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上海的别称“申”可以溯源至春秋战国时期被封于此地的春申君黄歇，上海的简称则得名于西晋时期居住于吴淞江（即今苏州河）沿岸的渔民所使用的捕鱼工具“扈”。然而“上海”之名见于史籍却是从公元一七七年宋朝在此地设立理财官开始的。此前的几百年间，吴淞江下游的青龙镇船舶云集，连接内河及日本和朝鲜，独领风骚。但宋朝中期以后，吴淞江河道淤塞，船舶改道，停泊于今上海南市的十六铺一带，上海遂取代青龙镇成为“船舶辐辏，商贩积聚”的新兴贸易港口。航运的繁荣也促进了上海城镇的发展，到清朝中期，上海城镇街巷纵横，各种商品的专卖市场、各地客商的会所和各种行业的行会组织层出不穷，兴旺发达，已经成为中国东南的大都会。英国商人对于上海的青眼有加可谓其来有自。鸦片战争之后，作为首先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口岸城市，上海得风气之先，其租界不仅成了国人眼中的十里洋场，各种先进机械和制度的试验场，也成了全球冒险家的乐园和“东方的巴黎”。租界的繁荣与西方的经营自然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上海，中国人无疑是绝大多数，即便是在租界亦如此。上海的中国人，不论是在租界内还是租界外，都与不远千里而来的外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中国人看上海租界的洋人，看租界内的各种未曾经见的事物与制度，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也观察租界内外的上海，观察这里的居民和风土习俗。很多人将自己的观察结果行诸文字，在他们的文字中，开埠后的上海得以以各种角度和面貌呈现于今人眼前。
清朝人葛元熙自一八六一年起便居住在上海，为方便外省及外国人“入国问俗、入境问禁”，他于一八七六年出版《沪游杂记》一书，在他笔下，上海“自开埠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但也有“流氓”“拆稍党豆腐党”“白蚂蚁”“女荐头”“野鸡”等遇事生风，成群作恶者，令人防不胜防。
日本人村松梢风“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而要实现这种目的，“上海是理想的地方了”，自一九二三年起，他先后六次到达上海，而上海也没有令他失望，他看到了上海“明亮的一面”，也惊骇于上海的“黑暗”，因此首创了“魔都”一词来指称他所看到的上海。
《上海及其周边掠影》(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一书，出版于1894年，本书收录了19世纪末《文汇报》发表的多篇外国人描绘中国见闻的文章，出版机构为《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及《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编辑部。
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出自麦克法兰之手，关于这位作者，笔者目前所查询到的只有《北华捷报》中的一小段报道。该报道感谢麦克法兰将其发表于英文《文汇报》中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成《上海的外国租界及老城概述》（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一书，称其为上海新闻界“有经验的记者”，该书描述了很多外国人身处其中的场景，中国人一些非常有趣的宗教仪式及社会礼仪，以及作者在扬子江上的旅程等，其细节之丰富前所未有。该报道认为，如果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想让家乡亲友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麦克法兰的文章将是一份好的礼物。
本书收录麦克法兰的文章，包括《中国戏园的表演》《上海城：城内街道、庙宇、监狱以及花园》《刘郇膏被追封为“平安神”》《竹镇里的马尼拉斗鸡场》《月亮的生日：夜游上海》《中国的黄包车及黄包车苦力》等十余篇。
本书序言的作者开乐凯也常常亲自持笔，具体哪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有待考证。
《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创刊于一八七九年，其创办者J.D.Clark（中文译为开乐凯）为该报起这一英文名时，一取其商贸之神的寓意，二希冀该报能够像这位商贸之神一样，一朝呱呱落地，便飞速生长。如他所愿，英文《文汇报》刊行之后很快便大获成功。近五十年后，在英文《文汇报》一九三年归并给《大美晚报》时，《北华捷报》刊发了这一消息，并在文中指出了英文《文汇报》一次抢占先机的报道，即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抢在《北华捷报》刊发从英方拿到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合约之前，《文汇报》却率先从中方的消息来源处获得了这一合约，率先刊发。此外，《北华捷报》还指出了《文汇报》的两大成功之处： 一是开创了街头销售模式，二是终止了北华报馆独家获得并报道路透社新闻的局面，使得上海所有报刊均可以同样条件刊发来自路透社的新闻。由此可见当年英文《文汇报》在新闻报道和销售方面的过人之处。
事实上，《文汇报》在义和团运动后的抢先报道并非偶然，其创办人开乐凯自知西方人在中国的出现是违背了当地许多人意志的，在创刊词中就呼吁“要让当地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为此创办者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与居住地的关系，重视对中国的观察，虽然他自知这种观察只是远距离观察，“而上海在各方面都是进行远距离观察的绝佳场所”。《文汇报》中许多文章都以上海为缩影，“关注日常生活”，与其他外文报纸相比，这是《文汇报》独具的特色。可惜这一报纸由于种种原因存世很少，本书中的文章便是其仅存硕果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视角遍及上海及其周边的机构、企业、习俗以及人物，在“娱乐读者”之余，如开乐凯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还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引领读者”，引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带着他们启航。也许，随意向河岸上东张西望瞟上几眼，他们会觉得这段航程并非一无是处”。时至今日，这些文章仍受到很多近代上海史研究者的重视，成为近代上海文献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根据我国的“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人民城市，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城市标杆。
这一规划一方面突出了上海对外的国际性、世界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上海的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上海作为批向西方开放的口岸城市的特质和魅力所在。本书的文章写作之时，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古老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时代，写作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又都来自当时的西方强国，其殖民主义思想和优越感溢于言表。本书的编者对中国也不时表现出偏见。时移势易，半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的发展也令世界瞩目，读者阅读时对于本书内容及作者的态度自然也应取舍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序言中，开乐凯在比较中西文化后，说出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在这个电气时代，欧洲人的精神非常紧张，美国人的精神压力尤其大。中国人却不一样，他的神经绷得没那么紧，血液进出大脑的流速都更慢。天知道也许他才是对的，我们所谓的十九世纪的高度文明也许终会自食恶果，内部早已开始腐烂？”在缩小与西方经济和科技差距的同时，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特质，走出“魔都”自己的发展道路？鉴往知来，本书虽写于一百多年前，但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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