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拇指和食指组合成一个长方形，模拟着身边这张老照片中的取景，哈，“拉近”一点儿，就是这里了，老照片的拍摄地点终于找到了！我深吸一口气，将老照片慢慢举起，直到与肩膀平齐，仔细审视，反复确认，没错，此处长城及其背景与老照片完全一致。一种感觉涌上心头，奇妙而又兴奋。又一个威廉到这里来了！我——威廉·林赛——此时此刻就站在他——威廉·盖洛——一个世纪前驻足的地方，分毫不差。威廉·盖洛对他面前的长城是这样描述的：“此处长城十分壮丽，为万历皇帝所修。”遗憾的是我来得太晚了——让威廉·盖洛赞叹不已的四座敌楼，早已损毁。尽管如此，我想，用“壮丽”一词来描述这段长城，也绝非夸大。
沸腾的心潮终于平复，我开始拍摄现在的长城。这是“重摄技术”——一种用新老两幅照片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摄影技术。对我来说，这并非易事。的挑战是在世界长的建筑物蜿蜒穿过的广袤的地域里寻找一个小得不起眼的地方。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相关坐标事先输入卫星定位系统（GPS）的存储器，然后再原路返回搜寻，那么事情就容易得多了。然而，一个世纪前拍摄长城的威廉·盖洛给我提供的线索是只言片语的文字说明。比如我面前的这张图片上只写着“Paishih K’ou，距Futuyeh六十里”（白石口，距浮图峪六十里）。是直线距离六十里还是实际距离为六十里？而当我向过路的人询问时，把“Futuyeh”读出来，人们不是耸耸肩膀就是满脸迷茫地瞪大了眼睛——也难怪，现在的中国有多少人知道19世纪的威妥玛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首先我得找到老照片拍摄的大致地点，随后在村里走家串户，让人们看老照片，如果走运的话会有老人指点迷津。假如这招失败，我只好爬上能够遍览周围景观的点，登高远望，希望能发现这里长城的蜿蜒姿态及天际轮廓与老照片是否吻合。
下面的事情就要靠直觉了，更具体地说，是把视力、腿功与想象力结合起来，确定重摄长城的准确地点。向前看，仔细观察蜿蜒伸向远方的长城；再往下看，认真审视周围景物，与手中的老照片对照；随后，为了找到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我会在密不透风齐肩深的灌木丛中蹚出一条路（如果找对了，那么这灌木丛也是长城的变化之一）。艰难跋涉的同时，我的信心也在增长。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可能近在咫尺！看，这段长城的地平线轮廓与老照片完全吻合，老照片肯定是在前面某个地方拍摄的。此时此刻，信心转化成了信念，就像我再次与故去的威廉站在了一起。
威廉·盖洛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埃斯顿城。作为探险家兼传教士，他于1908年成了全线考察长城的人。与多数探险家不同，他在返回祖国的时候除了自己拍摄的照片之外什么都没有带走。回国后，他到处发表演讲，介绍自己考察长城的经历；而在此之前，长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鲜为人知。他的演讲往往座无虚席，他用烛光幻灯机放映的长城形象，尽管图像摇曳不定，却使听众为之倾倒。1909年，盖洛的著作《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问世，这无疑是部外国人关于中国万里长城的专著。
然而我首次“结识”威廉·盖洛，并不是因为有意重摄长城，而是通过玛约里·黑塞尔·笛尔曼（Marjorie Hessell Tillman）女士的牵线搭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笛尔曼女士曾与担任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丈夫一道在日本东京居住，他们收藏了大量关于亚洲历史、文化的书籍，其中便包括威廉·盖洛所著的《中国长城》。1989年的一天，已返回伦敦居住的笛尔曼女士在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我在播讲自己不久前完成的长城探险，以及刚刚出版的《独步长城》（Alone on the Great Wall）一书。笛尔曼女士认为，威廉·盖洛所著《中国长城》的下一个拥有者非我莫属；不久，她便把书寄给了我。
《中国长城》里使用的照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令我惊叹不已。其中一幅照片展示的长城似曾相识，引起了我的好奇。这段长城在北京以东大约150公里处河北省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对这段长城了如指掌，因为1987年我不仅到过那里，而且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为的是以它为背景用相机定时器给自己拍一张照片。或许是命运使然，编辑把这张照片用在了《独步长城》一书中。就这样，相隔八十年的老少两个威廉在此相遇了——威廉·盖洛坐在地上，头戴一顶盔帽；而威廉·林赛戴着一顶军用皮帽在行走。然而，我注意到新老两张照片有一处显著不同，威廉·盖洛的照片上有一座敌楼，而在威廉·林赛的照片上，这座敌楼已经不见踪影。兴奋的心情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沮丧。随着岁月流逝，1644年以后不再担任防御功能的长城，也在悄悄改变着容貌。长城，特别是所谓的“野长城”正在消失，很多地段的长城我只能凭借想象构建它昔日的样貌。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长城日积月累的微小变化的确会导致长城的巨变。1982年，我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做客的时候买了一个地球仪，长城是这个地球仪上标出的人造建筑物。关于长城，当时有一个广泛流传却系子虚乌有的赞誉：长城是人类从月球上能用肉眼看到的建筑物。而我赞美长城，则用的是长城是地球仪上标出的建筑物这一铁定的事实。2004年，我再次访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在那里又买了一个地球仪，却发现地球仪上的长城消失了，是地球仪制造商的疏忽，还是长城真的变短、变矮了？许多地方的长城已不复存在，这我早就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伤心。
这是因为从儿时起，我就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我是通过《牛津大学地图集》（Oxford School Atlas）与长城结识的。兴奋之余，我告诉家人、同学和老师，早晚有一天，我要去中国探险，从万里长城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深受鼓舞的我终于在1987年完成了这儿时的梦想，为时78天。然而，在这78天中，竟有一半时间根本看不到长城。16世纪中期，中国人曾经大规模地修建长城，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长城却遭到空前的浩劫。我徒步考察长城，就是在这浩劫发生后不久进行的。16世纪一些在中国南方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把关于长城的信息传到了欧洲。他们说，在这个帝国的北部有一道非常长的城墙被用作防御工事。关于长城的信息越来越多地传播到欧洲，用城堞表示的长城终于出现在人类有史以来出版的幅中国地图上。这幅中国地图由亚伯拉罕·奥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绘制，见于1584年版的《寰宇全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寰宇全图》问世后仅仅六年，长城就出现在全球幅公开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从那时起，直到不久前，长城一直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物在世界地图上标出。
那么，长城为什么从地球仪上消失？哪里还有长城的残段？长城的保护在哪些地方取得了成功？在另外的地方为何遭到失败？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重摄技术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重摄，就是把现在的长城拍摄下来，与老照片对比，这样就能直观地显示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长城发生了哪些变化。威廉·盖洛的《中国长城》和他的精彩的长城老照片启发了我，我通过互联网收集并购买了更多的老照片，并且将其加以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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