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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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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先明,1957年生,山西屯留人。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专家,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中国近代史(1840—1949)》《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末世:清王朝的后十年》等,部分论著入选中华外译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权威学术杂志发表论文15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多次获得教育部、天津市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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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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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上篇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述(1986—2017)3
一、兴起与发展时期3
二、拓展与深化时期23
关于拓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36
一、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36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38
三、聚焦社会建设41
四、环境史的社会史取向43
关于社会学化、范式说以及多元化趋势的检讨
——社会史理论研究再反思46
一、再谈“社会学化”问题46
二、“范式”说:非学科化定位问题53
三、理论“多元化”与史学的学科本位63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
——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72
一、开拓中的多向发展与问题聚焦73
二、多元理论、方法的引入与历史学的学理诉求76
三、超越与建构:新史学走出困境的历史转向80
四、新世纪的新期待84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88
一、半封建特性的学理诠释89
二、文化传承与乡制结构中的封建要素93
三、马克思关于“封建”的多重含义99
四、半封建社会认知的时代意义105
中篇
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111
一、“四民之首”111
二、社会角色117
三、官民之间122
四、乡土权威126
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131
一、保甲的功能131
二、宗族与乡社136
三、团练与绅士142
四、控制的主体147
近代“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错动153
一、历史趋向153
二、“末商”的上升163
三、“士”的引领170
四、等级结构的分解174
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176
一、传统的社会流动176
二、近代的社会流动187
三、绅士的多向流动193
四、从身份化到职业化202
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208
一、分化的基本趋向209
二、社会作用及其影响216
三、社会原因与历史条件223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230
一、以教化为本230
二、二元同构236
三、时代之变238
四、教化失范244
下篇
清代的“禁教”与“防夷”
——“闭关主义”政策再认识249
一、“禁教”与闭关249
二、“防夷”与“闭关”252
三、历史影响255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
——《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259
一、从“华夷之辨”到“利权之争”260
二、《瀛寰志略》时代的“华夷”话语264
三、《瀛寰志略》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269
四、《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孕育273
从痴迷到迷惘
——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276
一、弃旧从新的经历277
二、新学非西学281
三、新旧之争的焦点285
四、新学乃时代之学292
五、新学的历史命运297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300
一、各种记忆文本类型比较300
二、文化认同的历史演变307
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319
四、历史文化象征:义和团与历史327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331
一、汇通中西,变通施行331
二、构建体制,推动转型335
三、纳新于旧,渐进过渡339
亡灵“公共空间”的制度建构
——近代天津公墓的历史考察344
一、公墓的筹划与初创(1929—1945年)346
二、公墓制度的建构(1946—1949年)354
三、公墓建构中的政府与善团360
四、时空比较:天津公墓建构的特征368
五、公墓与近代城市文明的建构373
从理论阐释到政策实施
——国民政府社会建设事业建构问题评述380
一、社会诉求381
二、学理诉求385
三、行政实施388
四、实效检视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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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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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笔者于2017年11月初在“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青年学术论坛”闭幕会上的发言,题目是《察常明变:贯通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的史学追求》,以此代为本书前言。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斐然,已经赢得人所共知的赞誉。同时,它也在奋进中显示出自己的缺憾,其发展进向也足以让人警醒。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而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吗?如果只在琐碎的生活中爬梳出个人的雅趣,而完全规避了对于社会运动领袖或英雄人物的探讨和洞察,史学还能保持并弘扬其通鉴古今的功用吗?
面对历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历史事变之间的张力,现代史学两位大师的取向和经验值得我们珍记。
日常生活成为史学研究的主题是当代历史学的主导趋向,这无可置疑。马克思说过,人类历史的个前提就是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然后再从事其政治、军事等上层建筑活动。走进日常生活也是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史学研究鲜明的特征之一。他说过,“我认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没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但是,走进日常生活并不能局限于日常琐碎,而应该“再走出来”。因为“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混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面对大量的琐碎的事实和史料,“必须进行筛选”。一边是日常生活本身的运行,显得刻板、钝滞;一边是活生生的、强有力的运动;一边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与外界隔绝的乡村生活;一边是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他们相互作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在布罗代尔的视域里,日常生活与重大历史事变,虽然是“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因此,在这里,社会生活的日常与历史事变的非常的内在相关共构了历史进程。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视野,既不应该将重大历史事件视为盲区,也不能不体察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静实际执着地指向未来的力量。“确切一点说,在大问题的‘因’与‘果’之间,更容易看‘果’。当然,惟其如此,历史学家才更执着于发现事物之‘因’,而常常却又抓不到它,并且受它的嘲弄。”
马克思将日常生活作为历史研究的个前提,同时也善于从日常生活平静的演进态势中把握历史事变的趋向,而不是将日常生活与历史事变割裂。
关于历史事变研究的视角,马克思曾经以路易·波拿巴政变为例提到两个显著的例子,一是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二是蒲鲁东著的《政变》。雨果在《小拿破仑》中“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马克思评论说,“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那么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研究和描写这次政变的?他说:“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这些先贤的治史心语告诉我们,不仅仅驻足于日常生活的表象铺陈和史实排列,又不至于被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变晃炫自己的眼睛,真正洞察历史丰富而复杂的表象背后鲜为人知的社会哲理和启人心智的学理,才是当代历史家的学术使命。这就要求我们,有着贯通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的史学自觉。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省思,我们应该坚持一个贯通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研究的史学诉求,期望突破社会史聚焦于日常生活,事件史或革命史注目于社会运动和历史事件的区隔,为未来新史学成长尽一点助推之力。史学之所以为史学,尤其是新史学,其价值与功能当在创造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史学研究应该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人文之常、求民生之利的终极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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