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书系（全三册，最后的希望之岛+多诺万的门徒+盟友）》 - [美]琳内·奥尔森，[美]道格拉斯.沃勒 - 重庆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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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书系（全三册，最后的希望之岛+多诺万的门徒+盟友）

書城自編碼： 366778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随笔
作者： [美]琳内·奥尔森，[美]道格拉斯.沃勒
國際書號(ISBN)： 9787536621029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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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编辑推荐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Citizens of London）是美国著名作家琳内·奥尔森又一关于“二战”的非虚构作品，也是其著作《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Last Hope Island）的姊妹篇。记者出身的琳内·奥尔森写作态度严谨，注重史料的运用，这其中有她查阅的各种档案，也有她采访当事人得来的大量一手资料。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人站在一起的美国人》焦点集中在三个有代表性的美国人身上，他们是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CBS电台欧洲负责人默罗、美国租借援助项目监督人哈里曼。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欧洲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他们又都是丘吉尔的朋友，了解英国人民的战争意志，也了解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危机。
三位美国人证明了个人外交的变革性力量。怀南特、默罗和哈里曼三人不懈的努力让美国民众明白，孤立主义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大威胁，在拯救英国的同时，他们也在拯救美国。
这是一引人入胜、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纪实作品，是一了解“二战”历史之书。

《zui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

內容簡介：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内容简介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Citizens of London），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过程。在这至关重要的抉择中，三位美国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美国CBS电台驻欧洲负责人默罗、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和美国租借援助项目监督人哈里曼。他们说服罗斯福政府在英国艰难、无助的时候同英国站在一起。美国民众终于明白，孤立主义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大威胁，在拯救英国的同时，他们也在拯救美国。

《zui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占领欧洲大陆主要国家，英国成为挪威、荷兰、波兰、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等七国不愿投降的政要们的避风港。七国元、脑率逃亡英伦三岛，伦敦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希望之岛。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琳内·奥尔森走访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查阅大量档案资料，还原了在纳粹肆虐的战争年代，欧洲人民团结一心，反抗侵略，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琳内·奥尔森的文字生动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人性的温暖。
《zui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是琳内·奥尔森反法西斯系列中的畅销史书之一，其姊妹篇有《《盟友：在zui黑暗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原书名：《伦敦公民》）》。
──有20%参与不列颠空战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来自波兰和捷克。
──有数千艘挪威和荷兰的商船进行海上运输支援，帮助英国应对战争初期纳粹德国的封锁和狂轰滥炸。
──布莱切利公园国家密码破译中心成功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系统，法国人、波兰人贡献zui。
──关于德军的情报，大多来源于被占领地区的地下情报体系，而不是军情六处（MI6）。
──比利时流亡政府借出储备黄金帮助英国撑过1940年至1941年间的金融黑暗时期；比利时刚果殖民地丰富的铀、挪威的重水，以及法兰西学院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为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多诺万的门徒》内容简介
《多诺万的门徒》以美国战略情报之父威廉·多诺万和他麾下得力的杜勒斯、赫尔姆斯、科尔比、凯西等谍战强人为线索，记录了“二战”时期和战后很长时期内情报领域的重要事件，情节跌宕起伏，文字生动细腻，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艾伦·杜勒斯是情报收集专家，他布置的针对轴心国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威廉·凯西是行动者，他策划的渗透行动深入到纳粹德国的核心；威廉·科尔比在被占领的法国、挪威等地带领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从事突击行动；理查德·赫尔姆斯在德国投降之际，筹划了针对苏联的情报计划。
“二战”结束后，四位个性迥异的谍战高手先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东奔西忙，充当“冷战”急先锋，又在旷日持久的对抗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沃勒依靠大量的“二战”档案，采访当事人的亲友、同僚，使《多诺万的门徒》一书成为继畅销书《美国中情局父》之后的又一杰出作品。

關於作者：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作者简介
琳内·奥尔森，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先后担任美联社（AP）驻莫斯科记者、驻华盛顿政治记者，和《巴尔的摩太阳报》驻白宫特派员。现为专职作家，已出版七著作，大多与“二战”及英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有关。琳内·奥尔森的其他著作还有《zui后的希望之岛》（Last Hope Island）、《那些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
译者简介：
钟鹰翔，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英语师，译作有《塔利班》《军情五处》《黑旗》等畅销书；
李庆，天外传神多语港（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翻译，质量总监。

《zui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作者简介
琳内·奥尔森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先后担任美联社（AP）驻莫斯科记者、驻华盛顿政治记者，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驻白宫特派员。
琳内·奥尔森现为专职作家，已出版七著作，大多与“二战”及英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有关。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 ）称琳内·奥尔森为“‘二战’政治和外交研究领域重要的史学家”。
琳内·奥尔森的其他著作还有《盟友》（Citizens of London，又译作《伦敦公民》）、《那些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

《多诺万的门徒：“二战”时期美国四大间谍》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沃勒（Douglas Waller），美国著名闻记者、传记作家，长期担任美国众议员爱德华·J.马基和威廉·普罗克斯迈尔的立法助理，后在《闻周刊》和《时代周刊》担任记者，报道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和国会的重要事件。沃勒出版了多畅销著作，包括《美国中情局父》《红色帝国》《美国突击队》《忠诚问题》。
译者简介：
白文革，毕业于河北大学，专业从事翻译工作，出版有译作《汗血宝马》《战士》等。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目录
001 前言
001 第1章　除了英国，我哪儿也不去
023 第2章　您是全欧洲棒的记者
047 第3章　千载良机
071 第4章　有我们陪在身边，他好像更有信心了
093 第5章　一家人
115 第6章　哈里曼先生很欣赏我的自信
128 第7章　我想和你们在一开始就并肩作战
142 第8章　珍珠港遇袭了？
151 第9章　结盟
167 第10章　一个英国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侃侃而谈
181 第11章　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191 第12章　我们是在和纳粹作战，还是同他们睡觉？
210 第13章　被遗忘的盟国
230 第14章　的特权
250 第15章　一个永远的护航员
273 第16章　跨越大洋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英雄
292 第17章　你会发现我们站在俄国人一边
308 第18章　行动到底会成功吗？
330 第19章　盟国内危机
347 第20章　终结
357 第21章　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伦敦人
369 第22章　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朋友
385 致谢

《zui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目录
自序
前言
第1分开战
003 第 1 章陛下，打仗了
018 第 2 章一位勇敢而高贵的妇人
026 第 3 章一场完整而彻底的摧毁
044 第 4 章我们须生死与共
060 第 5 章称为重水的东西
070 第 6 章他们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勇敢
084 第 7 章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096 第 8 章这是伦敦在呼叫
108 第 9 章 “V ”字手势横扫了世界
120 第 10 章搜集纳粹的情报
140 第 11 章疯帽子的下午茶
152 第 12 章团结中的纷争
第二分巨人之间的游戏规则
173 第13 章　富人和穷人的关系
191 第14 章　丑陋的现实
206 第15 章　英格兰游戏
225 第16 章　下次得更小心些
245 第17 章　我无法向你描述那种英雄主义
259 第18 章　一张巨大的拼图难题
270 第19 章　一支强大的秘密军队
280 第2 0 章　可怜的英国小驴
291 第2 1 章　决战
303 第2 2 章　双城记
319 第2 3 章　我本是一个陌生人，但你却把我带进屋里
341 第2 4 章　饥饿的冬天
356 第2 5 章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365 第2 6 章　年轻人，你为什么哭泣
379 第2 7 章　这是一个集体的错误
386 第2 8 章　世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样了
395 第2 9 章　我对欧洲的建议……团结起来
407后记

《多诺万的门徒：“二战”时期美国四大间谍》目录
人物简介 001
前言 001
第1分准备
第1 章艾伦·韦尔什·杜勒斯 003
第二章威廉·约瑟夫·凯西 011
第三章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 021
第四章威廉·伊根·科尔比 037
第五章战争的乌云 046
第二分二战
第六章华盛顿 063
第七章杰德堡计划 070
第八章谍报技术 086
第九章瑞士 099
第十章伦敦 133
第十一章密尔顿大厅 143
第十二章诺曼底登陆日 154
第十三章法国 164
第十四章哗变者 171
第十五章瓦尔基里行动 182
第十六章法国约纳省 196
第十七章攻坚德国 225
第十八章挪威 233
第十九章欧洲任务 239
第二十章凯西的间谍 248
第二十一章进入德国 267
第二十二章 “日出行动” 275
第二十三章挪威之“赖普行动” 297
第二十四章胜利 316
第三分冷战
第二十五章家 335
第二十六章柏林 342
第二十七章中情局局长 363
尾声 391 鸣谢 411
照片版权 417

內容試閱：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前言
1947 年年初，寒夜的伦敦西区，一个美国人走出剧院，他身材高瘦，头发乌黑蓬乱。观众从附近的剧院一涌而出，来到街上，纷纷驻足，因为他们立刻认出了经常出现在战时闻纪录片和报纸上、有着棱角分明的面庞和略显驼背的这个美国人。他和两名同伴沿着沙夫茨伯里大街步行，很快就被人群包围。“晚上好，怀南特先生，”人们问候道。几个男人脱掉帽子致意，一名妇女伸出手去，怯生生地碰了一下他的外套。
对于这些人来说，看到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会让他们回想起1941 年年初战火纷飞的夜晚，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走在伦敦街头，德国对英国历时九个月的狂轰滥炸在那时达到疯狂的程度。对于在街上遇到的每个人，不管是消防员、被爆炸弄得晕晕乎乎的市民，还是忙着将尸体拖离废墟的民防人员，怀南特大使都会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在那段人人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岁月里，一个伦敦市民是这样回忆的：怀南特“让大家相信他是连接我们和广大美国人民的纽带，他的讲话鼓舞人心，直抵内心深处”。
尽管怀南特在英国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美国人听说过他的名字，更遑论了解他在打造并维持“二战”期间美英同盟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一历紧密、成功的战时同盟关系被称为“特殊关系”，帮助双方赢得战争、保存民主并挽救世界。随着时间流逝，围绕两国同盟的各种传奇基本成形，两国联盟似乎已是水到渠成：先，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鼓励英国国民独自抵抗希特勒，随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与美国出手拯救了丘吉尔和英国人。
然而，当怀南特1941 年3 月抵达伦敦就任时，未来的日子到底是福是祸，他自己也是毫无头绪。在刚刚过去的六个月里，纳粹德国空军大肆轰炸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数以万计的英国人罹难。英国皇家队装备不足、弹药短缺，在各地都处于守势。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恣意妄为，击沉无数商船，不断绞杀英国的供给线，平民面临着饥饿威胁，而德国很有可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局势危在旦夕”，英国战时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艾伦·F. 布鲁克（Alan F.Brooke）勋爵回忆说。怀南特自己后来也写道：“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大势已去了。”
英国人心里非常清楚，美国援助是力挽狂澜的希望。然而，即便英国前途愈发黯淡，来自美国的援助仍只是涓涓细流。美国决策层中有很多人已经弃英国如敝屣：尽管在军事上有着辉煌历史，但是一个弹丸岛国如何能抵抗住已经摧枯拉朽般灭掉众多国家的德国入侵者呢？相信英国败的人群中就包括怀南特的前任—约瑟夫·P. 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大使，他在伦敦大轰炸疯狂的时候，和数千名在英国的美国侨民一道撤回了美国。
怀南特刚刚就任，就明确表态要和英国共存亡。“有一个人会站在我们身边，他永远不相信我们会屈膝投降，他就是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说这话的人叫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是丘吉尔政府的一名领军人物。
大使到任后没有几天，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评价说，怀南特“向全体英国人表明，真正的朋友来了”。
但是，在伦敦的美国人中，并非只有怀南特一人为鼓励英国人、推动英美伙伴关系摇旗呐喊，还有两个美国人—W. 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爱德华·R. 默罗（Edward R. Murrow）—他们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哈里曼做事强势、雄心勃勃，他在怀南特就任后不久即抵达伦敦，成为美国对英租借援助项目的行政管理官。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负责人默罗自1937 年起就常驻伦敦。
作为“二战”初期在英国地位的美国人，怀南特、哈里曼和默罗深度参与了美国是否应出手挽救英国—欧洲仅存的对抗希特勒的国家—的争论。默罗在对美国广播中大力宣传英国人的抵抗斗争，哈里曼和怀南特在孤注一掷的英国相和行事谨慎的美国总统间积极斡旋，后者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孤立主义者心怀警惕，起初也对英国能否挺住心存疑虑。虽然行事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两位领导人后来发展出了举世闻名的个人友谊（罗斯福总统的席助手哈里·霍普金斯称他们为“位高权重者”），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远远称不上友好。
战后，美英联盟的胜利都被归功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密切合作，很少有人关注怀南特、哈里曼、默罗等为两国领导人结盟起到的重要铺垫作用。其实，罗斯福和丘吉尔初不仅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怀疑、水火不容。
怀南特和哈里曼作为罗斯福总统的耳目被派到英国，负责评估英国抵抗、生存的能力。很快，两个人得出结论：英国不会倒下。他们向华盛顿表明，将与英国共存亡。两位使者游说罗斯福和他的团队尽可能为英国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参战。在广播中，默罗使用的语言要更加含蓄一些。丘吉尔深知这三个人的态度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用心之精毫不逊色于后来对罗斯福的大献殷勤。相推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与默罗密切相关，怀南特与哈里曼进入了丘吉尔的核心圈子，可以直接接触相本人和他的政府高官。外交关系发展为如此紧密的个人关系可谓，他们甚至将交往的触角延伸到丘吉尔的家庭成员中。实际上，哈里曼、怀南特和默罗都和丘吉尔家族的成员在战时发生过浪漫故事。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这三个美国人对美英联盟的坚定支持终于开花结果。作为两国联盟的重要推手，他们在1941 年12 月7 日那一天的行踪凸显了自身的重要：怀南特和哈里曼在契克斯别墅与丘吉尔共进晚餐，而默罗则在白宫与罗斯福在一起。
据说，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相乡间寓所的气氛甚是喜庆。珍珠港的消息甫一传来，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漫长的独行即将结束—美国参战了。根据一个在场人士的叙述，丘吉尔和怀南特甚至在房间里共舞了一会儿。美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同盟历史就此拉开大幕。
尽管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将两国同盟粉饰成双方共同执掌权力，但实际上，同盟建立之初，两国关系极其脆弱。虽然语言和文化传承相同，但是从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到后期的两国军政领导人之间既不互相了解，又不相互理解。
同盟双方对对方的历史文化毫不了解，对大洋彼岸远房亲戚的看法陈旧老套，对对方政治、军事上的困难缺少认识。
刚刚成立的同盟还未来得及巩固，相互之间就开始怀疑、猜忌、抱持偏见，甚至针锋相对。英国人对待美国人态度倨傲，而美国人则对英国人心怀不满。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写道：“英国人认为在两国同盟中，美国人应该向他们虚心学习。而美国人则认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的英国佬来指手画脚。”
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凸显了中间人的重要性。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为两人间紧密的直接沟通感到自豪，但事实是，怀南特和哈里曼在两国领导人中间充当着解者和调停人的角色，向他们解释对方的想法和行动。此外，怀南特还努力在两国高层军政领导人之间缓和关系、增进合作。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大使是巩固战时同盟关系的“黏合剂”。战争结束后，《泰晤士报》是这样评论的：“要说建立史无前例的紧密英美同盟关系，可能功不在怀南特。但是，他却建立并巩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并确定了未来目标，正是这些使得同盟成为可能。”
随着默罗和任驻英美军司令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到任，怀南特开始想方设法帮助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以消弭随着战争达到高潮而日益加剧的误解与紧张。当大批美国人进入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准备开辟欧洲战场时，人们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紧张关系。1943 年年中，美国人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的存在达到顶点。在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乔治亚州或密歇根州的英国，到处都在建设美国空军基地、陆军训练营等设施。伦敦的街头和酒吧充斥着大量休假外出的美国大兵，他们行为粗鲁、喧闹无比。
20 世纪40 年代初期的伦敦是同盟国策划欧洲战场的中枢之地，很多人对伦敦趋之若鹜。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评论的：“尽管伦敦深受灯火管制、狂轰滥炸和生活成本飙升的困扰，但仍然是‘二战’期间人们的向往之地，就像当年的巴黎一样。”那些腰缠万贯而又人脉广泛的美国民众，从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到好莱坞的大导演，都纷纷争取来到这里弄个短期的官派任务干干，因为他们认为伦敦在当时一片混乱的时局中是令人兴奋的地方，也是有活力的一座城市。
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后者每天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苦苦挣扎。这种生活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反映了两国在“二战”期间截然不同的境况：一个在前线饱受战火，缺吃少穿；而另一个远离战场几千英里，国民享受着日益富足的生活。
如此巨大的差距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也导致了美国的进一步强大。“二战”后期，美国终于成为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世界强国，同时也揭示出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一方面高调支持各国自由、公正和平等，另一方面却给英国和欧洲其他小国留下这样一个感觉：美国正在主导这场战争，也将要主导战后的世界。1944 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社评是这样写的：“这是美国人带来的胜利，也是美国式的和平。”
......

《多诺万的门徒：“二战”时期美国四大间谍》前言
圣马修大堂，位于罗得岛大道上，是美国都华盛顿漂亮的堂之一。其造型为拉丁十字式，内墙上到处都是微光闪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壁画，堂中心高达200 英尺的大型铜质穹顶形似一个八面灯笼。该堂非常适合华盛顿特区，因为“圣马修”是公务员的守护神。该堂的中殿可容纳大约1000 人，是美国政府高级别政要中的天主徒举行葬礼、弥撒和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
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当天早晨天气非常寒冷，阳光透过半透明的云石窗户洒入堂，靠背长凳上几乎座无虚席。在场的有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退伍军人、纽约金融界的头目、华盛顿电力公司的律师、出版界的大亨、总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乔治城和弗吉尼亚马场的妇女、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白宫的代表和间谍——许许多多的间谍。
“野蛮比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将军（William Joseph Donovan）的遗体就停放在圣殿中摆放圣餐的白色大理石桌前的棺材里，棺材上面覆盖着美国国旗。殡仪馆的人员给他穿上了定制的军装，上面别着一排排军功绶带。有篇社论写道，多诺万将军的一生是“中世纪传奇”的一生：这个爱尔兰小男孩摆脱了水牛城区的贫困，参加了校橄榄球队，担任四分卫；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予英雄荣誉勋章；也曾在华尔街做律师挣得金钵满满。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福任命其为间谍领，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作为次世界大战中强硬的指挥官赢得了“野蛮比尔”的绰号，他为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组建了一个上万人的间谍机构，包括准军事队、宣传员、研究分析师，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间谍站里，暗中与轴心国展开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单枪匹马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组织，号称了不起的“野蛮比尔”。
天主大学的合唱团唱完了歌曲，会场上窃窃私语的声音也慢慢安静下来。此时，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阁下登上台阶，来到了讲道台致悼词，他浑厚洪亮的声音在堂的中殿回响：“今天我们要告别的这位公民和战士，在许多人的生命中都举足轻重，到场的人数和人物充分证明了他的重要性。”
艾伦·韦尔什·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坐在前排左侧，在其周围的长凳上坐着的是他的一支秘密特遣队的军官们。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喜欢故作神秘，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小事，他也能表现得令人抓狂。“你只是问外面有没有下雨，他会以嘲讽的方式回答你”，有人这样说道。但是特工们都很尊敬他，杜勒斯有本事让所有人都为他冒险，且不顾生死。1959 年，他已经蜚声全球，中央情报局也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向披靡的工具。杜勒斯可以拿起电话打给世界各地的领袖和秘密特工头目，其中许多人与他有多年的私交（尽管如此，在技术层面，他却略显笨拙，总是对防窃听电话机手柄上的开关感到纠结——因为讲话的时候要推上去，然后又要松开来听对方的声音）。杜勒斯深谙权力之道，他擅长并且也爱玩权力游戏。一个非常崇拜他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撰写了一关于这位局长的蹩脚的诗：
杜勒斯先生
他曾穿越海陆空
纵横五湖四海
他才干卓著
从华彬的直升机
到三角帆展开的游艇
他人享乐之时
杜勒斯先生却在辛勤工作
任劳任怨
在他的旗下大家万众一心
无比欢欣，无上骄傲
在朋友们看来，杜勒斯看上去像是英国上层阶级寄宿学校的校长。他打着领结，身穿粗花呢运动外套，细细的灰色发丝稍显凌乱，胡子打理得有型有款，一支烟斗几乎整日叼在嘴边（有时候，人们会怀疑，烟斗用来装扮的作用多过吸烟），透过钢框眼镜可以看到他灰蓝色的眼睛闪烁光芒。杜勒斯讲话柔声细语，让人忍不住想向他倾诉心声，他总是爽朗地笑着，偶尔会因特别逗乐的事情而异常热情，但当他试图讨好一个陌生人或回避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时，通常都报以“呵呵”的笑声。然而，在这样一副风度翩翩的绅士面孔下，隐藏着一个彪悍的对手，一个在网球场上不愿意放弃一分的“街角斗士”，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估完全看他们是否能被自己所用的颇有心计的人，一个心底内向、总是将深不可测的意图掩盖在不露声色的外表之下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曾是多诺万麾下的瑞士站站长，同很多人一样，他与这位将军的关系非常微妙和复杂。杜勒斯永远不会公开否认多诺万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员。战后，多诺万曾称赞杜勒斯是他的间谍，而事实正是如此，但多诺万一直对杜勒斯心存芥蒂，怀疑杜勒斯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管理战略情报局，并且想抢了他的“饭碗”，而事实也是如此。杜勒斯私下对多诺万的领导手段很是不屑，但事实上，他管理的中央情报局跟多诺万管理的并无两样。像多诺万一样，杜勒斯认为，关起门来，谦谦君子也可以干些令人讨厌的勾当，为了更高的事业可以违反道德规范。他为自己的中央情报局招兵买马，就像当年多诺万为自己的战略情报局招徕人才一样。美国聪明、有理想、爱冒险和充满自信的男男女女走向世界，他们活动范围广阔，从总到世界各地。像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喜欢在现场与他的间谍交换故事，微观管理他所感兴趣的秘密行动，而对那些他不感兴趣的行动却从不上心。他更乐意去执行别人不愿接受的秘密任务，即便失败，也一样会处变不惊、无所畏惧。杜勒斯还说：“如果某天你因为某件事进展不顺利就停止搜集情报，那你将一事无成。”换作是多诺万也会这么说。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杜勒斯将那几年看作是他一生中好的时光。虽然他从未明确声明过，但他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彻底塑造了他的性格。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占据了很大的篇章，而多诺万将军在其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在这个动荡不安、令人焦虑的年代为我们所做的贡献影响深远……”
与中央情报局特遣队坐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一个接近中年的情报员，他在情报局的所作所为也值得尊敬。尽管杜勒斯更加重视和欣赏那些勇猛之人，因而使赫尔姆斯显得默默无闻，但赫尔姆斯出色的行政管理技能使得他与众不同，杜勒斯评价其能力看似无趣实则非常有用（他常常以此来形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曾在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任职，而在中央情报局就是一个纯粹的情报交易员，相比在暗处与敌人展开实地较量，他对暗中搜集和保存敌人的秘密更感兴趣。与多诺万和杜勒斯不同，他对那些局长们可能在事后会矢口否认的秘密行动充满质疑，认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引发更大的错误。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战术，如暗杀，让他犹豫不决。这并非出于道德约束，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伎俩低级且往往无效。
赫尔姆斯总是面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梳着锃亮的背头，但他性情冷傲脱俗。他从不轻易交友，即便交朋友也一直很谨慎，也总是很克制，极少放松对自己的约束。赫尔姆斯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要想搜集信息，好少说多听。”中央情报局流传着许多各色人物的故事，但人们怎么也想不出关于赫尔姆斯的风流韵事。这个尽善尽美的情报特工，做事一向不留痕迹。男人们得绞尽脑汁寻找关于他的话题，因为大家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女人们认为他高大英俊，事实也是如此，但也仅此而已。他讨厌引起他人的注意，甚至连亲人透露了一丁点儿与其工作有关的细节，也会令他火冒三丈。他会在聚会上翩翩起舞，也很健谈，说话风趣迷人，但为了保持头脑清晰，几乎每次只喝一杯马提尼。他总是个打道回府，以便次日上班时精神饱满。如果在他家里聚会，快到睡觉时间时，他会下逐客令。
然而，家庭成员可以察觉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他对家人的调侃欣然接受，并且乐享生活中有趣的嘲弄；他对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他们长大成人后可以跟他进行同层面的交流；在向家人敬酒致辞的时候，他会变得多愁善感，而且泪眼汪汪；他总是亲手写感谢信，并期望得到同样的反馈；他记忆力惊人，痴迷于在脑中积累非常细微的事情（比如在聚会上，谁镶着金牙，谁爱啃指甲）；他的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而且他对报告中的拼写是否正确和标点符号是否得当都会非常在意。每当到《华盛顿邮报》有关情报的报道时，他就会与妻子玩“猜猜看是谁泄露了秘密”的游戏。他很喜欢看间谍小说，但不喜欢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认为其对间谍职业的描述太过阴暗而显得愤世嫉俗。
当你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赫尔姆斯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他几乎每天都要抽两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尽管他在其他方面非常吝啬，但在着装上却总是很讲究——他从华盛顿的路易斯和托马斯·萨尔兹男装店购买昂贵的西装；因为脚偏小且脚窝很深，他专门从伦敦手工鞋铺——皮尔鞋业定制价值700美元一双的皮鞋；他的皮带扣通常系在腰侧，而不是正前方；每次出门之前，都会在领带底别上领带针，再将白色手帕整齐地塞入上衣口袋里；他总是身穿白色长裤，大摇大摆出现在网球场。
与他处理所有事情时的态度一样，对于年轻时曾任战略情报局海军中尉一事，赫尔姆斯的看法客观淡然，从无怀念之情。他倒是常与社会名人录中的特立独行者、厌倦了华尔街想寻求战斗的商人在一起，他们被多诺万将军称之为“绅士联盟”。赫尔姆斯很清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央情报局很受欢迎。但他认为战略情报局对“二战”的结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曾言：“没有战略情报局，‘二战’也能胜利。”赫尔姆斯认为，尽管多诺万的工作作风稍显杂乱无章，仍是当之无愧的有远见卓识的情报界领袖人物。多诺万将军把五角大楼和美国人引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非常规战争。也是在战略情报局，赫尔姆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
“自他去世之日起，有关他的功绩和荣誉的记录将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历史篇章。但是他用以战斗、领导、服务和树立榜样的生命，现在宣告结束……”
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坐在堂的后面，中心的圣马修肖像自高处俯视着他。他悲痛欲绝，如同孝子痛失慈父。对他而言，多诺万不仅是上司，更是导师。战争期间，年仅31岁的凯西就已经在多诺万的麾下担任整个欧洲区域的秘密情报主管。两个人出身背景相似：都是贫穷的爱尔兰天主移民的后裔，都曾靠打工完法学院。战争爆发后，凯西就开始追随多诺万的脚步，走上了权力角逐之路，爬上了共和党政治的阶梯，凭借在华尔街赚取的财富来资助其热衷的国际事务。“二战”后时隔14年，凯西正如曾经的多诺万一样，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对将军的个人魅力、开拓精神和才能智慧甚是敬佩。在其长岛豪宅的书房中，他保存着多诺万的一个小型铜像和数张照片。战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一起在外就餐，通过书信交流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并一起分享喜爱的图书。多诺万看书时会在书上做标记和批注，然后将看过的几卷书寄给凯西。凯西也会回赠他自己喜欢的图书，但却极少在空白处写下只言片语。
......

《盟友：在黑暗、辉煌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

《zui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免费在线读
自序
人们经常问我，多久才能写一本书？每本书的时间长短显然是不同的，平均大约为两至三年。但《后的希望之岛》不是这样的。我在十多年前次有了这个想法，并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进行调研。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停一会儿再写。这本书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大多数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它比我之前写过的所有的书要复杂得多。坦率地说，在我写作生涯中的那个时刻，它对我来说有些负担过重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去写其他书了—包括《盟友：在黑暗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和《那些愤怒的日子》。然而，《后的希望之岛》一直在召唤我。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被完整讲过的故事，以及我从未遇到过的一大群个性的人物。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对了解今天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动荡关系的演变会有所帮助。所以，在写完《那些愤怒的日子》之后，我重探索了这个主题。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增加了我多年来收集的材料。我也吸收了我在写其他书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像我在写英国和“二战”的历史那样，聚焦在一个特定主题和时间段上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

前言
在英国悠久并为人熟知的历史中，英国人总是尽力保持远离欧洲及欧洲内的缠斗。在 19 世纪中叶，本杰明·迪斯雷利相曾宣称，由于他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帝国并掌控了海洋，英国已经“超越了欧洲大陆”。在迪斯雷利发表上述言论近一个世纪后，英国人仍然把欧洲人和所有的外国人看成麻烦的制造者。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华·R. 默罗（Edward R. Murrow）所说的那样，英国人“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逸的傲慢 —一种自以为他们比别人更为优越的感觉”。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上台并开始征服欧洲时，英国人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为了和平——他们自己的和平，他们对一个接一个国家被德国占领几乎无动于衷。当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时，他们还积极与德国合作。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 1938 年 9 月提到那个国家时，表达了其众多同胞的感受。他抱怨说：“因为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在一个遥远国家中的争吵，我们就须在这里挖掘壕沟，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在 1940 年 5 月和 6 月那一段混乱的日子里，伦敦人突然发现伦敦成了事实上的欧洲都。每隔一天，乔治六世国王（King George Ⅵ）和接替了张伯伦成为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就要到伦敦的一个火车站去迎接一位国王、一位女王、一位总统或一位总理。他们国家的自由在纳粹对欧洲的闪击战中被残暴地夺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都就成了六个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天堂”。这六个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连“自封”为自由法国代表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也逃到了英国。
大多数流亡领导人初对离开自己的国家是抵制的，他们对英国的感受和英国对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对英国之前拒绝与希特勒抗争，拒绝援助他国感到极为不满！但有其他选择吗？一任相在这关键时刻，激发了英国的斗志，而她是一个仍然在抵抗德国的国家。各国政府只有结成联盟才能团结起来，继续战斗。
丘吉尔对内阁成员和英国政府大分成员的反对置之不理，对欧洲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毫无疑问，他的热情好客出自真心，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分对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占领法国和欧洲大分国家之后，希特勒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英国，英国的未来命悬一线。他们马上就会充分领受到德国强权的暴虐，不得不依赖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外国佬——紧密的盟友，帮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绝望挣扎中生存下去。
当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劳德（Stanley Cloud）为撰写本书—《默罗的男孩们》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资料时，我们看了一关于英国大战的老电影，其中有一个场面展示了由波兰飞行员组成的中队的飞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只有英国飞行员才会在那场史诗般的战斗中飞行，我们想发现更多的史实。由此，我们发现几十名波兰人不仅参加了战斗，而且为赢得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知，所以值得一写。然而，当挖掘得更深时，我们意识到波兰人对盟军胜利的贡献远不止飞行员的壮举。波兰人以及他们战时的经历成了我们共同撰写的第二本书《事关荣誉》的主题。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又写了三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全涉及英国在“二战”初期为生存而苦斗的方方面面。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温斯顿·丘吉尔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普通英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之上。同时，我也考察了英国与两个主要的战时盟友——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在探索这些课题时，我有了另外一个发现：波兰并不是帮助盟军的被占领欧洲国家。事实上，逃亡到伦敦的绝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流亡政府都提供了帮助。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些国家的支持不仅让英国免遭失败，并在战争后期为盟军的整体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为什么他们的贡献会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二战”的胜利通常会被描绘成纯粹是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胜利？真相是丘吉尔须承担起被历史遗漏的大分责任。在战争初期，他创造了一个弱小的英国与历大的军事巨兽（德国）抗争的英雄形象。他在整个“二战”期间及其之后不断地重复这一说法，他在欧战胜利日通过广播电台向英国人民这样说道：“在法国大败之后，我们依靠这个岛屿和我们团结一致的帝国，孤军奋战，直到苏维埃的军事力量和稍后来的具有压倒性实力和资源的美国加入了战争。”丘吉尔的说法忽略了以伦敦为基地的被占领国家仍在战斗这一事实。没有他们的帮助，英国人可能会在不列颠之战和大西洋之战中失败，并且可能永远无法破解德国人复杂的恩尼格玛密码，而所有这些都是英国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这个丰富并极具人性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大人物”，从君王到科学家到间谍到破坏者。有些人，例如戴高乐，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其他大多数人并不为人所知。挪威的英雄国王哈康七世（Haakon Ⅶ）和勇敢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就是这本书里的两名显赫人物。一名无畏的英国贵族萨福克伯爵从法国救出了两名核物理学家，从而使曼哈顿计划的实现成为可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还有一名波兰密码学家马里安· 雷耶夫斯基（Marian Rejewsk），他远在艾伦· 图灵（Alan Turing）和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参与之前就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而那位年轻俊秀但意志坚强的比利时人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帮助了数百名被击落的英美航空人员通过地下网络逃出德国人的占领区，回到了自由世界。
这本书在详细介绍这些人和其他欧洲人在战时的故事时，也描述了被占领国家从英国获得的回报。对被占领的欧洲来说，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就像是一座希望的灯塔，一个能够抵御绝望的护身符。只要战争还在持续，欧洲人就会每天举行一个弥足珍贵的夜间仪式：他们会从各种隐藏场所，地板底下、厨房橱柜中的食物罐头后面或是烟囱里面，取出暗藏的被德国人禁止的收音机。不管各处情形如何不同，持有这些收音机的人们都会按时将收音机调到 BBC 的频率，收听大本钟的报时声和那句神奇的开场白“这是伦敦在呼叫”。在战时和战后，欧洲人把秘密收听 BBC 闻节目的那一刻描述为他们连接自由的生命线。一名在战争中逃到伦敦的法国人回忆说：“无法解释我们对于英国广播公司的依赖。当战争开始的时候，那就是所有的一切。”
在战争初期，有一名年轻的荷兰法律系学生，曾希望能画出在海牙附近的一个海滩上空飞过的两架喷火式战机的形状。他带着崇敬的心情遥望着飞机，机身上的皇家空军标志在阳光下十分清晰。他后来写道：“德国人的占领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英格兰和自由一样，仅仅是一种概念。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真实的东西，生活在一大片土地上的自由的人民正抵挡着纳粹的吞噬，就需要像上帝的标记那样有一个具体的显现：英格兰还在那里！”不到一年之后，他逃到了英国，并成为一名皇家空军飞行员。
另一名出逃者，一名比利时记者，成功地逃出了纳粹集中营，到达伦敦时“高兴得就像喝醉了酒”。他向一位英国朋友喊道：“你知道我好几个月来就一直梦想着这个时刻吗？”一名年轻的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对这种情绪回应道：“在这里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数以百万计身在欧洲大陆的人都在这个时刻向往着伦敦！”他声称“到了伦敦就像是进了天堂”。与皇家空军飞行员比翼齐飞的波兰飞行员在战争期间把英国称为“后的希望之岛”。
然而，相对于英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所有的相互支持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像是充满了矛盾和误解的疾风暴雨。即便是在紧迫形势下的绝望时刻，即便是在德国军事机器的碾压之下苦苦挣扎求生的时候，他们也会因文化冲突和语言差异而扭打在一起。对于许多流亡的欧洲人来说，英国人看上去很傲慢并缺乏同情心，对岛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后所带来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英国人对蜂拥而至的外国人无休止的抱怨、抗争和要求也失去了耐心。
尽管如此，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多数人能够为了他们共同的目标——打败希特勒而放弃分歧，紧密合作。当大战结束时，一位皇家空军元帅在评论由他指挥的欧洲飞行员时，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我们已经在一起结下了兄弟情谊”。
在欧洲人之间也形成了相似的兄弟情谊。一位荷兰情报人员曾就他在伦敦见到的波兰人、法国人、挪威人、比利时人和捷克人评论道：“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我以前曾热切认同的荷兰人圈子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兄弟情谊，它张开双臂欢迎了我。”
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成员也在官方和个人的层面上编织起了紧密的纽带。失败和占领的创伤使他们相信，如果欧洲希望在未来具有任何影响、实力和安全的话，他们的国家就须在战后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伦敦的合作播下了大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种子—这一卓绝的努力让西欧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而两个东欧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联和美国在 1941 年进入战争时，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之间的团结让位给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约瑟夫·斯大林决定在战后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控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负罪感缠身的温斯顿·丘吉尔终同意了他的要求。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直到 40 多年后，东欧出现“巨变”和苏联“解体”，“战争”才算真正结束。
在此期间，英国在战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对欧洲的超脱，拒绝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运动。尽管它终于在1973 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但却不是心甘情愿的。以后在成为欧盟成员时也同样是摇摇摆摆的。这个争议问题在 2016 年 6 月达到了沸点，大多数英国人在一次全民投票中支持脱离欧盟。
英国与欧洲即将离别所带来的冲击和痛苦，与当年战争关键时刻的决心和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英国与欧洲团结在一起，打败了人类历强大的“军事机器”。法国记者伊芙·居里（Eve Curie）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 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和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的女儿，她也曾是一名流亡者。对她来说，战时英国的壮举体现在了丘吉尔和在伦敦加入他的行列的欧洲人身上——“正是那些疯狂的、不拿枪的英雄战胜了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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