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这本书，讲一个文化跨国流传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之间。它讲德国十九世纪史学家兰克的思想，历经辗转传述，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后，受与拒的曲折过程。
兰克出生在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当时德意志境内许多特质之一，是它笼罩在以历史观点面对一切现实问题的氛围里。从世纪一开始，德意志人就强调，社会规范问题上，风俗与习惯——这些长远时间里形成的行为准则，应该落实在自己的法律条文里。同时，德意志各个邦国财经政策的制定，也参照着国人经济行为里的传统伦理因素。从这些实际的法制与财经措施，衍生出了历史法学与历史经济学，它们与政策相互依持，弥漫着整个十九世纪德意志学界。历史法学的祖师萨威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与兰克在柏林大学共事，亦师亦友。历史经济学的奠基者罗谢（Georg Friedrich Wilhelm Roscher ）师事兰克，与兰克意气相通。
凭借历史发展中的现象，了解自己文化的特质，建立知识，用来处理现实问题。这样的作法，在当时有具体的针对性：它一方面针对《拿破仑大法典》，针对法国启蒙以普遍人性为基本信念的法典；另一方面它针对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古典经济学，针对把经济理论建立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普遍人性信念上。历史观点是有效的思想武器，它能对抗诉求普遍性的抽象理论。历史的观点还有相对化的力量：用着它，兰克说启蒙的精神乃属于法国的民族特质，不是普遍的价值；多年后，历史经济学派的韦伯（Max Weber）也直言古典经济学披着普遍性的大衣，其实却建立在英国富人的特殊观点上。环顾十九世纪初，英国、法国作为世界性的强权国家，他们的法律规范与经济理论同样诉求着至高的性。在这样的局势中，掌着历史的观点，相对化它们，这正是在霸权压力中的解放运动。
兰克是这大潮流中的一位主力。他终身对抗抽象理论的历史哲学，坚持从历史现象、历史事实里了解各个欧洲国家的特质，以及他们从中世纪走入近代成为列强的过程。兰克不认为代议自由以及共和民权理论是普遍性的真理。他要从德意志以及从普鲁士的历史中，了解自己的政治原则，遵守历史所显示的方向与力量。而这一切必定要从史实出发。史实与史料对兰克而言，有“科学”之外更深一层的意义，它们蕴含特定的政治取向，甚至有宗教的内涵。
德意志学术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境，在十九世纪后期逐渐淡去。兰克对待史料与史实的态度，随着学术急速的专业化，“求真”的面相被后人凸显出来。人们系统性地整理他处理史料档案的方法，作为训练年轻史学家的教材。他在史学史里也因此享有科学史学之父的盛名。兰克在西方史学里，被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崇拜着，他的史学思想也被狭隘化。兰克的科学形象，透过世纪转换期间里的史学方法论以及史学史专书，在全世界传递开来。它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兰克的史学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与环境之中。在人们热情地追求新社会，全心信仰科学的氛围里，兰克治史的方法继续在中国被辗转传述着，也被传述者纳入一己既有的意向中。它在中国的接受史，反映出国人心中殷切的期望，也呈现出现实中多重的局限。
近年，得幸与李孝迁教授一起回顾过去两百年间德意志的兰克史学与其在中国的流传，共同观看其中的曲折，了解不同思潮在跨文化交汇中显示出的意义。回顾中，彼此互补所知，相互启发，建立默契与共同的看法。后，两人竟能一起讲述一段源远流长的故事。如此美妙的机缘，谨于成书之时，以序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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