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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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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库馆臣王际华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撰写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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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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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际华是清代朝廷重臣，兼任四库馆总裁，他的日记对当时清廷政治经济活动、北京上层社会生活、四库馆工作等均有详细、可靠的记录，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具体体现在：1.四库学研究，办理《荟要》，办理聚珍本等。2.清廷大臣的日常生活研究。3.戏曲史研究。4.经济史研究。5.教育史研究。存世的清代日记虽然比较多，但大多数是晚晴的，而清代中前期则较少。存世的四库馆臣著作虽然也很多，但是其中绝少日记。因此，王际华在《四库全书》编修期间撰写的日记就显得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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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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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际华（1717-1776），字秋瑞，一字秋水，号白斋、梦舫居士，室名二十四福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至户部尚书，兼任武英殿总裁、《四库》总裁，才品端谨，学问优长，被乾隆和很多人视为早期四库馆工作有贡献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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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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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闰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附录一王际华诗文辑存
附录二王际华传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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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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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存世的清代日记虽然比较多，但大多数是晚清的，而清中前期的则较少。而且，存世的四库馆臣的著作虽然也很多，但是其中绝少日记。因此，四库馆总裁王际华撰写的《王际华日记》（又称《王文庄日记》）就显得格外珍贵。该日记虽然篇幅不大，且多有残缺，但现存之内容对四库学等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日记为稿本，原分藏两处，虽然近年被影印出版，但其流通并不广，学界还很少有人对其加以利用。而且，其原文为行草书写，不便认读；所记内容庞杂，涉及诸多典故、人物字号等，也不便读者理解，因而有整理流通之必要。兹先就王际华及其日记、日记的史料价值与整理说明作简单介绍，以便读者对该日记有初步的了解。
一、 王际华及其日记
王际华（1717—1776），字秋瑞，一字秋水，号白斋、梦舫居士，室名二十四福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十年（1745）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十五年，任广东肇高学政，旋以忧归。服除，起原官。三迁至侍郎，历工、刑、兵、户、吏诸部。三十四年，迁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以礼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出任《四库全书》总裁。随后，加太子少傅，改任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总裁、《四库》总裁（自五月起专管《荟要》事）。卒于乾隆四十一年，年六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780—10781页。。其子王朝梧，授内阁中书，曾任四库馆分校官，后官至山东兖沂曹道。王际华之弟锡寿，曾任四库馆誊录《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七日载：“弟锡寿以今日到四库全书处充当誊录。”。王际华一生著述不多，除了这部日记外，还有《白斋诗存》《寒潭记事》徐达源《(嘉庆)黎里志》卷首“撰文姓氏考”提到王际华有《寒潭记事》。参黎里古镇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吴江市档案局编《黎里志（两种）》上册，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26页。，但两书可能都已失传。
《寒潭记事》中的“寒潭”，或为“韩潭”之讹，因为王际华的居所就在北京的韩家潭。韩家潭位于前门外大栅栏地区，东起陕西巷，西至五道街，即后来的韩家胡同，为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除该居所外，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又赏赐王际华一套内城宅所，在护国寺街北，房屋多达一百七十五间。王际华去世后，该宅所由其子王朝梧居住。后来，王氏子孙回了南方，该宅所交由其亲戚朱氏经管奕赓《寄楮备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载：“王际华，钱塘人，乾隆乙丑探花，官至尚书。乙未之冬，将屡年蒙恩赐之福字二十四幅，重加装潢，颜其赐第曰二十四福堂。次年即故，赐谥文庄。按二十四福堂，即今护国寺街北之宅也。前数年为朱士彦寓第，今又换主矣。”。道光年间朱氏将该宅所租与李氏居住。到了光绪年间，因房产契税的问题，该宅所还曾引发出一起官司《申报》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京报全录，“奕谟片附片”；《申报》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全录，“托伦布片”。。
存世的《王际华日记》只是残本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载：“年例赏朝鲜物件，已载于上年日记。”说明王际华的日记应该不止现有的这部分。，且还分藏两处：
其一，上海图书馆藏《王际华日记》（清乾隆三十七年），四册。
清王际华撰，朱丝栏稿本，现影印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3册。原书曾为周越然的藏书。书前钤有“言言斋善本图书”朱文长方印，正文首页右下方钤“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印。卷前钤有“王际华”阴阳文方印、“白斋际华”朱文印。书中另有“澹如居士”朱文方印。此外，周越然曾将此书送交浙江展览会展示周越然《风俗随谈·“乌都督……”（到杭州去）》，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页。，故书中钤“曾经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陈列”朱文大方印。
上图本《王际华日记》所收只有乾隆三十七年一年之日记，所记起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一，终于该年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录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腊月（十二月）之日记。乾隆三十七年，王际华时任礼部尚书，故日记所载之事亦多与此官职有关。
原书正文为行草书写，写于每半叶十行的红格纸上，个别地方有残缺。其书法娟秀妩媚，错落有致，颇有苏轼书风，在清代书法界有一席之地李放《皇清书史》（辽海出版社2009年影印《辽海丛书》本）卷十六载：“王际华，字秋瑞，号白斋，别号梦舫居士，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士，官户部尚书，谥文恭（应为文庄）。施学濂曰：‘钱文敏、王文恭，皆学苏字。’”。
其二，国家图书馆藏《王际华日记》，二册。
国图题作《王文庄日记》，清王际华撰，清乾隆朱丝栏稿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廿八日的日记上钤有王际华“臣”“华”之印。原书前后钤有郑振铎之藏书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可知其曾为郑振铎旧藏。现先后被影印收入《历代日记丛钞》第30册、《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40册。
国图本《王际华日记》所收包括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九年两年的日记。其中乾隆三十五年日记，所记起于该年正月初一，终于该年腊月（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录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腊月（十二月）之日记国图官网上该书目录信息显示，该年日记起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一月迄同年九月。不对。。乾隆三十九年日记，所记起于该年正月初一，终于该年腊月（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录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腊月（十二月）之日记。乾隆三十五年，王际华时任礼部尚书，故日记所载之事亦多与此官职有关。乾隆三十九年，王际华时任户部尚书，并兼任四库馆总裁，故日记所载多涉《四库》编修之事。
原书正文为行草书写，写于每半叶十行的红格纸上，字迹、用纸均与上述的上图本同。
通过现存的日记可以看出，王际华写作日记的态度是相当认真的，几乎每日不漏都有记载。即便当时没有记载，也会设法补上，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初八日的日记即为补记。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七、八、九三天未有日记，但日期已标出，且留有余纸，估计是要补写的，后来不知为何未能补上。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的日记，也是如此。
二、 《王际华日记》的史料价值
王际华身为清廷重臣，且兼任四库馆总裁，其日记对当时清廷政治经济活动、北京上层社会生活、四库馆工作等均有详细、可靠的记录，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 四库学研究
由于总裁刘统勋去世较早，于敏中与王际华遂成为四库馆早期重要的两位总裁。《王际华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其总裁工作有较多反映总裁的工作实不止以下所列各项，这里只是就《日记》所载而论。。
（1） 办理《荟要》
《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修书的衍生物。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四库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荟要》，由于敏中与王际华负责“谕内阁编《四库全书荟要》着于敏中王际华专司其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载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荟要处即设在武英殿。据日记所载，其时王际华较为频繁地入直武英殿，应与其负责《荟要》的编修有关。例如，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载：“直武英（办《春秋通说》）。”十一月五日载：“未刻至武英看书，销签。迫暮乃返。”
其时王氏办书甚为勤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看书籍，如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载：“杜门。……看荟要处书致疾，夜子方寝，气即上逆，彻夜立以待旦，苦矣。”十月二十九日载：“卯初起，以风冷异常。上诣寿皇殿，于永恩殿用早膳，姑不入直。坐至辰正（阅《荟要》书），始赴午门前……”乾隆对王氏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据“谕内阁四库全书处进呈各书疵谬迭出总裁蔡新等着交部察议”（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载：“四库全书处进呈钞录书本，朕连日偶加翻阅，检出舛漏处，不一而足。……至各总裁内，王际华于校勘《荟要》诸书，加签标识者甚多。前此呈览时，朕详加批阅，并未见有字画错误之处，办理尚属尽心。此次著免其议处。”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74—275页。这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入直……昨上以《荟要》进书无讹免予处分，今日奏谢。”
日记中关于进呈《荟要》及乾隆审阅《荟要》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及分析办书之流程。其时，王氏将缮写好的《荟要》分批进呈御览，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载：“以《荟要》百一册上呈。”乾隆则审阅进呈之书后即发下交回荟要处。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六日载：“入直……坐看书。午初，上回宫，看《荟要》，随看随下，至晡乃毕，予始归。”乾隆审阅是非常快的，此批书共101册，午初开始看，至晡时已全部阅看完毕。关于乾隆审阅的速度，还可参看：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入直。以《荟要》一百一册上呈。未正归。”十一月二十五日载：“卯初一刻进西华门，憩造办处。……《荟要》一百一册都下。”五天时间，101册又已审阅完。又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日载：“入直，以《荟要》书八十五册呈览。次日晚下，蒙恩许可。”可见，只过了一天，就审阅完85册。
从上可看出，乾隆确实是一一审阅过进呈本的，而且，审阅速度特别快。当然，由于时间关系，乾隆不可能很细致地阅读这些书。
（2） 办理聚珍本
作为武英殿总裁及四库馆总裁，王际华还要兼管聚珍版事务。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载：“奏请国子贡生十人，祥庆管摆字，又供事六人。”五月十一日载：“奏武英殿通行书，并进聚珍版书，俱蒙温旨。晚奏宋版《杜诗》，大惬圣意。”可见，王际华应该是主管聚珍本的总裁。
从日记看，王际华办理聚珍本的工作还包括：督催办书。据《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二载：“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庚辰朔，谕曰：蒋赐棨著加恩令其在武英殿行走，随同王际华查催书籍。”《清高宗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8页。另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载：“午初直武英，蒋戟门始至此办事（前月三十日奉旨复轻车都尉，次日奉旨命随同予催查书籍）。”蒋戟门，即蒋赐棨。蒋氏此前曾因罪被撤职。稽查功课。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日载：“直武英，（张、李二公同饭。嵇大司马亦至，同吃饭，颇精洁，嵇公斋，亦甘之）。定稽核一岁功课谕单。”六月十五日载：“直武英，清查一年以来功课。事毕，乃食。”誊录姚岐谋旷课数月，分校郑燨不查报，即是在此时被主管的总裁王际华查出的，而王际华也因没有及时查出而受处分参“户部尚书王际华奏誊录姚岐谟旷课数月分校郑爔等不查报请交部议处折”（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载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4—225页。。
（3） 其他
《王际华日记》还记录有其他有关四库学的史料。例如：
荐人。据日记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九载：“是日，予奏请以查莹充纂修，蒙允行。”九月初五日载：“张羲年过谒，送收《王文成集》《全浙遗书目》。”十月十九日，于敏中、王际华等奏请令张羲年在四库馆纂修上行走参“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请令张羲年在四库全书处纂修上行走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载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76—277页。。可见，张氏与王氏关系不错，故得以被荐入馆。
选取誊录。据于敏中致陆锡熊函云，“誊录一项，现在勿庸再添，其详已具王大宗伯启中，想必致阅也”（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六月），“候补誊录即传令抄书，未补之前所写之书如何核计，似当定以章程，方为周妥。昨已有札致王大农矣”（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五）以上分别见于敏中《于文襄手札》，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影印本，第3、24函。。而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载：“本日奏捐纳各誊录留馆优叙（得旨允行）。”六月初十日载：“明亭相公复欲收录钞胥，说以止之。”十一月初三日载：“至翰苑，面试应考篆隶誊录十八人、绘图三人。试毕，封送金坛。”可见，王际华也负责誊录的选取，而且，于敏中还与其往复讨论此事，似乎很重视王氏的意见。
助校。四库馆臣常请助校帮助办书。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载：“延朱大庭到家，办对《荟要》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邵廷仕来（予延之对《四库全书》也，下榻海棠院）。”朱大庭、邵廷仕，应该均是总裁王际华请的助校者。
《永乐大典》余纸的颁赐。《四库》开馆之初，乾隆曾将《永乐大典》余纸赏赐给四库馆馆臣。但是，馆臣获赐余纸的数量是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六日载：“本日恩赐《永乐大典》纸一百张。”可知王际华获赏一百张《大典》余纸。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四库馆总裁可能每人均获赐一百张余纸。
与于敏中手札相印证。《于文襄手札》收录了四库馆总裁官于敏中陪侍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期间写给四库馆总纂官陆锡熊的书信，共56函。这批书信均与《四库全书》编修有关。手札原稿未标明写作年份，虽有陈垣、胡适、徐庆丰等作过相关考证，但仍有诸多可补充印正的地方，而王际华日记正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例如，日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九，晴。卯诣内阁，递请安折。入直，以《遵生八笺》封寄行在，金坛札知上宣取也。至传心殿，会英公言事。札答于中堂，即归”。《于文襄手札》第三十二函载：“……六月廿三日。《遵生八笺》日前觅到一部，版缺误不堪，未知外间有初印本否？”可知此函应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廿三日。
总之，相对于敏中等军机大臣来说，王际华更专职于《四库》修书之工作。从日记可看出，王际华的空余时间也尽量用于办书。也正因如此，王际华被乾隆和很多人视为早期四库馆工作有贡献者之一，故“谕内阁王际华遽尔溘逝着晋赠太子太保”（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载：“户部尚书王际华，才品端谨，学问优长，久直内廷，简任部务，懋著勤劳。迩年承办《四库全书》及《荟要》事，尤为殚心经理。”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01页。
2. 清廷大臣之日常生活研究
《王际华日记》除了记述其工作外，还有不少篇幅涉及其公事之余的私生活，反映了当时京中官员私下的交接来往、人情世故。至于四库馆中的私人关系网，我们亦可于此窥见一斑。
日记中有大量的关于和受礼的记载（其中当然主要是受礼），可以说是人情来往无虚日。王际华收受的礼品非常多，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为了记账核对，也为了礼尚往来，日记中对每笔人情来往都尽可能地加以记载。其中，有时是随收随记，例如，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日记载:“保全，收蘑菇。同年范崇棨来，未接，送茶、火腿、南枣、菊。”有时是一总而记，例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记载的数十条记录，应该是一段时间所收礼物（包括金钱）的总汇。
给王际华之人，有同僚，有同年，有一般的朋友，也有大量的门生以及不认识的人。例如，地方官晋京，多会给京城一些高官，这一风俗在明代即已形成，所物号称书帕。清代也保留这一风俗，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此外，有的地方官虽不亲至京城，亦会通过寄赠的方式与王际华加强联系，例如，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廿八日日记载:“川藩钱鋆寄川连二、藜椒二、通海袍褂二、嘉定贡绸四，差对包、小包、二两、扇。”可以肯定地说，对于王际华这样的高官而言，受礼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然，王际华也会给朋友、同僚等，甚至他也常给下属及低级的地方官。他给下属，有奖励之意。他给低级的地方官，则可能有托其办事之由。不管如何，可以看出，王际华并不是直接以权势使人，而是以礼物相周旋。可见，礼物确实是当时人际交往的润滑剂。需要注意的是，王际华花心思、开销的礼物，是给皇帝的贡品。逢重要的节庆，王际华都会进贡礼物。他对此非常重视，往往提前多天准备，而且礼品也是极尽奢华、珍贵。例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载:“赏收如意、拱璧插屏、三阁记方、《胪芳延庆荟景敷韵》一对、汉玉鹰雄合景尊、脂玉海棠觚、旧玉菊花壶、珐琅八蛮进宝灯一对、珐琅大吉挂瓶一对、珐琅麒麟一对、珐琅余庆炉、龙泉洗、红花瓿、翡翠大瓶、瓷水盂二、树根笔筒、《梅雪栖禽》（吕纪）、沈士充《移梅图》，十八件。”乾隆一般会在大臣进贡的礼物中选择性地收取，日记所载只是乾隆实际收取的部分。
王际华平时宾朋交接众多，聚会饮宴不断。其中，有时是师生之聚会，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载：“延顾葵、董熙、陆学逊、常循、朱诜、王金键、赵万里、王青云、王藻、杨昌霖、朱大庭饮，共四席。杨世纶、张仲芳、葛桂芳不至，皆戊子江南门人也。”这些人均为王际华的门人，其中常循、王金键、杨昌霖、杨世纶四人都曾入为四库馆臣，而杨世纶与王际华因《四库》之事来往还相当频繁。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通过王际华推荐入馆的门生应该是比较多的。有时是同年聚会，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载：“遂至浙绍会馆会乙丑同年，到者蒋时庵、李恒斋、毛镜浦、吴△△、丁△△、励自牧、庄方耕，又请年侄徐天柱、刘锡嘏、闵思诚、周△△、周△△……”有时是同乡聚会，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初一载：“同乡到者为倪仓场（承宽）、钱阁学（载）、赵通参（佑）、朱司业（棻元）。”有时是同事之聚会，包括四库馆中的同事和官场的同事其时官场上多有轮流宴请之习惯，如入直之大臣即多如此。，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载：“杜门，延协揆程（景伊）、大宗伯蔡（新）、大司马嵇（璜）、大司寇崔（应阶）、总宪张（若溎）、少司马周（煌）、少司空李（友棠）燕饮。”九月初一载：“祥、金二人来白事。延纪昀、陆锡熊、彭绍观、宋诜、陆费墀饮，杨昌霖陪（王仲愚、百龄不至）。晚始散。”
从王际华的交往看，他与于敏中、陆锡熊、姚鼐的来往频繁，应该关系不错，而与纪昀、朱筠的来往却极少，显然关系比较疏淡。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四库馆中的关系网，以及馆臣各种表现的背后原因。例如，王际华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参奏分校邱庭漋一事，当时分校很多，而且像邱庭漋这样违规的分校应该也不少，为何参奏他呢？从日记看，王际华与邱氏确实没有什么交情，这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日记中所载的一些生活琐事、人生感悟，让人读来也饶有趣味，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载：“直武英。张总宪、李少空皆在，同膳而出（不过吃饭而已，可笑）。”三月廿九日载：“祝四都统八十寿，（猪一、羊一、酒二、烛二百枝）俱收去。见面不谢，如不知者，似此亦可毋庸与应酬矣。事不自行检点而托他人，以为信得，殊信不得也。以后吾视人竟无可托者矣。”四月初九日载：“遣送郑钧酒席，不收，与狗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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