节 跨界协同：创新网络
一、纵向：跨学科协同
二、纵向：校所协同
三、横向：校企协同
四、横向：校地协同
第五节 综合评价：强调实质性贡献
一、综合评价机制
二、评价面临的冲突
第六节 小结
第五章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节 构建面对重大需求的知识生产模式
一、理念的认同
二、构建新型知识生产模式，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第二节 扁平化的组织与协作
一、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二、南海中心：形式协作多于实质协作
三、生化中心跨机构协作步履蹒跚
第三节 跨学科研究的困境
一、南海中心：研究人员的疑虑
二、生化中心：双重角色面临的困惑
三、中心的身份与地位
四、学术团队的再造
第四节 质量控制的影响因素
一、体制创新与机制创新的失调
二、大学校长的影响
第五节 社会问责与反思：政府的角色有待明晰
一、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二、教育部的角色与作用
三、教育部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协作与冲突
第六节 小结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对策建议
节 研究发现
一、知识生产新模式初具雏形
二、异质性协作的三要素：信任、互利和需求牵引
三、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因素：学术发展空间和学术利益的再分配
四、质量控制的关键：大学校长的视界和担当
五、面向应用的情境：大学职能的变迁
六、社会问责与反思：急需建设大学与政府的新型合作关系
第二节 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面向应用的知识生产需要三重体制的协同创新
二、通过“上下协同、综合推进”的路径增进异质性协作
三、建立学术伙伴计划，明晰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利益
四、兼容的制度安排与变革型领导不可或缺
五、契约合作构建新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六、扩展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建设名副其实的社会轴心机构
第三节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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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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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王春梅博士的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国家当时正在付诸实施的“2011计划”，锁定方兴未艾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建设问题。既直面高等教育现实发展需要，注重问题解析和对策研究，又努力在理论阐释和学术发现方面有所体现。“2011 计划”是中央为落实“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次在国家层面对正在兴起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做出回应。随着初的两轮项目评审中，一些老牌的大学申报“流标”，而若干像南京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这样的“双非高校（既非‘985’，亦非‘211’）”却“中的”、入围，在我国高教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重大反响和普遍热议。在我们看来，这一选题既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改革的重大决策、重大改革举措，同时还关乎国际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发展动态，即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问题，因而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理论拓展、学术创新的空间。通过选题论证，王春梅和我达成共识 ：必须高度重视知识生产新模式对大学办学理念和组织重构、机制转换的影响，因而这也成为调研和解析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建设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框架。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特点是：学科导向，以学术共同体为主要力量，以形成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成果形式主要是论文和专著）和新的学科增长点（新的学科方向）为特征；而方兴未艾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却有着不同的特征，即问题导向（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跨学科研究和跨界行动（特别是政产学研协作攻关）、社会问责和多元评价，其产出则更多地体现为新对策建议、新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乃至新业态“破茧化蝶”。我国推出的“2011 计划”，正是国家次正面回应这一新的国际趋势，因为“2011 计划”所部署的四个方面，
至少有三个方面侧重于知识生产模式Ⅱ。
知识生产新模式对大学的运作，特别是科学研究、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待产生新的发展思路和应对方略。对于像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志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而言，能否在继续保持原有的知识生产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对于像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双非高校”而言，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非常态超越”的机会。应当说，谁醒悟得早，行动得快，谁措施得当，应对有方，谁就能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和声誉地位，跻身卓越大学行列。
通过本书选题的探讨，王春梅不仅明晰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充分认识到研究的难度和关键点。新型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出现，“2011 计划”其实是引导和推动大学认识这一发展趋势、把握这一发展新模式的国家行为，而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则是中国回应此类知识生产、知识创新需要而设计的一种跨学科、跨校甚至跨地区、跨部门合作的新型组织形式。当下的实际状况是，无论是大学校长及管理层，还是学者教授个人，甚至政府相关部门，对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对此类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运作机制、评价指标和管理模式，都还若明若暗，不甚理解，甚至存在诸多疑虑、矛盾和抵牾之处。十分棘手的难题是中央认识到研究的急迫性、重要性，已经通过设置“2011 计划”这样的重大项目、投入大笔经费以吸引、鼓励大学学人转向此类研究以“协同创新”。但项目拿到了，队伍也好像组织起来了，“中心”也挂牌了，而理念上、机制和体制上，往往依然是似曾相识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所以，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总结一两个成功的典型，而是要梳理这一在矛盾、挑战中突围、成长，在艰难运行、大胆试验中有所发现、有所领悟，是要在案例解剖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不仅有益于“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而且能够为我国大学
顺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转换趋势，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轴心机构”提供决策依据。
在此基础上，王春梅将自己的研究目的聚焦为三方面：其一，探究2011 协同创新中心是如何构建新机制、新组织、新模式、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其二，通过中国大学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中面临的困境和选择，探讨其背后支持面向应用的跨学科研究的体制、价值观和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寻找中国大学转型发展的动力；其三，提出中国大学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化的趋势并在理念更新、组织重构、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国家首批审核通过了14 个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江苏省就有三个入选。王春梅选择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和由南京工业大学牵头的“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案例，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她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来建构研究的初步概念框架，不预设具体的问题，而是扎根到大量访谈获得的手素材，研究分析2011 协同创新中心在面向应用情境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及其成因，并力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我想列举一串数字，来展现王春梅访谈调查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王春梅用了17 个月时间，方才完成对两个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层、专家、学者及协同单位管理层、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共27 人的访谈（其中南京大学“南海研究中心”14 人，南京工业大学“生化制造研究中心”13 人）。被访谈对象中有长江学者、教育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三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教学名师、成功创办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科技园区的总经理、产业教授等，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参与了协同创新中心不同环节的工作，了解他们对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认识以及对取得进展和存在问题的体验与评价，
对于保证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至关重要。访谈总时长达41 个小时，事后整理访谈记录16.1 万字。在此基础上，王春梅按照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理论框架，从“应用的情境”“跨学科研究”“异质性协作”“质量控制”“社会问责与反思”5个维度，将资料进行分类，并提炼出相关关键词41 个，为访谈文本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
南京大学的“南海研究中心”和南京工业大学“生化制造研究中心”有很大的差异性，前者侧重于社科领域，后者隶属于理工范畴；前者旨在满足国际政治、外交战略方面的国家需求，后者则服务于江苏区域发展、产业调整的需要。在分别梳理这两个协同创新中心建立、运行三年的成败得失并勾勒其个性特色的基础上，研究者聚焦于它们的层次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共性问题，即一方面探讨如何从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转换的视角加快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另一方面如何通过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试水”来促进大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转型和定位。
依据大量的实例和丰富的访谈素材，王春梅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重大需求的把握与牵引”“协同创新获得成功的要素：信任、互利、需求”“质量评价”“学术团队的再造”以及“体制创新与机制转换的同步与耦合”等。因为“接地气”，又因为“不为浮云遮日”，所以这些探讨颇有深度，而且新见迭出。
其一，对协同创新中心与牵头大学关系的认识。作者指出，与传统的大学与院系的关系不同。一方面，协同创新中心是大学变革的试验区，相对院系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并在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要面对全新的需求，势必要从管理到组织、从人员到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尝试，这就为大学的改革提供了土壤，大学领导者可以将自己对大学发展的理解在这块试验田里尽情挥洒发挥，为大学创新能力提升寻找路径；另一方面，中心与大学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心的改革摆脱不了大学对其的影响和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心的体制改革、组织重构和机制创新等，不可避免会与原有的制度、机制及习
惯等产生矛盾，甚至有所冲突。因此，能否处理好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大学的关系，既决定了中心建设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更决定了大学未来变革与创新的走向。
其二，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期待变革型领导的出现。因为中心的建设能不能打破“体制壁垒”获得政策收益，还取决于大学领导的视界和担当精神。变革型领导基本的特征：一是有超越现有发展格局和惯性、秩序的视界，能敏锐地洞察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一个变革型领导对于大学发展的重大作用，无论是特曼之于斯坦福大学，还是杜德斯达之于密歇根大学，都证明了变革型领导在大学发展的关键节点上的价值。二是勇于担当的勇气和能力。大学校长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层，他们敢于担纲，勇于担纲，善于担纲，能够真正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才能丰富“顶层设计”，并加以落实，发现与发展“基层创新”，持续实现“中层突破”。
其三，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重视拓展学术增长空间。学术空间是吸引研究人员的重要因素。中心作为一个协同创新的平台，不仅要注重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而且要关注参与者的学术发展需求；不但要“取”，更要着力于“予”，这样才能对于参与协同创新的成员，特别是来自大学的教授学者有更强的吸引力。“取”主要是指中心取各方研究力量之所长，为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求服务，这只是步。而要使研究者长期主动积极地投身到协同创新研究中来，更多的还是要“予”。而“予”不止是经济上的，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即通过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研究，在解决问题、提供方案与政策咨询或技术创新、业态迭代的同时，让教授学者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拓展学科发展的空间。
其四，对现代大学职能与使命的再思考与新认知。令人可喜的是，王春梅的研究聚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而又不局限于中心，她更从现代大学，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使命、职责与角色定位来思考问题。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将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直接定义为“经济发展职能”，指出“大学的职能在不断发生演变，其功能已不止局限于知识的生产，而是涉及知识资本化等多个方面的职能，通过对人力、智力与社会资本的生产，大学不断强化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部门”。王春梅解读并阐发埃兹科维茨的这一观点，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职能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发展科学，而是要融入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社会的轴心
机构。同时她也发出一连串疑问：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责任？还是可以兼而有之？是否需要有清晰的界定？如何界定有利于引导高校增强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的内生动力？她认为“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发展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实际上表明高等教育关于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论和政治论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这个问题不能轻视，是理论界下一步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不完全认同埃兹科维茨有关高等院校“经济发展职能”的界定，但我十分欣赏王春梅博士不懈思考、不断探索的精神。十年前，我在《现代大学的转型与变革》一书的前言中曾经说过:“大学发展、演化的千年历程犹如万里长江，初是三江源的涓涓细流，缓慢、无声地流淌；后来渐成规模，千回百转，曲折蜿蜒；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猛发展的大学，则犹如穿越夔门天险的浩浩长江，波澜壮阔、一泻千里而势不可挡。”今天，大学似乎正处在有史以来重大、关键的“拐点”，或者说“质变期”。知识经济、数字化、全球化、智能化、知识生产新模式……这些新趋势、新特点迫使我们对大学的使命、职责和形态、角色作崭新而深刻的再思考，我相信，这些问题的思索，会引导王春梅的研究更加深入且别开生面！
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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