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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完整讲述周恩来一生的权威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山、南哲两位研究员作为周恩来研究的权威专家，精心梳理周恩来生平事迹，用艰苦卓绝、开国总理、砥柱中流三个主题词，精确概括了周恩来的一生。
作品描述的周恩来生平事迹是我们认识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纪念周恩来为重要的文献。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周恩来坚忍不拔、无私奉献、政治智慧、开阔胸怀的伟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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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周恩来生平》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陈扬勇两位周恩来研究专家主编，共有三册，即《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开国总理周恩来1949—1965》《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全书以历史的眼光，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真实记录了周恩来的一生。全书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及红墙摄影家杜修贤海量的历史照片中甄选出200余幅图片，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
《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是《周恩来生平》系列的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陈扬勇两位周恩来研究专家主编。全书以历史的眼光，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真实记录了周恩来求学与投身中国革命，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历史。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开国总理周恩来（1949-1965）》是《周恩来生平》系列的第二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陈扬勇两位周恩来研究专家主编。全书以历史的眼光，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真实记录了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时期殚精竭虑，为四化建设和共和国复兴呕心沥血，勤奋工作的历史。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是《周恩来生平》系列的第三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陈扬勇两位周恩来研究专家主编。全书以历史的眼光，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真实记录了在1966年至1976年这个共和国极为特殊的岁月里，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在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等等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还原了一个动乱岁月里堪称中流砥柱的周恩来形象。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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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南山（陈扬勇），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研部主任。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和著作编辑工作。参加《文选》、《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邓小平论科学发展》、《周恩来经济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论科教兴国》、《论可持续发展》、《论宏观经济》、《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等著作的编辑，参加《思想年编（1989－200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大事记》等著作的编撰；参加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使命》、《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思想历程》等的撰稿与拍摄，参加中国道路课题组研究工作，共同撰写了《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篇）》等著作。专著《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有《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走出西花厅——周恩来视察全国纪实》、《周恩来外交风云》。
南哲（杨明伟），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宣传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至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陈云晚年岁月》、《周恩来外交风云》（合著）、《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主编或参与主编《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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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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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少年 大鸾翔宇
（1898—1924）
一、万苦千难求学路
1 童年 2
2 东北三年 13
3 求学南开 22
二、东渡西行认真理
4 东渡日本 36
5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54
6 旅欧认主义 65
艰苦卓绝 投身革命
（1924—1936）
三、惊涛骇浪大革命
7 就职黄埔军官学校 94
8 主政东江 120
9 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28
四、白色恐怖见胆略
10 领导南昌起义 139
11 出席中共六大 155
12 整顿各地党组织 169
13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181
14 在白色恐怖中 192
五、革命意志坚如钢
15 伍豪事件真相 208
16 在中央苏区 215
17 长征途中 232
六、西安事变功千古
18 肤施秘密会少帅 247
19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55
团结抗战 功在民族
（1937—1945）
七、国共合作奔走忙
20 战斗在谈判线 274
21 营救西路军 285
22 劳山遇险 297
23 推动阎锡山抗战 307
24 投身武汉抗日洪流中 316
25 延河坠马终身残臂 327
八、龙潭虎穴显胆识
26 为新四军呕心沥血 342
27 冲破皖南事变的黑暗 354
28 战斗在虎穴龙潭 361
29 只身巧破“鸿门宴” 369
致力和平 重写春秋
（1945—1949）
九、奔走谈判为和平
30 重庆谈判——对手蒋介石 374
31 周马会谈——对手马歇尔 387
十、难忘的一九四六
32 上海：周恩来将军官邸 398
33 重庆：痛悼冼星海 411
34 秦岭遇险 420
35 宣化店解围与黄河复堤 430
十一、扭转乾坤大决战
36 转战陕北从容不迫 439
37 解放战争第二年 457
38 伟大的战略决战 470
十二、众望所归奠基人
39 米高扬来华探秘 484
40 谈判桌上的较量 496
41 筹备新政协 510
附 注 536
意气风发 高歌奋进
（1949—1958）
一、出任总理理万机
1 出任“内阁总理” 2
2 抗美援朝临危受命 10
3 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 24
4 治理水患除害兴利 30
5 坐镇中南海打“老虎” 46
二、精心奠基大格局
6 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 58
7 精心绘制幅建设蓝图 67
8 提出四个现代化 79
9 开启知识分子的春天 88
10 在冒进和反冒进中 102
11 苦闷的1958 年 119
三、关心文体细无声
12 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厚爱和关怀 131
13 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 151
四、魂系海天促统一
14 为祖国统一探路 168
15 心系香港 178
五、首任外交掌门人
16 组建外交部 186
17 首次出访苏联 191
18 叱咤风云日内瓦 201
19 求同存异万隆城 218
20 外交大师与反共头子的较量 230
曲折行进 再创辉煌
（1958—1965）
六、高歌猛进慎反思
21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246
22 勤政爱民重民生 269
23 特赦战犯促“月圆” 283
24 从化读书 297
七、多事之秋大调整
25 邯郸调查 309
26 新侨会议上的争论 330
27 经济调整东北行 339
28 接到班禅“七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367
29 处理“跃进号”事件 386
八、脚踏实地创辉煌
30 与戴高乐密使富尔商谈中法建交 403
31 首访非洲十国 421
32 原子能事业的主帅 462
33 同东方歌舞团的未了情 477
34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493
35 后一次访问苏联 502
36 带领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 520
附 注 533
动乱岁月 砥柱中流
（1966—1976）
一、把住经济生死关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2
2 挽救交通大动脉 15
3 托起中华民族航空梦 34
4 动乱中抓核工业 43
二、大树参天护英华
5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50
6 党、政、军负责人的避风港 68
7 保护民主人士 82
三、力挽狂澜稳大势
8 面对红卫兵运动的狂潮 97
9 “二月抗争”中的特殊作用 106
10 在“七二○”事件前后 130
11 敲掉江青的“车”“马”“炮” 141
四、忍辱负重撑危局
12 忍辱负重斗群贼 146
13 面对江青刺来的暗剑 157
14 身边工作人员的遭遇 190
五、开创外交新格局
15 大批极“左”修复对外关系 194
16 世界瞩目的握手 225
17 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258
六、解放干部批极“左”
18 果断机智地处理林彪事件 272
19 关键时刻再纠极“左” 290
20 危难之秋举“邓公” 306
21 “解放”175 位将军 315
七、后斗争谱辉煌
22 挫败“四人帮”的组阁梦 326
23 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334
八、魂归大地情未了
24 后的587 天 350
25 骨灰撒向江河大海 377
附 注 381
后 记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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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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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苦千难求学路
1?童年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我的家庭近几代是绍兴师爷，到了祖代，搬到江苏淮安当县官。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
师爷的后代
1898年3月5日清晨，在江苏淮安城内的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婴呱呱坠地。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伟人——周恩来。
也许父母在为长子取名时的期望，预示了这个男婴的未来。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上过私塾，获得过清代教育制度的学位“国学生”，当过文书即师爷，算是有学问之人。他给儿子取名颇有讲究。在家谱中，“恩”字辈是祖上留下来的，却颇有深意。恩者，爱也。《诗》云：“恩斯勤斯。”经过一番思量，贻能用“来”与“恩”相配。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恩来”，这是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犹如先人所说：“恩自日边来。”
父母还给周恩来取了个小名，叫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说文》云：“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山海经》云：“女床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文，名鸾，见则天下安宁。”这种叫鸾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它一出现，天下便太平安宁。
然而，周恩来却诞生在一个不安宁的年代。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按中国传统甲子纪年方法，这年正好是戊戌年。这年前后，中国内忧外患：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清王朝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灾难深重。1895年，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款白银两亿两，要求中国在七年内付清；规定日本可在中国任意设厂……1897年11月，德国紧随其他帝国主义之后，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到了周恩来降生这一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而清政府则更加腐败无能、丧权辱国：
1898年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同意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借于他国，变“利益均沾”为“利益独享”；
3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德国把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
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福州口租界条约》，使它在租界内享有一切优惠权利；
6月，英国公使窦纳乐又与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租给英国，租期99年；
7月，又是上面那位英国公使窦纳乐，与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拿到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以及全湾沿岸10英里以内地方的租借权；
到了11月，法国通过《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又用一个99年的租期，把中国的广州湾拿走；
……
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把中国宰割得四分五裂，把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戳得千疮百孔。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周恩来降临到的这个家庭，正处在家境没落、入不敷出的时期。
淮安的周家，发于浙江绍兴，世代师爷。在绍兴周家祖居“百岁堂”的三门上，有一副对联：“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莲溪”，指的是周氏始祖，宋朝大学者周敦颐，又名“濂溪”，他的名篇《爱莲说》，表达了不爱牡丹之富贵，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心志。而“沂国”，则指绍兴宝祐桥周氏祖周茂，“字元泊，元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绍兴城内，无论是“百草园”周树人（鲁迅）的周家，还是“百岁堂”周恩来的周家，都尊奉一个始祖，那就是周茂。对这种渊源关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提及。
1938年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讲演，开头就说：“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于绍兴城的周家。”
第二年3月，他因抗敌机缘顺道回了一趟祖籍浙江绍兴，曾向姑夫询问：“‘百岁堂’周家与鲁迅是否同族？”为此他还查阅了周族家谱。据周氏宗谱考证，周恩来与鲁迅确是同宗同族。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鲁迅的家人提到这件事。1952年的一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做客，已是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恭敬地对许广平说：“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4月上旬，在党的“九大”期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看望鲁迅的小弟弟周建人时，还风趣地说：“建老，我已查过哉，您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绍兴周氏21世孙，您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呢！”……
然而，周恩来的祖辈却离开了绍兴，迁居江苏淮安。个中缘由，是与当时绍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的。封建时代的绍兴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商人。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而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给主官当幕僚，管文案。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辅佐县官，出谋划策。因为在全国的师爷中，大多是绍兴人氏，所以人们称之为“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字云门）就是当师爷才离开绍兴到淮安的。
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在铁路兴建之前，淮安是南北交通水路的要津，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淮安府境内，曾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西汉军事家韩信、西楚霸王项羽、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地灵人杰，再加上经济、文化的发达，给降生于世的周恩来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环境。
有关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的人生经历，说法不一。有人考证，周起魁自到淮安当师爷起，便定居淮安，从幕从政；后来当过代理安东（后改名涟水县）、阜宁、桃源（后改名泗阳县）等县知县以及海州直隶州知州、江苏同知等职，官至五品。也有人考证，在他的晚年，只谋得个淮安府山阳县（后改为淮安县）候补知县的职位，因原任知县恋栈不去，周起魁始终只是“候补”。到淮安后，周起魁与二哥合买下了城里驸马巷的一所宅院。清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50多岁的周起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生前不事生产，因此死后的家产除了那所大房子外，就剩城外的几分坟地了。这时，周家已日渐衰败。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老大贻赓（字曼青）、老二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即周恩来之父）、老三贻奎（字焕臣）、老四贻淦（字簪臣）。在“百岁堂”周家大家庭中，按周起魁兄弟几房所生子女的排行，他们又分别是四、七、八、十一。
周贻能受父辈的影响，在取得“国学生”的学位后，也做起了师爷。周恩来出生后，没有见到自己的祖父，但师爷家庭慎思明辨、思之缜密、行之周全的传统，对少年周恩来的成长不无影响。同时，江浙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周恩来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对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影响的人，则是他的生母和嗣母。
母亲
周恩来是祖父周起魁的长孙，父亲周贻能的长子。长子、长孙出世，周家充满了喜气。在母亲心中，更是充满了慈爱。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她在万家排行十二，因此大家习惯称她为万十二姑。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与周恩来的祖辈一样，也是师爷出身，后来在淮安府的清河县（后为淮阴区）做了30年知县，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十二姑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万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她也热心、乐意地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姑有时也为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的周家发愁。长子、长孙的出世，多少给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父亲与万十二姑给孩子取名为“大鸾”。无论有没有这种鸟，父母总是希望长子有出息，将来振兴周家。
周恩来不满1岁时，他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倘若就这么死去，不仅祖宗的祭坛上不能放他的牌位，而且遗留下来的寡妇也永远被家族内外的人看不起。据说有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贻淦的妻子陈氏出了个主意：“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陈氏觉得有道理，答应了这种安排。
过继之事与周恩来父母商量后，父亲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生母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她自从嫁到周家，就目睹四弟贻淦被肺痨折磨的惨状，更理解弟媳陈氏的苦衷。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也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把大鸾过继给了贻淦和陈氏。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贻淦的病体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贻淦去世，周恩来由嗣母陈氏精心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还学过一点儿医术，略通医道。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由于年轻守寡，她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抚养和教育上。在这样的家庭中，嗣母丧夫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而周恩来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周恩来过继给陈氏之时，生母万十二姑又怀上了他的弟弟恩溥。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养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养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农家为他找了一位乳母蒋江氏，三人一同生活。乳母同样慈爱、纯朴、宽厚，她在哺养周恩来之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乳母也很有感情。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周恩来与别人不同，有了三位不同意义上的母亲：生母、嗣母、乳母。
周恩来从4岁时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起用“恩来”这一学名，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想修养、学识见解和思维个性，却是早的熏陶。
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在与乳母蒋江氏的共同生活中，周恩来也听到和亲身感受到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事情，如播种、插秧、收割、舂米以及老百姓的日常凡人琐事等等。乳母带他到乡下家中去玩，他不仅结交了包括乳母的亲生儿子在内的一些穷苦朋友，而且切身体会了农民耕耘的艰辛，从中他也理解了嗣母经常给他讲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真正含义。
周恩来的生母、嗣母、乳母都虔信神明，他们还经常带周恩来去烧香拜佛，求东岳大帝保佑。虽然幼小的周恩来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去拜佛，也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是，母亲们的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后来他对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和平相处。1963年10月20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儿也不唯心了。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周恩来在信奉佛教的长辈们的熏陶下，也逐渐养成了慈爱、无私等性格。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区）外祖父家居住。早在周恩来出世不久，外祖父万青选就病逝了，但他却给万家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家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一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发挥想象力有很大的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这一时期，嗣母一方面继续教周恩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名家诗句，另一方面，开始教他吟诗作对。嗣母把自己作的一些诗拿给周恩来参考，对他加强诗词方面的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爱嗣母的诗，以至后来到东北、到天津、东渡日本，都随身带着这些诗稿。善于与人相处、爱交朋友的周恩来，在清江浦的外祖父家与同辈的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在这里，他的童年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家境越来越破落。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不强，在清江浦只谋得一个薪水很低的小差使，家里经常只能靠借债度日。外祖父家的一大家子人，也经常发生纠纷。由于万十二姑贤惠、善良、办事公道，也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常常担当起调解纠纷的角色。生母总是带着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周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过度劳累，生母积劳成疾，再加上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疾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生母去世，对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这时父亲经人介绍，远走湖北去谋事了。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嗣母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削弱。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见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心中明白，他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忍辱负重。后来，他果真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当他再遇到那位屠夫时，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他给了自己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的1908年夏天，嗣母也被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夺去了生命。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他对嗣母感情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后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被羁入狱期间，正值嗣母祭日，他含泪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接连失去两位母亲，周恩来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但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维护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任。此时的周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困苦的少年时期。但是母亲以往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而当家后操持生活，又给了他许多实际的锻炼。几十年后他曾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也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逼我国还债时，周恩来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还讲过自己从小的经历：“我常说，我这个人这一点经验深刻。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跟大观园的生活差不多，没有意思。”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婶婶（周八太）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一些生活难题。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早有耳闻，也经常有书信往来。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周恩来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淮安，到东北去生活、求学。伯父在家时，周恩来就与他较为亲近，伯父也很喜爱侄儿的聪颖、机敏。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决定离开老家，出去闯一闯。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走前还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走时，他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乳母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
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他始终把对三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东北读书时，乳母曾托人捎信给他。他到南开学校读书时，乳母还亲自到天津看望过他。对生母和嗣母，他的怀念更深。每逢母亲的祭日，他总要独自一人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方面，都受到母亲的影响。三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自己的性格特点：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的养成，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子——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于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苦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更是。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舒一口气了。到1965年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要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的。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周恩来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1966年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民委员会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联运动开始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联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联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联。黑龙江省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李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联，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8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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