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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获奖作家蒋韵的力作。作者蒋韵以诗意的笔触、细腻的情感来对待生活的苦难，通过塑造一位坚韧的女性形象，表达了爱之坚贞。她的作品一直为全国作家、评论家、编辑和广大读者所关注。其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强，兼具阅读与鉴赏、研究与收藏价值。
小说卖点在于小开本，便于携带，有效填充大众读者的碎片化时间，机场候车、乘坐地铁等时间段，读者可以抛开手机进行深入阅读。当代作家的zui新中篇不仅带有时代性、现实性，而且可以使读者站在小说阅读的zui前沿，了解小说这种文学发展的新契机，对阅读时间、场地的要求进一步减少，鼓励大家去阅读，也符合国家全民阅读的号召。
这本书是百花社倾心打造的一款可以成系列的既长销又畅销的中篇小说单行本。依托《小说月报》的号召力，以zui快的速度出版作者新近刊发的有寓意、有思想、有内涵的中篇小说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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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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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了娜塔莎凄美的人生故事。娜塔莎跟随丈夫远嫁他乡，多年后丈夫去世，儿子意外伤残离家出走，远离家乡的娜塔莎孤身一人生活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杜若与姜友好因爱慕娜塔莎的儿子，与娜塔莎的生活有了些许交集，为宽慰这位母亲，她们一起外出郊游、切磋厨艺，终娜塔莎因病离世，而这座城市却有了一家名为“我们的娜塔莎”的餐厅。作者从庸常的生活中提炼传奇，以诗意的笔触回望过去的年代，以缠绵悱恻的笔调打造爱之坚贞，用欲说还休的口吻描画生活之痛。小说温暖细腻，语言优美，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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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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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韵，1954年3月生于山西太原，河南开封人氏。1979年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我的内陆》《隐秘盛开》《闪烁在你的枝头》《行走的年代》等，中短篇小说《心爱的树》《想象一个歌手》《完美的旅行》《朗霞的西街》《晚祷》《水岸云庐》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以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亦有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发表或出版。曾任太原市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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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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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这个娜塔莎，不是托翁笔下那个不朽的、光芒四射的女性。她属于我们，我们那个中国北方内陆，出产煤炭和钢铁的二三线城市，属于黄土高原和汾河河谷盆地那片曾经闭塞的地方。在我少年时代，她是那城市的传奇。
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苏联姑娘，嫁给了我们这城市的一个男人。千里万里，追随了他，移植到了我们的土地。
那时，从来不会想，她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像从来不会去想一颗星星拥有怎样的日常。对我们这些没有多少见识的本城少年来说，她与我们的距离，就是我们和星空的距离：供我们仰望，却没有真实感。
曾经，在街头碰到过她一两次，那时她已是一个地道的苏联大妈，体态臃肿，神情冷漠，与想象中那个窈窕美丽多情的苏联姑娘，霄壤之别。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震惊。因为从没有想过，传奇原来也会老。
所以，对我来说，她始终是一个传奇。不过是一个传奇。
后来，就不知道她哪里去了。她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活也没有让我再想起她来的时候。有关她的话题，不再流传，她在那个城市彻底地销声匿迹。
今年，大疫期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世界缩在了四壁之内，往事却变得格外清晰。开始写一个我不擅长的非虚构长篇，一个北方家庭的饮食记或曰烹饪史，某一日，写到自制沙拉蛋黄酱，这件事，七绕八拐，朦朦胧胧，似乎，和这个当年的苏联姑娘，后来的苏联大妈，有一点点遥远的关系。起初，我很平静地叙述，写着写着，忽然就极其清晰地，看到了她。她臃肿，冷漠，目不斜视地走在我们冷风呼啸的街头。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地老天荒的孤寂，一个血肉之躯的女人地老天荒的孤寂。
对她而言，那是怎样一座孤城啊。
那个城市，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她的声音吧？
她怎样生活，经历了什么，承担了什么，她的悲喜，她的歌哭，她的一日三餐一年四季，我一概不知。我不知道没关系，可那个城市呢？那片土地呢？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呢？东山和西山呢？那被称做这城市桅杆的双塔呢？种满牡丹的永祚寺呢？它们呢？它们对这个千里万里投奔爱情而来的姑娘，异国他乡的勇敢的姑娘，别人家的孩子，它们是否曾仁慈地善待过她？是否超越时代超越一切人为的障碍和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接纳过她？没人告诉我这个。它们沉默不语。如今，和拔地而起的无数座高楼广厦，无数条高架路立交桥组成的新城区相比，它们是弱势群体，被喧嚣的巨大市声边缘化，我听不见它们的声音——听不见历史的声音。
我觉得悲伤。
我静静地想，一个人的到来，那样美好的到来，应该为这城市留下些什么，尽管她生不逢时。
于是，我停下了长篇的写作，写下了这个——我们的娜塔莎。
真正的那个异国女性叫什么，我其实不知道。之所以给她起名叫娜塔莎，是因为，我太爱《战争与和平》里的那个动人的娜塔莎，那个拥有俄罗斯灵魂的、月光般美好的姑娘。那是托尔斯泰的理想和故园，但终，谁又能回到故园呢？连托尔斯泰也只能死在一个不知名的小车站，我的娜塔莎，只能做一个孤魂野鬼。
秋天北京的天空，蓝得让人难过。
几年前，安同志去世了。死于脑溢血。那时他还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据说他早晨就剧烈头疼，中午没吃饭，下午就昏迷了。夜里，传呼电话找她，是他们单位的人，通知她去某某医院。她去了，看见他躺在急救室的床上，人已经不行了。
火化时，送行的除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娜塔莎和安霞。安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为了避嫌，没人敢来吊唁。在火化炉前，娜塔莎后亲吻了安同志，没有哭。
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对安同志说：“你要答应我，不能走到我前边，你要走我前边，我会恨你。”
安同志回答说：“我答应你。”
她又说：“你还要答应我，将来，我死了，你要送我回去。”
安同志说：“我答应你。”
这样的一问一答，信誓旦旦。可实际上，他们都知道，那是多么的不靠谱和渺茫。他们躺在床上，他搂着她，心里一阵一阵苍凉。安同志知道，在遥远的她的故土，妻子也早已没有亲人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死于卫国战争。母亲则在战后不久病逝。安同志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一个孤儿，也因此，安同志当初才非常自信和意气风发地对她说：
“跟我回中国，我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显然，他食言了。他没能使她感到“幸福”。他也没能做到，走到她后面，送她魂归故里。
她把安同志的骨灰盒抱回家，安放在他们的卧室里。她说：“我知道你不舍得走，你在等安德烈回家。”夜深人静，有时，她会听到房间里传出轻轻的叹息声，她问道：“是你吗？”听不到回答，她就在黑暗中坐起来，一支接一支吸烟。
她想念他们，安同志，还有，亲爱的，亲爱的安德烈。
安霞也去插队了。安霞插队的地方，不算太远，属于这城市的远郊区，家里，就只剩下了娜塔莎一个人。现在，她想念的人里，又多了一个。
几乎没什么人和她来往。她曾经在这座城市的图书馆上班，工作就是翻译一些外文资料，但多年前她就因为身体的原因办了“病退”，吃劳保。她得了肺结核。那时中苏交恶，她病退得也正是时候。多年来，她蜗居家中，做主妇，与从前的同事早已断了往来，邻居们也都是点头的交情，谁愿意和一个苏联女人扯上关系呢？曾经，有一个女教师，是中苏混血儿，她们有过几年的友谊，后来，一九六六年之后，这友谊就戛然而止了。
在这城市，她举目无亲。
后来就认识了姜友好。
当然是因为安德烈。是她的安德烈，让她认识了这个热情、冲动、古道热肠的姑娘。她猜，那是上帝对她这个流落异乡的母亲的怜悯。
这城中，只有这一个人，敢来敲开她寂寞的房门，和她谈安德烈，听她讲安德烈的种种故事。起初，姜友好来时会问娜塔莎：“有消息吗？”渐渐地，时间长了，就不再追问。不是不想，是不敢。她们彼此都顽强地、坚忍地相信着一件事，就是她们的安德烈，娜塔莎的儿子和姜友好的弟弟，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们嘴里不说但其实心里都在猜测着一个的可能，那就是，他越过了国境线，回到了他母亲的故国。
这种猜测，让她们有一种罪恶的、隐秘的安心。
姜友好来，常常会带一些吃的，有时是一块牛肉，有时则是一盒咖啡。总之都是雪中送炭。娜塔莎会留她吃饭，给她做她喜欢的俄式菜肴，她也会把自己的事讲给娜塔莎听，她一次次热闹的恋情，那些呼啸的、死去活来的追求者，等等。终于，她安静了，安静地走心地爱上了一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了。
娜塔莎送了她一块琥珀吊坠和一条银链做结婚贺礼。那是她从故国带出来的不多的几件纪念物中的两样。她对姜友好说：
“友好，结婚后，你就别再来了。”
“为什么？”
“你丈夫是现役军人，为了他，你要避嫌。”娜塔莎郑重地回答。
姜友好愣住了，显然，她没想到这个。她认真思索了片刻，说：
“娜塔莎，你早入了中国籍，早就是中国人了。我为什么不能和一个中国人做朋友啊？”
可是，话虽如此，姜友好自己也知道，娜塔莎的话，是有道理的。她不是真的不懂轻重利害。婚后，她不再去看娜塔莎，不再和她有任何联系。可她心里却有着愧疚，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抛弃了娜塔莎。
那是对安德烈的背叛。
她永远记着那个孤独迷惘的少年，站在阳光下，叫她姐姐。仅此一声呼唤，就是一世的亲人。她甚至猜想，那后一次见面，他其实是隐晦地、曲折地，把娜塔莎托付给自己了。记得临出门时，他说的后一句话，是他的妈妈，以及妈妈的故乡……
她和她的海军军官郑渡江说起过娜塔莎，也说起过她的愧疚。郑渡江是某部的作训参谋，他安慰妻子说：“友好，就先听娜塔莎的，等过两年我转业了，咱俩一块去看她。”
姜友好明白了。她不能给丈夫惹麻烦。
但是冥冥中一定有什么在帮忙，杜若来了。
婚后一年多来，姜友好次联系了娜塔莎，她给娜塔莎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一个朋友，特别想学做俄式菜肴，不知道娜塔莎能在这个星期天来家里教授一下吗？她在信的末尾写道：“娜塔莎，这个小朋友，你一定会喜欢，因为我喜欢她，哦，对了，她是安德烈的同学。”
她知道，有了后这句似乎是轻描淡写的话，娜塔莎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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