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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观点独到、视野宏阔、条分缕析，为您展现一部与众不同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史料丰富、推理严谨、纵贯古今，于思想的碰撞和交锋中发现智慧的火花秦汉之后，中华再度迎来大一统的繁华盛世，其背后却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
亮点分析：
作者基于大量的古代史实，运用独特的分析方法，抽丝剥茧，探寻真相，为广大读者展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思维缜密、逻辑清晰，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追寻文明演进的脚步再现隋唐之际的繁华鼎盛，解构封建治世掩盖下的盛世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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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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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隋唐历史长河中选取了若干节点，通过对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等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的重点介绍，对“贞观之治”“元和中兴”等封建治世的精当评述，以及对“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对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典章制度发展沿革的全面探讨，从不同侧面勾勒出了一幅宏大的“盛唐气象”的画卷，为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隋唐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同时希望读者皆能够从中有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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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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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昌斌，生于1956年，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曾先后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制度的成因与历史变迁。主要著作有：《中国户籍制度史》《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中国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等，曾主持编写《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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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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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再现秦汉，鼎盛中华——隋唐时期概述
033顺应时势的统一者——隋文帝的武功文治
048张弛失度，重负覆舟——隋炀帝的大业与亡国
063盛唐气象的奠基者——李渊建唐述略
075势难雌伏，实力问鼎——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
088封建治世的榜样——“贞观之治”评价
113的一代女皇——也说武则天
134走向全盛之时——唐玄宗与“开元盛世”
150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与唐朝的由盛转衰
162昙花一现的革新运动——“二王八司马”与“永贞革新”
176门生故吏，此起彼伏——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
191寄生于皇权上的毒瘤——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
209兵农的合一与分离——从“均田”“府兵”到“两税”“募兵”
226依法行政的典范——承前启后的法制建设
240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度
256在开放中共同发展——恢宏大度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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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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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乱兴衰的启示（节选）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历史教训，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成熟；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县以下的基层加强户口编制与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县官员，由监察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地对地方进行专项或综合的监督考察，都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既改变了前代地方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又为中央王朝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实行府兵制，并有意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驾驭四方。当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处置失当，就会给统一局面造成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出于对边塞用兵的考虑，有意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分布变为“内轻外重”，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彻底破坏和节度使专兵，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制及宰相政事堂议事制度遭到破坏，皇帝在扩大皇权的同时，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给宦官专权以可乘之机，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与动乱。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也与统一和分裂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而这一时期各民族的磨合，又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隋唐王朝重建后，民族矛盾问题已远不如前代那样严峻，但与边疆各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国家统一安定的大问题。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处理的是好的，这一时期实行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如对公然入侵内地，肆行残暴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武装予以坚决的打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对绝大多数友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尽量实行和睦相处的政策，以“和亲”等方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合作，为各族人民都带来了益处。当然，这一时期的某些时候，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处置失当的情况。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对高丽的武力讨伐，给汉族人民和高丽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引发了隋唐王朝的社会矛盾，给分裂势力可乘之机。唐朝后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战争中，中央王朝对某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利用与低眉，在客观上于统一无大益，而有大害。
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思想文化的导向，与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关系极大。隋唐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措施，比较注意照顾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利益，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又要维护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还要适当照顾百姓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而一旦这些政策本身出现偏颇，或在实际贯彻中“走样”，就必然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从而酿成社会动乱。隋炀帝时期的横征暴敛，唐后期的“两税法”的变态，都严重地加剧了农民及工商业者的负担，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统一王朝的动乱与分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导向。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已广泛深入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开皇律》与《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与唐律的相对稳定及其大力实施，对隋唐社会的长期统一与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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