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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个在近代复兴中国古典建筑的建筑师是美国人，他也是中国代建筑师的老板、朋友与合作者，而他的生涯长期隐没在历史之中，无人深挖，他探索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详细记述茂飞建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女大、湘雅医学院……并出任国民政府首都计划（南京）顾问的具体过程，客观评价茂飞的建筑遗产和影响力，填补历史空白。
☆是建筑史，也是近代史：从建筑项目切入，详细呈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中，教会、买办、美国外交官、国民政府、民族主义……几股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一个特别复杂的近代中国跃然纸上。揭示建筑背后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
☆通过建筑，理解权力、文化、身份、形式、空间；理解近代中国；理解全球化。
从清华园里的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到燕园的博雅塔和贝公楼，到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到上海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大来大厦和圣玛利亚女校（张爱玲母校），到长沙的湘雅医院及医学院早期建筑，到福州的福州协和大学；从设计中山陵的吕彦直，到中国建筑师学会首任会长庄俊，从“大上海计划”主持人董大酉，到设计美琪大戏院的范文照；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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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中心，重点介绍了亨利·茂飞的建筑和城市规划。这位鲜为人知的美国建筑师初于1914年来到中国为雅礼协会设计校园，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被持续二十年的专业和文化挑战所吸引：如何保护中国丰富的建筑传统，同时使用的西方技术设计新建筑。茂飞的建筑是一种妥协——他曾称之为“旧瓶装新酒”——本书从这些“瓶子”的视角出发，理解茂飞为自己在中国的建筑找到一个中间地带的追求，同时也审视了一个未来难以预料的动荡社会。茂飞建筑的意义不仅局限于美学或技术，它们无意中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如蒋介石和孙科，都要求他提供城市规划建议，以满足他们对城市改造的期望。
针对20世纪非西方背景下执业的西方建筑师的严肃研究很少，少数出版的相关著作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或荷兰的殖民地建筑上。因此，该书对美国和中国的建筑史领域都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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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郭伟杰（Jeffrey W. Cody），康奈尔大学客座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师，建筑历史学家协会、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亨利·K.茂飞，是中国建筑史和城市化专家，现在负责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东南亚教育计划。
译者简介：
卢伟，南京大学建筑学硕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学术兴趣点主要聚焦于中国近现代建筑。相关论文见于《城市规划》、《中国园林》等学术期刊。
冷天，东南大学建筑学硕士、南京大学建筑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建筑系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历史建筑遗产改造更新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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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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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中文版作者序
英文版致谢
前言：筑就妥协
章 跨越太平洋的挑战：茂飞的中国邂逅（1914—1918）
欧洲之旅（1906）
茂飞&丹纳事务所（1908—1914）
踏足亚洲，1914年
茂飞在上海和长沙，1914年5—6月
北京，1914年7月
总结
第二章 建立在华的实践：逐力京沪（ 1918—1919）
茂飞在韩国，1918年5月
茂飞在北京，1918年5月
哈利·何士与北京协和医学院，1916—1918年
茂飞在扬子江下游，1918年夏
有福之州，1918年夏
上海的希望，1918年
总结
第三章 建造校园与办公大楼：金陵女大、燕京大学、花旗银行与大来公司（1919—1921）
金陵女大校园建设的阶段（1918—1919）：初步选址与风格问题
成长的阵痛：来自燕京大学与事务所的挑战
花旗银行、大来公司与失稳的茂旦洋行
总结
第四章
建立声望：合作伙伴、锲而不舍与收获赞誉（1921—1927）
金女大开幕（1923） 与“适应性建筑” 路线的扩散
重新适应，1924—1926年
总结
第五章 都市再造： 孙科、 蒋介石的广州、 南京计划（ 1923—1930）
美式规划在广州（1911—1921）：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崛起与传统城市肌理的瓦解
美式规划在广州（1921—1927）：茂飞与孙科缔结友谊
美式规划在南京（1927—1930）：茂飞出任《首都计划》首席顾问
总结
结语： 茂飞之遗产
茂飞之遗产：通过文献来考量
茂飞之遗产：以中国建筑师的作品来考量
茂飞之影响：以后来的“适应性建筑” 来考量
总结
参考书目
手稿档案
政府公文
报刊
期刊杂志
录音采访（未公开发表）
二次文献（英文部分）
二次文献（中文部分）
机构所有
个人所有
著作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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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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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就妥协
1914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基拉姆·茂飞来到北京，花费数个小时，流连于紫禁城内重重庭院中，为那些“雄伟庄严之建筑”而勾留。“（这）是世界上为卓越的建筑群”，他宣称道，“如此地恢宏壮丽，难以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或城市中觅得。”茂飞自此彻底地迷上了中国，并持续影响了他后来二十年的执业实践。当他返回位于纽约的建筑事务所，推敲、调整具体的设计方案时，茂飞不得不直面此番中国之旅带来的重重考验，为首要的一条，便是如何在建造一座新式建筑的同时，保存并维系那些中国建筑特有之丰厚传统。他提出建议，中国建筑理应享有与西方建筑相对等之地位，中国建筑师更应该从自身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以取代那些觅求西方建筑原型与范式之倾向。茂飞进而推动他的中国业主和同行，去探寻一种建筑上的折衷；正如他在其个人工作中力图达成的，一种介于西方技术和中国风格之间的妥协，一种在动荡金融（汇率）局势下努力维生并在设计上融汇中式建筑语言的妥协，一种游走在宏大城市规划和苦涩政治现实之间的妥协。茂飞与中国之相遇，激起的更多是机遇和挑战，而非气馁与懈怠。
1914年，茂飞开始为雅礼会设计一座位于湖南省府长沙的校园建筑群，进而将其业务范围拓展到东亚地区。1900年的庚子事变开启了新的世纪，清王朝的统治却一步步走向衰亡。此时，凭借着学术和慈善方面之专长，以耶鲁大学为先锋的多所美国大学和基金会，纷纷涉入中国事务，试图帮助这个正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国家，藉此争取未来之回报。1911年的一场革命，终结了一个王朝对中国350多年的统治。自1902年起至1913年，雅礼会一直努力扩展其在长沙（一座临近出生地的城市）的医学教育事业；此时将建筑师茂飞聘请过来，希望他能够将耶鲁的教育理念，落实为具体的建筑形式和空间。这个项目开启了茂飞后来在华三十多年的建筑实践，直至1935年，他悄然告别中国，再未回返。这位随和的、在中国度过大半职业生涯的美国建筑师，俨然以一个“中国通”的身份，热情洋溢地向美国民众讲解中国建筑特有之丰厚传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颇有些耳背的建筑师之宣讲， 并未在美国引起多少听众之反响。除了几篇发表在鲜为人知期刊上的短文，以及数场未留下记录并早已为人淡忘的演讲之外，茂飞这个名字在他的家乡几乎是寂寂无闻的存在；仅存的特例来自他曾经的雇员—培根先生，这位后来著名的费城总规划师，他的笔下偶尔还会出现茂飞的名字。1989年，西方媒体镜头曾经一度扫过北京大学的校园（原燕京大学校园，茂飞成功的设计作品之一），这或许是茂飞获得公众关注度的时刻。到了1998年夏天，当克林顿总统来到同一座校园进行访问时，随行记者们也捕捉到了类似的瞬时影像；虽然茂飞的作品再次未署名地出现在聚光灯之下，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院落和建筑物的设计者， 竟然是一位同样来自美国的建筑师。他一直游离于建筑学界的研究视野之外，几乎完全被建筑史学家和民国史学家所忽视。
他在中国的名字叫作茂飞（有时也被称为“墨菲”或“默飞”），某些中国学者至今依然将他视为一位有名望的美国建筑师。近代以降，中国境内许许多多的建筑物，已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近期蓬勃的商业开发浪潮的冲击下渐次灰飞烟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数量的茂飞作品，虽未被列入历史遗产或风貌建筑之名录，却奇迹般地逃脱了历次的劫难。事实上，这些建筑物幸存的原因，部分在于管理方偶然的疏漏；部分在于这些建筑物看起来仍足够坚固，因而颇有重复利用之便利。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虽然从未发生过任何业务上的关联，茂飞也因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南京新首都计划（1928~1929），而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多数建筑师和规划师，虽然口口声声强调自己只关注所谓纯粹之美学和技术问题，却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政治的羁绊，茂飞自然也难以幸免。
二十余年在华之经历，使茂飞对中国建筑传统的通晓与修养，显然超过他在政治上的体悟与稔熟。然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传统” 这个词对茂飞及其同辈人而言，究竟意谓着什么？“传统”这个词本身就存在着疑问和歧义，部分原因来自任何文化所共有的建筑传统之多样性；部分原因来自传统是如何屡次被发明之过程；部分原因在于传统是如何轻易被设置为同样含混隐晦的“现代性”之对立面。对茂飞而言， 中国建筑传统包含三个层面：以明清紫禁城（约1421~1894年）为代表的体系性空间营造；适应上述宫殿式建筑和其他建筑类型（如宝塔等） 的建筑形式语言；以及在斗拱交接、屋面处理及彩画配置等形式语言背后所蕴藏的结构或装饰性特征。他将中国建筑视为既有建筑体系中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分支。“古代中国蕴育了一种世界上伟大的建筑风格。在（西方）古典和哥特式建筑均已被证实，具备足够的适应性去满足现代科学之布局和建造的情况下；我认为否认中国建筑具有类似之适应性，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上述观点日后亦成为部分中国学者之共识，其中知名的，便是20世纪中国影响力的建筑史学家之一——梁思成先生（1901~1972）。然而，这些中国学者既不愿承认自己受到茂飞的直接影响（例如梁先生），也未能就中国建筑“传统”之构成， 提出更好的替代性阐释。
茂飞对中国建筑传统之深入研究，集中反映在他提出的两个理念之上：“中国建筑的适应性”和“中国建筑的复兴”。此时，术语问题再度浮现。上述建筑理念中的关键词——“适应性”或“复兴”——究竟意谓着什么？尽管有些中国建筑师也持有类似之看法，认同在一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去“转适”中国建筑的观念，但论及对此观念扶持、推行之力度甚者，仍非茂飞这个西方人莫属。如果对传统本身都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那么对传统的转适，终将落入镜里拈花、水中捉月之尴尬境地。同样的，“复兴”这个词牵涉了太多的概念羁绊，其含义充其量仍然是主观的。适值“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一个颇带帝国主义色彩的用辞）日渐式微，“中国文艺复兴”（一场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文化潮流7）粉墨登场之际，茂飞着力倡导所谓“适应性建筑复兴”之观念，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撑，但茂飞对中国建筑复兴道路的探索，同当时备受关注的多个文化转型现象或许潜藏有深层的关联，例如白话文运动之兴盛、学生民主运动之激增以及中国水墨画家试图对既有传统进行转换、调适之探索等。“建筑和“Reconstruction”（建设）在中文用词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可能并非只是语言中的偶然。毕竟，在茂飞由一个独立教会建筑师成长为南京新首都计划首席建筑顾问的时代背景下，“建设”这个词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民族主义政治的印记。无论如何，单纯依托语言学上的假设，终归无法在“建筑”和“建设”之间寻找到必然的联系。
为合适的方法是追溯历史，还原当时的语境来理解这些词语。茂飞认为转适是一种创新，而复兴却是一种再造；但关于他转适或再造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更为细致地辨识与厘清。一代人的建筑创新，终究成为下一代人的建筑历史；而一位建筑师的复兴探索，难免亦是他人眼中的不合时宜。对茂飞作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去深入理解“中国建筑复兴”和“中国传统转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探索适应性中国建筑的道路上，茂飞并非孤身独行。无论熟人或是陌路，当时亦有多位茂飞的中国建筑同行，同样在质疑和突破既有遗风余俗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后人曾整理出一份“代中国建筑师”名录，然而，这份名单中的部分建筑师，要么直接受到过茂飞的指导，要么对茂飞之作品有相当的了解。曾经为茂飞工作过，或者跟茂飞合作过的中国建筑师有：吕彦直（1894~1929）、李锦沛（1900~1968）、范文照（1893~1979）、董大酉（1899~1973）、庄俊（1888~1990）和赵深（1898~1978）。名单中还有几位建筑师，如梁思成（1901~1972）、杨廷宝（1901~1982）、童寯（1900~1983）、刘敦桢（1897~1968）、林克明（1900~1999）和陈植（1902~2001）；尽管他们在自己的执业生涯中并未同茂飞产生过明显的交集，但他们显然对后者之作品谙熟于胸。这些中国学者中的大多数从未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但他们却在质疑、批判那个时代的陈旧建筑俗套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书将茂飞适当地回置入当时中国的同辈建筑师之中， 以便更好地阐释他的行为及活动。因此，需要对1911年（清王朝覆亡） 至1937年（日军占领大半中国）这段时间内“适应性建筑”的动机、特征和阻碍，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考察。
在全部的中国职业生涯中，茂飞一直主动（间或被动）游走在传统和创新的藩篱之间。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越长（1914—1935年间，他曾八次到访中国，而每次行程均历时不等），茂飞就越发确信，那些同时代的建筑师，要么忽视了中国的传统，要么把中国传统之建筑视为易耗品或牺牲品。茂飞认为大多数中国建筑师并不了解中国建筑的优越之处， 而那些外国建筑师或是将中国建筑看成古董，或是把中国建筑当作装饰品，套用在西式的平面或立面之上。与之相反，茂飞声称，他眼中的中国建筑更像是一种“活的有机体”。他试图将中国建筑从沉睡中唤醒， 将其分解为独立的形式部件，去解决新的实际问题，譬如怎样去规划教会的学校，以及如何运用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如钢梁和钢筋混凝土）。至1910年代，这些材料和技术已在北美地区获得了广泛的建筑实践，但对中国而言，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茂飞提出的“适应性”概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建筑样式问题，进一步涵盖了商业贸易、个人成就等多个方面；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跟国民教育、政治变革存在着隐晦的关联。他所跨越的不仅仅只是国与国之间的疆界。某位学者对多位当时在美国更为成功的建筑师，曾做出如下之描述，在这里似乎也适用于茂飞：“建筑师的世界包罗了艺术家和生意人。诸如查尔斯·麦金、丹尼尔·伯纳姆和卡斯·吉尔伯特之类的人物，大都擅长于穿梭在公司董事会、大学理事会、俱乐部、市长办公室、设计制图房、建设现场以及艺术家工作室之间。”同样，我也会着重加以说明，茂飞是如何巧妙地平衡了自己保存中国建筑之遗产的艺术信念，以及一个在华执业之美国建筑师的奇思妙想。
本书试图将茂飞之美版中国建筑的不同线索，编织成一件文化的霓裳。穿针引线之前，固然需要准备合适的缝线，挑选穿孔相符的缝针。条线索，便是回顾茂飞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前往中国的原因。因此，章回应了茂飞在面对与中国相遇（1914年）的挑战之前，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准备。他曾是哪种类型的青年美国建筑师？他是如何、在哪里接受专业之训练与工作？他参与过哪些设计实践？茂飞初的合伙人是理查德·丹纳，他们的早期实践大都使用一种所谓“殖民复兴”的手法，专为富裕和中产阶级客户，设计一些位于城区或郊县的私人住宅。他们的业务初从纽约市起步，逐渐拓展到康涅狄格州，进而少量延伸至美国东部的佛蒙特州、缅因州等地区。茂飞和丹纳所追随的，是一种19世纪末期被牢固确立起来的时髦风潮（其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而这股建筑风格之潮流，正是通过不断调适自身以满足富有特权阶层的需求，促成了美国的殖民文化得以再一次被粉饰并复兴。在此概念之基础上，茂飞后来“复兴”中国建筑的殖民式手法，也给他贴上了中国本位之殖民复兴主义者的标签。
至1920年代后期，茂飞已然在中国建筑界收获了远超其美国故土的职业声望和地位。1928年受邀担任南京新首都计划之首席建筑顾问后，茂飞也将其职业命运同那些民族主义政治家相互捆绑在一起。南京曾是明朝的国都，然而在19世纪中叶，同样定都于此的太平天国，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1927年，蒋介石选定南京作为国民政府之首都，重新提振了这座城市的地位。第五章着重关注茂飞在这场时代风云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在城市规划上的成就和理想。虽然早在1923 年，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孙中山先生长子）便征询过茂飞对广州市新规划之建议，但直到五年以后的南京，他才以一种更为深入和协同的方式，承担起城市规划上的责任。他跟国民政府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30年代。
到了1932年，随着茂飞与中国建筑师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上的理念也催生出更为深远的影响。1928年，为在故土取得稳固的立足与发展，藉此抗衡那些外国建筑师的竞争，几位留洋归来的中国建筑师联合创办了一个专业学会：中国营造学社。尽管茂飞并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但营造学社中的多位人物不仅曾接受过他的教诲，也都对这位西方建筑师身上浓厚的中国情怀表示出极大的敬佩。1930年代初期国共关系走向破裂，日本逐渐显露出侵略者之狰狞面孔，国内政治版图上也随之浮现出令人不安的乌云。从1930年起，中国建筑业长期保持一种蓬勃的发展态势，直到1937年南京大屠杀爆发。此后的十二年时间中，尤其在抗日战争的冲击下，大批名胜古迹遭到了破坏，难以计数的城区被战火摧毁，大部分的建设活动也因此陷入了停滞。
中国的建筑活动历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1912年清王朝覆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和接踵而至的技术引入下，跟建筑相关的工作愈发呈现出繁琐复杂的特质。而这段曲折坎坷之历史，也在观念上为后来那些参与建设崭新中国的建筑师，埋下了微妙的、难以言述的影响。跟当时大多数建筑界人物相同，茂飞也感受到这个正在寻求新身份的民国时代中，那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压力。本书后的部分将阐述茂飞后来留下的遗产，并对他的得失进行全面的考量。茂飞对适应性中国建筑的追求，在他于1935年从上海返回美国之后，得到了许多中国建筑师、规划师及政治家的认同。在保持固有文化内涵的同时，中国又应该如何从建筑和技术的双重维度，去借鉴西方既有之经验？茂飞离开中国后，这个颇为沉重的问题，依然在多股建筑风潮背后，反复不断地回响。其中包括：1930年代用“大屋顶”来体现中国传统之尝试；1950年代早期在“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主义形式”之间寻找平衡，以1959年天安门广场改造和“十大建筑”的落成为高潮；1978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推行“鼓励创新、繁荣创作”的设计理念，一方面提醒“避免炫耀、摆脱浮夸”与“抄袭现有的语言和熟悉的符号”。茂飞探寻适应性建筑上遇到的种种问题，至今仍是中国建筑实践中悬而未决的挑战。
严格说来，对适应性建筑之探寻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然而，茂飞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1920—1930年代），却触碰到几个超越中国边界的、至今仍在反复回响的议题。其中频繁被含混术语和冗词所纠缠的，也是为根本的四个议题包括：（1）关于“传统”应该在新建筑设计中，发挥如何之作用的问题；（2）关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建筑行业， 如何与文化和跨国身份认同达成协议的问题；（3）关于如何提升对“东方主义”内涵之认知的问题；（4）关于“混杂性”，以及后殖民社会如何面对其殖民历史的问题。上述议题伴随着茂飞的中国旅程时隐时现，因此在进一步深入之前，好先对它们做一个简要的剖析。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提到美国式建筑，人们往往联想到的，都是那些知名大型跨国公司之在华作品，其中包括：波特曼、SOM、KPF，以及HOK，而这些公司业已在年轻一代中国建筑师中产生了相当之影响。此外，中国对美国文化某些方面的沉溺，也反映在一些粗鄙的小型建筑之上，如遍及全国的快餐店，以及几个中心城市近郊的美式高尔夫球场和山庄等。世人从未将这些新近的建筑项目，置于一种连续的、适应性发展的历史视角中加以考察；中国人认为业主和使用者理应包容与接纳从外国引进的建筑文化，而西方的设计师则试图将一种全新的建筑潮流，移植到这片波谲云诡的中国大地之上。
茂飞深信，美国商业之未来必然将同环太平洋经济带有紧密的联系， 他也是早提出这个观念的美国建筑师之一。1939年，他继而为旧金山金门世博会[1]设计了一座纪念物——“太平洋联合塔”。如果说，今天我们对美国人早先在输出其设计或建筑技术上所扮演的角色并无全然之了解；那么，我们对上世纪初美国建筑师在境外活动的认识，则几近于一片空白。如果承认今天的中国建筑比过去更为全球化，那么是茂飞在默默地帮助实现了这一目标；如果发现今天的中国建筑师比过去更为国际化，那么也是茂飞在暗地中帮助开辟了这条道路。
到了1933年，56岁的茂飞步入了自己中国职业生涯的黄昏阶段。两年后，他退休返回美国，在自己设计的家中（位于康州布兰福德的基拉姆角）度过了余下的十九年时光。在上海生活的后三年里，茂飞过着一种孤独却并非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在外滩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公寓，并置备了一条舢板船，和朋友分享扬帆远航的乐趣。他偶尔还在房地产投资公司兼任建筑顾问，帮助他们在拟开发的地块上设计一些外国人住宅。大部分时间中，他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挂了一个名字而已，偶尔才会去那个雇佣了四名绘图员的小办公室看看。在事务所的雇员中，有一位年轻不羁的美国建筑师埃德蒙· 培根。培根受到了茂飞很多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价值解读。尽管茂飞从未得到大多数外国建筑师的关注，但他仍跟多位中国建筑界人士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例如赵深和陶桂林。 前者是当时（由华人创办和经营的）上海两大建筑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后者则是馥记营造厂的创始人，该公司不仅承建了茂飞设计的南京灵谷寺阵亡将士纪念塔，也是中国各地大量重要建筑作品的营造商。在返美前的后几年里，中国朋友们还亲切地称他是“一位讷言敏行的人”。
1935年，五十多名业内好友（大部分都是华人）应邀参加了陶桂林为茂飞举办的饯行宴会。在陶桂林发表完热情洋溢的赞美致辞后，这位美国建筑师详细地回顾了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茂飞提到了自己希望在中国达成的两个目标：做一名负责任的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的奥秘；这样一来，他才能够更有效地投身到设计工作之中。茂飞特别提到了几个他自认为满意的作品：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和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公墓。茂飞对建筑界友人给予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为此受益匪浅。他还强调说，他深信中国的建筑转型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然而，漫长的中国岁月也使他力倦神疲，他渴望返回故土家乡，他相信他的朋友们都能够理解这一点。茂飞没有提到他窘蹙的财务状况，他恭顺地接受了陶桂林的盛情邀请，帮他支付了返美的船费。几天后，他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
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亨利·茂飞传奇般的经历，引发了对他遗产问题的讨论。今天又应该如何去评价茂飞的作品？茂飞那些古典复兴式建筑作品，从未使他在经济上变得富有。然而，在他离开以后，这位美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职业地位，却常常遭到他人的误解。例如，一位传记作家曾将茂飞称为“美国杰出的建筑师之一”；很明显，这位作家更关注他作为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的头衔，而忽略了茂飞在美国建筑界寂寂无闻之事实。茂飞显然在他的职业领域中占据着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但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将他准确地定位出来呢？
以下列出了考量茂飞遗产的三种方式。种方式，通过追溯茂飞身后的相关文献资料，回顾当代建筑评论中的三种趋势：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英文期刊，以及大量从教会或其他类型刊物中选取的案例，它们能够反映出建筑发展的趋势。衡量茂飞影响力的第二种方式，便是对几位相同时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生涯进行一番简要的考察。 第三，茂飞的影响还体现在后来的建筑师们在适应性建筑实践的多轮探索之上：在1954—1960年和197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以及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台湾（更具连贯性）。这些案例表明，作为茂飞“毕生事业”的适应性建筑问题一直都未得到解决，并引发了中国建筑师们无休无止的争锋与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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