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学界对西方辞赋翻译的关注
西方汉学家对赋的译介，特别是康达维的辞赋翻译和研究，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孙晶《汉代辞赋研究》上篇章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赋”的翻译，分析了他们对赋体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赋的文体属性及归类。孙晶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文体缺类”和西方“文学二分法”的困扰，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隆教授是康达维先生的弟子，他在《中国赋论史》一书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美学者的辞赋翻译与研究，并对多位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点评。苏瑞降教授指出，西方学者的辞赋研究建立在翻译基础之上，虽广度不及国内研究，但往往能保持客观，另辟蹊径。由于师承关系，苏瑞隆教授能比较方便、更为全面地向国内学界介绍康先生的学术成果。在《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一文中，他对康先生《文选》的翻译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逐一评介了康先生三十年来在汉魏六朝辞赋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重点介绍了《扬雄辞赋研究》，突出了康先生在赋的源流、赋与宫廷文化等专题研究中所做的贡献。康先生的论文集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 也由苏瑞隆先生译成中文，题名《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于2013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苏瑞隆先生不是位介绍康达维的有中文学术背景的学者，康达维论文集中的多篇论文已由多位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发表于各类学术期刊。《道德之旅：张衡的〈思玄赋〉》《论赋体的源流》《〈西京杂记〉中的赋》《汉颂：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汉武帝与汉赋及汉代文学的勃兴》《二十世纪的欧美“文选学”研究》《赋中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问题》《玫瑰还是美玉？——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龚克昌教授〈汉赋研究〉英译本序》等十多篇论文见于多种中文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详见附录3）。何沛雄教授是国内早关注康达维辞赋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康达维〈扬雄赋研究〉评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康先生的辞赋研究成果。何新文教授也在《中国赋论史稿》一书中对康先生的辞赋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和翻译。蒋文燕在《研穷省细微 精神入画图——汉学家康达维访谈录》一文中，以访谈的形式介绍了康达维先生的学术历程。
国内学界对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进行了较多的介绍、引进和翻译，而对他主要的成果——《文选· 赋》的英译，尚无针对性的系统的专题研究。
三、《文选· 赋》英译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文学典籍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其典籍入手，而文化典籍往往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对于缺乏宗教典籍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诗》、骚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典籍中的典籍，就英文译本而言，《诗经》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到国内翻译家许渊冲，全译本就有十余种之多；a《楚辞》则有霍克斯著名的《南方之歌》，还有国内译者孙大雨的《英译屈原诗选》等数种译本。唐诗是古代文学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代表。早在18 世纪就有英国诗人詹尼斯（S. Jenyns）翻译的《唐诗三百读》（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百年来唐诗英译选本众多，既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翻译，也有国内学者翻译家的翻译。在《诗经》《楚辞》与唐诗之间有数百年的历史间隔，其中有辞赋、乐府、骈文等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样式的代表性篇目都可以在《文选》中找到。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在形式与内容、语言修辞和历史典故方面都可追溯到《文选》，《文选》作为中国文学典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诗经》《楚辞》和唐诗的翻译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探讨其翻译策略、规范、效果、影响、意义等等。近年涌现了一批针对它们的专题研究博士论文，《诗经》翻译研究如沈岚博士《跨文化经典阐释——理雅各〈诗经〉译介研究》（2013 年），《楚辞》翻译研究如张娴博士《〈楚辞〉英译研究》（2013 年），唐诗翻译研究如陈奇敏博士《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2012 年）等。《诗》、骚和唐诗是中国文学的高峰，它们在域外的传播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而在它们之间的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译本本身不多而且零散不集中，所以没有受到应有关注。康先生推出的《文选》英译前三册改变了这一状况，赋体文学有了集中的经典的译本，可谓意义重大。从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来看，目前从《诗经》到《红楼梦》都有了较为丰富的英文翻译文本体系，学界也有了大量相应的翻译研究，而辞赋翻译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文选· 赋》英译是集中有代表性的辞赋翻译，针对这一翻译的研究既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急需做的工作。而且赋的翻译不同于诗，有其本身的特征，不能与《诗经》和唐诗的翻译一概而论。就其文字解读的难度和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量而言，赋的翻译要比诗的翻译难度更大。而在篇幅规模和题材的多样性方面，《文选· 赋》的翻译工作量远大于《楚辞》的翻译。赋是中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赋向以文字奇诡、名物繁多、典故晦深著称，把它们转化为现代西方语言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工程，而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和学术探讨很有必要。
本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比较文学研究不限于文学、文化现象的比较或文学思潮传播、影响的研究，从文化文学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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