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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鲁迅研究2021》是一部有关鲁迅研究的论文合集。本书稿由绍兴鲁迅纪念馆编纂，主要研究者为绍兴市和浙江省的鲁迅研究人员，同时包括其他省市的鲁迅研究力量，作者多为研究鲁迅的专家。本书立足于绍兴市和浙江省的鲁迅研究， 同时团结全国乃至国外的鲁迅研究力量， 以期展现的鲁迅研究成果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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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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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年度连续性出版物，由绍兴鲁迅纪念馆主编。主要内容分“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书跋·书评”“史海钩沉”“域外择枝”“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馆藏一斑”“纪念”七个专栏。这些文章有对鲁迅文学思想、方法的探讨，有对鲁迅或有关鲁迅研究作品的评析，还有与鲁迅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考证和挖掘，等等。这些文章或具有理论新意，或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进一步丰富了鲁迅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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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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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鲁迅纪念馆始建于1973年。2003年初，为恢复鲁迅故里的传统风貌，与环境尺度不协调的陈列厅被拆除，恢复为周家新台门。 新建的纪念馆位于鲁迅故里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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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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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
鲁迅的遗产和价值 黄 健
做“傻子”不做“巧人” ——鲁迅“巧人”文化批判对大学生“学以成人”
的启示 靳新来 程 夏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蔡洞峰 殷洋宝
独特的文体与悲郁的情怀 ——鲁迅小说教学阅读札记（下） 李生滨 倪文琴
立人从谁开始？ ——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看鲁迅的启蒙路线 王雨海
论鲁迅的学识储备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琐记》《藤野先生》为中心 吕周聚
走在鲁迅研究的路上 刘运峰
浅析鲁迅与翻译 陈 哲
《野草》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赵献涛
新时期重温鲁迅对方言的研究与运用 孙可为
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 李城希
鲁镇苦人论——从孔乙己到祥林嫂 谷兴云
史海钩沉
鲁迅学笔记（六题） 顾 农
书信中的鲁迅与徐懋庸： 翻译·杂文·“左联” 葛 涛
鲁迅与《白蛇传》 周玉儿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二十三则 吴作桥 王 羽
忆对李何林先生的一次访谈及其他 王吉鹏
《鲁迅与他的乡人》补遗五 裘士雄
域外折枝
周树人《中国地质略论》（中） ——关于李希霍芬等的煤田的言论
［日］丸尾 胜
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
“恋爱的悲剧”之细读 ——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 管冠生
俞乃大与《漫画阿Q正传》 ——纪念鲁迅先生《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
杨坚康
论《阿Q正传》与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关系 杨 宇
论《阿Q正传》的悖论艺术 黄 婷
馆藏一斑
馆藏《西岳华山庙碑》拓本考 徐晓光
书跋·书评
个性化的鲁迅研究——读何信恩著《我观鲁迅》 陈漱渝
见解独特 颠覆旧说——读谷兴云先生的专著《发现孔乙己》 李明军 马 琳
纪念
绍兴乡土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深情缅怀周芾棠先生 何信恩
温暖的爱——记周芾棠老师 徐晓阳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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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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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鲁迅的遗产和价值》一文分别从鲁迅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两大类来阐述，以及鲁迅遗产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体现，以此来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
《做“傻子”不做“巧人”——鲁迅“巧人”文化批判对大学生“学以成人”的启示》从鲁迅“巧人”文化批判切入，呼吁高校学子们不要做世俗社会中的“巧人”，而要勇于做一个“傻”于执、“傻”于行、乐于为“傻”、厉行其“傻”，甘于奉献，不急功近利的“傻子”。那么，鲁迅百年前树立的“立人”目标才会实现，他所赞美的“中国的脊梁”才会茁壮成长。
《走在鲁迅研究的路上》一文，作者从童年时期接触鲁迅作品谈起，参加工作后，业余时间也一直喜爱阅读鲁迅作品，并开始辑录鲁迅佚文佚信，一步步迈入鲁迅研究领域。无论是起初与鲁迅研究不搭界的工作时期，还是后来真正以鲁迅研究为职业，多年来始终跋涉在鲁迅研究的途路中。正因为有那么多真心热爱鲁迅的人们，默默地在漫漫的鲁迅研究之路上钻研，鲁学才成为了一门显学，而这也是对鲁迅诞辰140周年好的纪念。
鲁迅作品中常有绍兴方言的运用，这是为着丰富语言，增进文字表达和文学创作的目的，但若不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可能并不能真正领会鲁迅作品中使用这些方言的奥妙之处。《新时期重温鲁迅对方言的研究与运用》一文的作者，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既熟悉鲁迅作品，又一直生活在越地的绍兴人。在他的文笔下，让我们能够一尝鲁迅运用绍兴方言的绝妙味道，也希望作者能够有更多相关作品面世，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鲁迅一直对中医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但鲁迅为何对中医如此，多年来学界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一文的作者，将目光注视于绍兴名医何廉臣，认为何廉臣给鲁迅祖父治病这件事恰是鲁迅对中医展开严厉批判的根源。何廉臣当面对鲁迅祖父的病下了无药可医的结论，导致鲁迅祖父拒绝任何治疗，很快在痛苦中去世，使鲁迅从此扛起了作为长子长孙的精神和经济双重负担。这件事对鲁迅的打击和影响是深远的，必定也会使鲁迅深入思考其中所蕴涵着的深意。
由于受鲁迅答徐懋庸公开信的影响，某些研究成果未能正确地看待鲁迅与徐懋庸之间的关系。《书信中的鲁迅与徐懋庸》一文作者以鲁迅写给徐懋庸的四十六封信为依据，客观全面地评价鲁迅与徐懋庸的交往，以及徐懋庸所受鲁迅的深刻影响。
《域外折枝》栏目，继续刊登《周树人〈中国地质略论〉》的第二部分。该文作者以其日本人特有的严谨，考察鲁迅撰写《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关于李希霍芬与其他地质学家有关煤田的言论的来源，以及对于2020年所刊登的《本论（上）节》中所提示的作品中的重点进行探究。
今年是阿Q这一经典形象诞生100周年。1937年，诸暨人俞乃大将《阿Q正传》采用漫画的形式在报纸上进行连载。俞乃大也是用绘画来解读这部经典名著的人。形式上借鉴西洋的铅印文字与画结合，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阿Q的形象和故事，使男女老少都能领略这部作品的精髓。本刊特邀俞乃大的女婿，也是他的学生杨坚康先生撰写了《俞乃大与〈漫画阿Q正传〉》，介绍俞乃大的生平，以及他创作漫画《阿Q正传》的具体情境，以飨读者。
文物普查工作，可以让我们发现以前未能特别关注的一些文物。《馆藏〈西岳华山庙碑〉拓本考》一文的作者从现存的几种华山庙碑拓本的刻字、前人的题跋等分析、考证，认为绍兴鲁迅纪念馆馆藏的这一拓本是有别于传世《西岳华山庙碑》拓本之外的另一拓本。同时，该拓本因为有鲁迅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题跋而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周芾棠先生是绍兴早期鲁迅研究者中的一位，去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他的老友和小同事，分别从他的研究学问、为人处世等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兢兢业业钻研学术，平易近人对待小辈的长者风范。
本刊欢迎鲁迅研究界同仁及其他对鲁迅研究感兴趣的人士赐稿。本刊整体版权属《绍兴鲁迅研究》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选编。经许可需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或转载的，须注明“本文首发于《绍兴鲁迅研究》”字样。
为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知网”（光盘版）电子期刊出版系统，作者的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将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编入该数据库，请于提交论文时向本刊说明。凡在投稿时未作特别声明的，本刊视同作者已认可其论文入编有关电子出版物。
编 者
2021年5月
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
李城希
鲁迅以小说艺术、文化反思、生活回忆三种不同方式对中医展开的严厉批判引起了持续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人们对鲁迅批判中医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据周建人回忆，何廉臣1904年替初病的祖父首诊即下惊人的死亡结论并拒绝作任何治疗的努力。如果周建人的回忆属实，何廉臣的行为就可谓相当残酷，隐含着人性恶，无论与中医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都构成严重冲突，这或许才是鲁迅批判中医的重要原因。
一、 “药引奇特”： 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难以成立
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从自己少年时代替父寻医问药的经历与体验出发对中医展开了空前严厉的批判，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2］，不仅对曾经为其父亲治病的医生的努力和付出毫不留情地一笔勾销，更重要的是对千百年来以悬壶济世为使命的中医的能力作了彻底否定，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了一个总攻击，其意义与力量是不可以小看的”［3］。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深信他的严厉批判让人们从此对中医而不仅仅是“江湖派旧医生”从无条件信任甚至依赖到多了一份怀疑与不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医存在与发展的严重打击。但是，深入分析鲁迅的相关回忆和表达就会发现，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很难成立，主要表现在：
（一） 医术与中医的用药
1922年鲁迅首先在《〈呐喊〉自序》一文中指出曾经替他父亲治病的中医的用药存在问题，其中主要是药引奇特，“开方的医生是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 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4］，1926年在《父亲的病》一文中他再次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回忆和陈述。在他看来，中医似乎是故意用这些奇特“药引”来制造神秘感以掩盖医术的不足，由此对中医产生怀疑并成为他批判中医的核心理由。
但是，鲁迅批判中医的这一理由很难成立，关于用药引奇特这一问题，如今有专业人士从中医的角度对它们的性能作了一一具体的专业解释： (1）“芦根、甘蔗”，中医认为“用药以芦根、甘蔗为引，可知是有肺热。甘蔗经霜，如霜桑叶一样，清热之力增强，也非是故弄玄虚”［5］。(2）“蟋蟀与平地木”，中医认为，“蟋蟀，又名‘促织’……性通利，治小便闭……何廉臣取其通利小便的功效治疗周氏水肿是对症的。平地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本草纲目拾遗》载其治吐血劳伤……何廉臣取其‘治吐血’的功效也无不可”［6］。应该说，从不断变换方药来看，当时为鲁迅父亲治病的两位医生都在尽力而为。
（二） 中西医比较与中医的局限
1898年鲁迅到南京求学时开始接触西医知识，“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7］，这促成他与不久前亲历的中医相比较，使他看到中医的局限并由此得出对中医的批判性认识和结论。
但是，鲁迅在南京期间所接触的西医无疑是初级知识，这从1909年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所编《人生象敩》即可看出：“《讲义》着重于生理学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8］，七年前他在南京求学期间所阅读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当更是如此［9］。以这样的初级西医知识与历经千年的中医相比较并由此否定中医显然很勉强。与西医相比中医固然有其局限，但即使是西医已有巨大发展的今天中医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在治疗疾病与维护人的健康方面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无法包医百病。
（三） “骗子”与中医的医德
鲁迅所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不仅是对中医医术的否定，更是对中医医德的否定。但是，仅从先后为鲁迅父亲治病的三位医生的行为来看，除位姓冯的医生“大概只来了两三回，就不再请了”［10］之外，另外两位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不仅竭尽全力而且态度诚实。如姚芝仙，周作人说他“医方的花样多，仿佛是江湖派的代表”［11］，其实不然，此人不仅医术高超，“据说姚芝仙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之‘姚半仙’”［12］，而且态度热忱，在给鲁迅父亲治病大约两年的过程中，与鲁迅“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13］。当时的鲁迅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且家庭已“坠入困顿”［14］，但作为医生的姚芝仙只管治病，没有偏见更没有歧视，可见其医德。从鲁迅所说“‘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15］来看，这正是姚芝仙针对鲁迅父亲不断变化的病情临症用药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当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16］，可见他的诚实和热情，目的是治病救人。何廉臣也是如此，不仅医术高超，“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一生勤于诊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在绍兴乃至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医名”［17］，为鲁迅父亲“看了一百多天”［18］，不仅尽力而为而且态度同样相当诚实，“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19］。由此，鲁迅认为“中医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曾经为鲁迅父亲治病的这两位医生自始至终都没有“骗”过鲁迅的父亲及家人。
（四） 诊费昂贵与中医的价值
鲁迅在回忆少年时期替父寻医问药的经历与体验时特别强调当时的医生诊费昂贵，这涉及中医的医德更涉及中医自身的价值。1926年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开篇即用列举数据的方式详谈曾经替他的父亲治病的中医诊费昂贵这一问题，如姚芝仙，“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20］，他特别强调“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21］，这给鲁迅当时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经济负担。但是，如果这位医生是明码标价且一视同仁，那就无可指责，同时这也是他作为一方名医的价值表现，一定已为当地人所认可。因此，充其量只能说他对鲁迅当时的家庭缺乏应有的同情，未能酌情减免，但不足以此断定中医就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五） 名医与不治之症
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之所以难以成立，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回避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情况，那就是他父亲自身的病情。鲁迅父亲的病大约“起于甲午年的四五月间……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22］，病发时“吐狂血”的状态，可见病情初起即已相当严重并且不断发展，“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终于肿到胸腹之间”［23］，终成不治之症。鲁迅的回忆也显示了这一点，“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24］，医生的药已经失去作用，“药……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25］。今人据周作人的回忆分析，“周伯宜的疾病发展到后，大概是肝硬化……本就难治，又加之情志抑郁、酗酒、吸食鸦片等，换做任何高明的医生恐怕都难以妙手回春了”［26］。
（六） 孤证与批判的依据不足
鲁迅对中医批判的理由之所以难以成立，其原因还在于他的批判主要依据是少年时代替父寻医问药的个人经历及体验，无论经验的范围还是体验的深度都有限，从逻辑论证来看近乎孤证，批判的依据显然不足。同时，鲁迅对中医的批判更多的是久经压抑的个人情绪情感的宣泄而不是历数千百年来中医故意误人性命的案例，深入分析其原因并与西医展开严格的科学实验与比较，由此对中医展开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批判。
尽管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难以成立，但其中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1）为何独提何廉臣并持久关注他的行踪。曾经为鲁迅治病的医生有三位，但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却用隐晦的方式独提何廉臣并持续关注他的行踪。(2）两个“何医生”的原型与何廉臣。《狂人日记》和《明天》中两个“何医生”形象的连续出现决非偶然，他们的原型与何廉臣是否相关值得注意。(3）鲁迅对中医的“私怨”。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中提到，“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切肤之痛”的“私怨”当是曾经的某个中医的行为对鲁迅以及他的家庭乃至家族构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是他批判中医的根本原因。
然而，从鲁迅及周作人的回忆中我们很难明白鲁迅所说“私怨”的真实内容，但是，周建人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有关何廉臣1904年替初病的鲁迅祖父诊断的相关回忆中或许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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