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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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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对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历史梳理，分别回答了影响公民教育兴起与发展变迁的因素，解答了公民教育中的“杜威难题”，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以及互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一成果也是作者从教育学视角对如何保持国家凝聚力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的一次学术回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和一定的时代价值，体现了学术著作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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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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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基于中国经验的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EA150168）成果。作者刘争先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运用国家建构理论，解释了从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与发展变迁的原因，深入探讨了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对公民教育的影响以及公民教育在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形成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互动的一般性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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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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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争先，1984年生，湖北枣阳人，教育学博士，教育学、生物医学工程双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四川省第十三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公民与道德教育。近年来在《道德与文明》《外国教育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各2项，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项，香港田家炳基金会校本德育改进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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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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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章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节 国家建构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的适切性
第二节 国家建构：基本内涵、路径模式与基本议题
第三节 研究设计
第二章 帝国崩溃与公民教育的萌芽
节 帝国的统治危机与权势转移
第二节 为立国而新民：新式教育与修身科
第三节 晚清国家建构对公民教育萌芽的影响
第四节 公民教育在晚清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第三章 共和困境与公民教育的兴盛
节 民国初年的法统接续与国家整合
第二节 从修身到公民：以何塑造共和国公民
第三节 北京政府时期国家建构对公民教育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公民教育在北京政府时期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第四章 党治国家与公民教育的主义化
节 国民党的转型与弱势独裁
第二节 主义时代的主义教育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建构对公民教育主义化的影响
第四节 公民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节 国家建构及其进程是公民教育兴起与发展变迁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以良性互动破解公民教育领域的“杜威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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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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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发展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尝试解释中国近代民教育兴起和发展演变的原因，明晰国家建构进程对公民教育兴起和发展演变产生的影响，以及公民教育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进而探讨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具体说来，此项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解释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和演变。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长期探索。甲午战争惨败、清末新政流产、辛亥果实被篡夺，使得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新民”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提出要用西方的近世文明来启蒙国民，催生“新民”“国民性改造”“教育救国”等思潮。从新民到教育救国，贯通其中的一条主线是，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教育来塑造现代公民，从而实现救亡图存。对此，可称之为立国而新民。这一逻辑起点的不同亦使中国公民教育与西方有着前提性差异。发端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公民教育，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显著成效，形成颇具影响的公民教育运动。
对于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和演变的原因，已有研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未提供有解释力的分析：这些研究或是仅仅将近代公民教育运动作为一个既成史实加以研究，或是概括地指出救亡图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潮是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的原因。可是，我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就面临着严峻而深重的救亡形势，为何直到近百年后才催生这一运动？此外，对于自晚清、北京政府以至南京政府时期，学校课程设置上历经“修身”到“公民”以至“党义”的转变原因，已有研究也缺乏解释力。
显然，我们需要以一个更具根本性的视野来探求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及发展变迁的原因，那就是国外武力入侵的冲击使得中国面临帝国的统治危机和国人的意义危机，迫使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面对外来武力入侵和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传统文明体系在制度和价值上出现严重危机，使中国必须从传统儒法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开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对此，有学者指出，1840 年以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国家建构是现代中国制度变革的原始动力。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是公民教育兴起与发展变迁的动力与条件，国家建构理论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与发展变迁的应然视角。
其次，解答公民教育领域的“杜威难题”。
20 世纪 70 年代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为讨论教育中的知识与权力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知识，尤其是教科书不再被视为价值中立的，而是经过社会建构而形成的“选择性传统”。国家试图干预知识的组织和选择，以再生产权力关系并实现社会控制。对此，杜威（J.Dewey）在《民主与教育》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提出：由于国家掌握了现代教育的领导权，民主主义教育的实施机构与管理工作由国家承担，那么，“教育系统由国家政府主导，教育的社会目的却不受局限、不受压制、不被腐化，这是可能的吗？” 作为民主与教育关系集中体现的公民教育深受杜威难题的困扰。早在现代公民教育诞生之初，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就指出要保持教育中国家权力和个体自由之间的平衡。他谴责国家把教育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倡导教育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完善自己的技能，享受自己的权利，并有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个体与共同体、权利与责任、公民自由与国家权力等是政治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公民教育的基本议题。然而，在当前的公民教育研究中，一些学者将这些范畴的内在张力视为公民教育的必然状态，称之为公民教育的二律背反。与此相关，在确定公民教育的定位时，持个人主义立场的学者，将公民权利、公民自由视为至高价值，期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个体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从而保障公民自由，制衡国家权力；持国家主义立场的学者，将公民责任、共同体价值视为首要价值，期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个体对于国家的认同，倡言国家至上。可以说，正是杜威难题的困扰，使得两种立场都难以完整认识公民教育的功能。个人主义立场否认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实现国家建构目标的正当性，国家主义立场则忽视公民自主对于塑造国家权力正当性及国家治理有效性的价值。双方都未认识到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回溯国家建构进程中公民教育曾经并且正在担负的使命，可以发现，在民族国家层次，公民教育承担着具有内在张力的双重任务：既要培养个体基于公共理由行使其公民权利，实现个人自主的发展，又要培养个体理性的国家认同感，承担对国家的公民责任。公民教育的双重任务并非是整合不同传统的公民教育，而是源于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关系。国家建构不仅要增强国家能力，也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正当化。因而，不同国家都面临相似的本质困境：如何保持国家凝聚力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尽管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其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决定公民教育目标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因而，本研究力求通过国家建构的视角检视近代公民教育兴起与发展变迁的原因，展现不同阶段的国家掌权者如何通过公民教育推动国家建构的进程，以及公民教育如何受制于国家建构的基本议题在个体和国家之间的游移。正如涂尔干（Durkheim）所言：“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的并不仅仅是教育的组织；它还让我们清楚这种组织旨在实现怎样的教育理念，以及是什么样的一些目标决定了这种组织的存在并赋予其正当性。”b 只有确证公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根源所在，才能找到准确定位公民教育目标的逻辑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从而确保公民教育有效地实现其双重任务，破解公民教育领域的“杜威难题”，实现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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