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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近代中国命运多舛,被迫走出中世纪相对封闭、停滞的发展道路,被强行卷入国际体系之中,要认识这样一段变化快速和巨大、充满多面性和不平衡性的历史,需要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对话,也亟待引入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验证。本书充分发掘各类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鸦片战争、清末新政、五四运动等重要历史时刻,重新探讨梁启超、蔡元培等重要历史人物,史料丰赡,论证有力,叙事清晰,颇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的政情与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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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崔志海,浙江临海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晚清史研究室主任。2001—2002 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9 年 7—8 月为英国学术院访问学者 ;2009—2010 年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访问学者。长期从事晚清政治史和中国近代人物与思想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梁启超》《蔡元培》《当代中国晚清史研究》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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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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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十年新政与清朝的覆灭3
一、为新政筹款激化官民矛盾3
二、政治改革引发内讧6
三、政策失误,得罪民间立宪派9
四、新政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12
摄政王载沣主持下的改革17
一、关于政治改革17
二、关于其他新政改革23
三、结语28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29
一、载沣驱袁经过29
二、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反应33
三、载沣驱袁与联美制日外交失败之关系38
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43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
——兼论光绪死因57
一、清朝官方公开说法57
二、美国政府的反应61
三、光绪死因辨析67
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再检讨74
一、从杨度发起请愿运动说起74
二、慈禧太后的妥协77
三、1910年的国会请愿运动80
四、摄政王载沣的对策82
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87
一、铁路总公司和路矿总局的铁路政策87
二、商部的铁路政策94
三、邮传部的铁路政策99
四、结语110
中国近代部商标法的颁布及其夭折112
一、列强的要求和主张112
二、商部的努力与抗争115
三、列强阻拦商标法的实施119
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123
一、综合研究123
二、专题研究130
三、袁世凯、张之洞研究141
四、列强与新政关系研究150
五、结语154
端方与美商一桩未予诉讼的经济官司159
一、美商的起诉159
二、端方的回应161
三、美国官方的态度164
四、几点辨析168
柔克义与美国次庚款兴学173
一、柔克义其人173
二、柔克义与美国退款之关系179
三、柔克义与兴学之关系183
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189
一、中国方面的原因189
二、美国外交传统因素193
三、价值观念因素197
四、国际因素199
五、结语200
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202
一、俄舰“满洲”号交涉事件202
二、俄舰“阿斯科”号和俄艇“格罗苏福意”号卸械交涉
事件205
三、周生有案交涉211
四、续来俄船弁兵的安置、管理与遣返217
五、上海外交评价222
谈定海在次鸦片战争中的地位225
一、定海:英国侵略者占据的目标225
二、定海之战: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230
三、结语231
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232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晚清史研究232
二、20世纪50—80年代的晚清史研究235
三、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晚清史研究238
四、对晚清史研究的几点期待240
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245
一、摆脱陈旧的思维定势245
二、近代化主题下的四条基本发展线索246
三、历史时期的划分249
下编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
——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255
一、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255
二、维新派思想家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259
三、维新派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意义与局限263
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266
一、《新民说》的思想渊源266
二、《新民说》的思想意义269
三、《新民说》的局限性274
论汪康年与《时务报》
——兼谈汪梁之争的性质278
一、名副其实的总理278
二、戊戌维新派的一员281
三、汪梁之争的性质284
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的肯定与否定290
一、梁启超与保教之关系290
二、梁启超保教思想之动机296
三、梁启超放弃保教思想之意义300
辛亥时期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305
一、关于满族是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问题305
二、关于清朝取代明朝是否为亡国问题311
三、关于满汉关系与立宪政治关系问题317
四、结语321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323
一、梁启超与巴黎和会323
二、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329
三、梁启超与主义之争335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340
一、戊戌时期,以日为师340
二、流亡时期,以日为第二故乡343
三、民国初年,走上反日、憎日道路347
评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351
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平议351
二、《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平议359
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
调适思想之研究》平议370
四、结语385
梁启超与日本
——评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387
一、一个简单的学术回顾387
二、《东学背景》平议394
三、如何看待日本因素401
耿云志先生著作读后感二篇411
一、读《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411
二、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418
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特点431
一、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431
二、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437
三、寻求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机统一441
四、结语445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447
一、蔡元培的政治立场447
二、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453
三、蔡元培的思想特色461
蔡元培: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者469
一、走教育救国、文化救国之路469
二、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奠基人472
三、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人474
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殿军477
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481
后记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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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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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何为近代中国历史?
“近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它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时间概念。按其字面含义或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所用的含义,“近代”系指距本朝代不远的一个时代。据此,对于不同朝代的历史学家来说,“近代”概念有着不同的指称。对于汉代的司马迁来说,春秋、战国和秦朝历史可能是他心目中的近代史;而对清朝人来说,大概明朝史是他们的近代史。而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意义上的“近代”一词,不只是一个时间尺度,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尺度,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指称。所谓“近代”,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因此,在西方的历史学里,通常多将15、16世纪以来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划入近代史范畴。与“近代”相对应的,是一个社会形态。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起讫时间,虽然有主张以明末清初为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讫点的,但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做法,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应该说,后一历史分期是比较合乎中国历史发展情况的。虽然明清之交随着欧人东渐,西方的一些器械及宗教和学术思想开始输入中国,但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汇是初步的、短暂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社会并未出现重大变动,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延续,没有发生明显的质的变化。换言之,明清之交的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发展并不同步。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则不同,这场由英国发动的战争将中国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随后的110年里,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既不同于既往中国历史也与近代欧洲国家有别的特点,发生了明显的质的变化,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
与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个特点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化之快和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比欧洲中世纪历史,中国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比欧洲国家早熟,自秦汉进入郡县社会以来,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超稳定状态,虽然随着时代发展,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十分缓慢和不明显的,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以致18世纪之后许多欧洲思想家站在近代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将中国古代历史看作一个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将之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就认为“中国虽然有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和转变,但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一个王权代替了另外一个王权而已。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中国和印度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外面,它们自身没有变化。它们只是期待着一些因素,如果这些因素能够被纳入这些古老的帝国之中的话,它们才能得到活生生的进步”。而近代中国历史则不同,虽然只有短短110年时间,但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走完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以近代中国政体来说,它以晚清70年的历史,终结了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于1912年在亚洲宣告成立个民主共和政府。以生产方式来说,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近代西方的各种物质文明快速传入中国,从坚船利炮到电灯电报,从火车、汽车到飞机,从洋布、洋皂到洋油、洋火柴,令人应接不暇。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也同样急速,从清朝中叶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潮到咸同年间的洋务思潮,从19世纪末的维新思潮到20世纪初的革命思潮,再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主义的蜂拥而入,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上演了西方社会数百年所走过的思想历程。总之,近代中国走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快车道上,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现象。
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形态的复杂性,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不是内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被外来西方国家强行拉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近代中国在由传统向近代快速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单一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始终充满了多面性和不平衡性。无论是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还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形态,都是新旧杂陈的。以经济形态来说,既有广大内陆地区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游牧经济,又有沿江沿海地区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是多种成分并存,既有民族资本,又有外国资本;既有买办资本,又有官僚资本。与经济形态相对应,近代中国社会也是多元的,既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和游牧社会,又孕育出诸如上海、广州、青岛、汉口、成都这样的近代都市社会。同样,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也特别复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阶级等多个社会形态的阶级并存,并且每个阶级又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各种社会矛盾犬牙交错。就意识形态来说,也是新旧杂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并存,西化论与国粹主义并存,进化论与复古主义和历史循环论并存,传统“大同”主义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并存,不一而足。就政体和国家形态而言,由于缺乏近代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1912年的共和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陷入军阀官僚统治,近代中国不但始终没有建立起完整意义上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沿江、沿海开放地区与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也体现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新生力量的成长远远滞后于近代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变化。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恰似一个万花筒,多种社会成分并存,并充满不平衡性,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
与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姑且不论汉唐盛世、宋元发展,在世界上享有美誉,备受尊敬,即使在18世纪世界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中国历史还出现过令人赞叹的“乾隆盛世”。在乾隆皇帝统治的61年里,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中国陆地总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千米;在文化方面,不但出版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同时还编纂完成了中国历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在科技方面,在西方的钟表、望远镜和天文历法、数学等科学技术相继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丝绸刺绣、金银彩器等传统工艺也被欧洲贵族视为至宝;在经济领域,人口持续增长,达到3亿左右,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额的近1/3。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进性及超稳定性也孕育了巨大的历史惰性和封闭性,断送了明清之交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发展的机遇。事实上,所谓“乾隆盛世”,无论是从中国王朝历史还是从世界历史来看,都只不过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和国家盛世故事的后一道夕阳,在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笔下的“乾隆盛世”,实际上已是一片“贫困落后的景象”,他们视“乾隆盛世”的中国人为“半野蛮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入侵面前,中国也由以往受人仰慕的“天朝上国”沦落为一个落后挨打、受人欺侮的“东亚病夫”,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在近代中国的110年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固然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给近代中国带来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愿看到出现一个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中国,都不愿平等地对待中国,都力图把中国当作自己的附属国,当作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它们一次次或单独或联合发动侵略战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控制中国的财政和海关,破坏和践踏中国的行政和司法主权,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一步步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使近代中国始终处于贫弱、分裂和不独立、不自由的状态,任人宰割。近代中国在世界上遭受的屈辱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历。
与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近代中国历史的第四个特点是同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广泛的直接联系,这突出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同时,近代中国历史还在许多方面制约和影响今天中国历史的发展。例如,在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本来与世界历史一样,面临着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但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的“先生”和“老师”们总是欺侮和侵略我们,不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由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及资本主义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近代中国后选择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今天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又如,近代中国史既是一部备受内外欺凌、充满苦难的屈辱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各种内外压迫、谋求民族和国家独立与富强的光荣历史。近代中国这段屈辱与光荣相交织的历史,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伤痛。而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民所从事的反帝和反封建斗争,以及近代中国面临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民族独立与解放、文化世界化等历史主题,在不同程度上依然也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并随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些新的不同的历史内涵。概言之,当代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发展,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历史,对认清今天的中国国情及发展道路有着特殊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说:“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总之,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走出中世纪相对封闭、停滞的发展道路,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具有与既往不同的历史内容和主题,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今天的历史息息相通。要认识这样一段快速变化、充满多面性和不平衡性、至今影响当代中国的近代中国历史,显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一种多元视角,需要各种不同学科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需要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对话,需要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验证。本书只是个人在学习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所做的一个小小探索和思考,沧海一粟,不奢望它能溅起微小的浪花,但愿它能成为学术旅途中的一段雪泥鸿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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