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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契诃夫传》是苏联学者格罗莫夫关于契诃夫的众多研究著述中公认的集大成者，也是苏联契诃夫研究中秀的作品之一。在《契诃夫传》中，格罗莫夫从契诃夫初期的作品开始一一梳理了契诃夫的整个创作生涯，并将契诃夫的作品与书信、日记、手记已经目前可以确认的契诃夫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非常系统地介绍了契诃夫一以贯之的完整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前人对契诃夫的简单定义。
契诃夫作为世界上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又相对独特的地位。格罗莫夫从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俄罗斯文学信徒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厘清了他作品中自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脉相承的俄罗斯文学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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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契诃夫传》是苏联学者格罗莫夫关于契诃夫的众多研究著述中公认的集大成者，也是苏联契诃夫研究中秀的作品之一。在《契诃夫传》中，格罗莫夫从契诃夫初期的作品开始一一梳理了契诃夫的整个创作生涯，并将契诃夫的作品与书信、日记、手记已经目前可以确认的契诃夫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非常系统地介绍了契诃夫一以贯之的完整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前人对契诃夫的简单定义。
契诃夫作为世界上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又相对独特的地位。格罗莫夫从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俄罗斯文学信徒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厘清了他作品中自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脉相承的俄罗斯文学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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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格罗莫夫（1927-1990），苏联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契诃夫研究专家。格罗莫夫出生于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在他的文学研究生涯中，几乎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契诃夫——俄罗斯文学伟大的作家中不同寻常的一位。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格罗莫夫就率先打破了原先苏联评论界将契诃夫作品认定为“幽默”小说的刻板印象，认为契诃夫作品不仅是经典作品，更是毋庸置疑的严肃文学，契诃夫的小说与戏剧乃至书信、日记都有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世界观。随着研究的深入，格罗莫夫多次在契诃夫研究领域发表突破性的论述，使契诃夫这位看似简单明了，实则“难以捉摸”的作家得以被大众真正地理解。世界各国出版翻译契诃夫作品时，许多版本都参考、引用了格罗莫夫的注释和评述。可以说，格罗莫夫是契诃夫跨越时代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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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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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001
“契诃夫难以捉摸”001
塔甘罗格013
父辈和子辈040
初次发表作品054
《无父儿》075
在莫斯科125
《戏谑集》138
契诃夫与“小型刊物”152
在彼得堡的几次会见184
自然科学家和诗人202
走在伟大的古道上225
内心的自由293
萨哈林之旅308
欧洲旅途325
献身“公共福利”334
关于爱情和一些人物原型349
笑是他的天地363
艺术剧院387
“生命的后一页”401
“新的形式”409
人与自然449
《樱桃园》466
“一切都会见分晓……”515
安·巴·契诃夫生平和创作基本年表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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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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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六一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之后，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出现了向一切美好的东西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俄国社会中激起了远大的希望和期待。到一八八一年之前，也就是契诃夫时代实际上从此开始算起的年代，革命民主主义和革命民粹派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和自由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6年建立于彼得堡，1879年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土地平分社”种种秘密小组以及类似契诃夫笔下的无名氏那样的神秘人物们之辉煌也已不复存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的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已经出版过、阅读过，而且是反复阅读过，在各家杂志上关于这些作品的争论也已经平息。
一八八一年三月，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枭雄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俄罗斯上空展开了他的黑翅”，开始了对文学的压制，而在俄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文学却向来是独一无二的社会意识的论坛，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论坛。
俄国历史上这一段大致延伸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时期被称为黄昏和阴郁的时期，好像就是借用了契诃夫的两部文集《在黄昏》和《阴郁的人们》的名称似的。之后，我们有时也跟随着旧日的自由主义的时评作者和文学批评家们如此称呼这个时期。
契诃夫没有参与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沉滞时期”、黄昏时期的论战，虽说他这位研究过各种时髦意见和论点之起源和实质的人显然是希望了解“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和列维坦……之秋日的黄昏”是何时出现的，它们在人们的意识中又留下了何种痕迹。
契诃夫在一八八八年反驳А.С.苏沃林时指出：“说八十年代没有出过一个作家，仅仅这一点就是可以写出五本书的材料。”
无论是当时，也无论是以前，或者是后来，他都不认为自己的时代是一个空洞和贫乏的时代。他在一八八八年悼念Η.Μ.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悼词中把这个时代称为“病态的”时代，因为软骨头的人和懦夫们开始“繁殖起来”，出现了他所痛恨的“萎靡不振的、无精打采的、只会懒洋洋地空发议论的、冷漠消沉的知识分子……他们唠叨不休并且乐于否定一切，因为对于懒惰的脑袋来说否定比确定更容易一些”。С.Я.纳德松及其无数仿效者的诗歌顿时时髦了起来：“纵然竖琴已坏，和音却尚在回荡；即使祭坛已毁，圣火却犹在燃烧……”
叶·索洛维约夫（安德烈耶维奇）在一九九年说过：“那些在这些年代度过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人的命运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很快就衰老了。他们的尚未坚定起来的理想，他们那真诚却又过于幼稚的信念未及开花就已凋谢。旧的思想已经过时，新的思想尚未产生……总之，这是雨雪泥泞的秋天，是它激发了列维坦创作他的《暮色沉沉》，是它激发了契诃夫撰写他的《在黄昏》和《阴郁的人们》。”
安德烈耶维奇属于俄罗斯所特有的那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只会按文学来判断生活，只会根据已读过的作品所产生的印象来建立一系列的哲学体系。像众所周知的契诃夫笔下的一个人物一样，他只会在自己的书桌上讨生活，并成为当时一个不亚于纳德松本人的“沉滞时期”的理论家和辩护士。
各个相互间不可调和的派别和阵营里的人们都使用同样的语言谈论自己的时代，似乎他们都乐于感到自己是受损害的人、是遭受生活委屈的人，正如契诃夫所说的，懒惰、怕死和不喜欢生活等特性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控制了他们大家，也控制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不久，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带着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论衰退的原因兼谈当代俄国文学的新派别》登场了。“一切都在融化……以前曾经像雪一般洁白的东西变成了一团肮脏的、蓬松的东西，水面上是一层极薄的、不可信的冰，让人对之望而却步。从令人十分犯疑的山泉流动着一条条喧哗不休的混浊的春天的小溪……”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在从欧洲回国之后、在陶醉于时髦风气之中，受了尼采的影响而写下《原因》这篇文章的。在意大利，之后在巴黎，他曾与契诃夫相遇，当然也和他谈论了“沉滞时期”，谈论了“神经质的一代”。似乎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像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如此截然相左。“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经质的世纪，”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契诃夫致信А.С.苏沃林说，“人们从前怎样生活，现在还是怎样生活，而现在人们的神经不比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经差一些。”契诃夫后来也重新谈论过这些“伤脑筋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对事物更加广阔和开明、更加符合历史和更富内容的理解：增多的并不是神经病患者的数量，而是观察这些病患的医生的数量……
关于“沉滞时期”、神经质的一代、病态的世纪的思想只是在当年的优雅的艺术精英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之间传播。契诃夫感到困惑并懊丧地写道：“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我算什么‘阴郁的人’？”后来他在拒绝担任《艺术世界》杂志编辑的建议时，致信佳吉列夫谈到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如果我们同拉一辆车的话，我们会把它朝不同的方向拉……”
在精神上与契诃夫接近的人们——他的年长的和年轻一些的同时代人——怀着深深不安的心情在思考悲观主义：“现代诗歌中阴郁的、悲观主义的派别确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无论社会生活的条件多么惨淡……总还是存在着许多指望达到美好未来的机遇……只要不丧失自己的人格能量和精神锐气。”蒲宁在一八九年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还不认识契诃夫，也不知道契诃夫说过的一些话，但他自然是会同意这些话的：“如果现在的日子不好，那么过去就简直是糟糕透顶了……”
在萨哈林之行以前，即在一八九年之前，契诃夫在批评界和俄国读者的眼中是一个有希望的作家，文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的作者，甚至在他创作了《伊万诺夫》《草原》《枯燥乏味的故事》和《灯火》之后也不会有人称他是“思想的主宰”，不会把他与В.迦尔洵相提并论，更不会把他与纳德松同日而语。更何况契诃夫是一位幽默作家，而幽默与这个时代的思潮是不相符合的。М.高尔基说过：“我不知道俄国历史上有比这个时期更为沉重的时期。”他在说这些话时，指的当然不是《女妖》，也不是《民心骚动》。不能不带微笑地阅读，比方说，典型的契诃夫对时代特征的描述：“……以前的老爷们有一半是将军，而现在的老爷们全都是一些窝囊废！”（《芦笛》，1887年）
在契诃夫的年长的同时代人之中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与任何颓废派艺术、与任何道德上和心灵上的病态现象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否定一些的艺术流派时他不怕陷入，但他即便是处于之中，却与契诃夫是亲近的，并且是契诃夫所能接受的。
对年轻的作家们和新生的后代们抱着严酷和不信任态度的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即女人和医生的世界。”然而他却怀着一种感人的温存爱着契诃夫，虽然契诃夫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又是一个医生，而且他没有世界观——即没有宗教感情，一种对所有与之相左的东西的盲目感情，一种在自己的幻想中和无稽之谈中调和不可调和的各种的感情。托尔斯泰爱契诃夫的一些小说，他读着会哭，会哈哈大笑，因为契诃夫在年轻作家中是惟一的一位好作家，托尔斯泰将他与自己等量齐观，甚至将他置于自己之上，但当然也是因为感到他有一颗纯净的心。
在每一个有着伟大历史的大国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混乱的时期；这种时期出现了，过去了，但它们总要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一些光辉的名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是十分不同而又非常亲近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契诃夫都不会把托尔斯泰的时代（也就是他自己的时代）称为“沉滞时期”。
从一八八八年起担任哈尔科夫大学教授，之后又与契诃夫一样成为名誉院士的严肃的文化史家Д.Н.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断言：“八十年代是一个独特的‘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当时我们不仅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甚至还发现了普希金……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获得了新的文学生命，而这不能不反映在新生后代的精神气质和世界观上。可以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和他们的继承者们的作品教育出来的。”
我们的同时代人А.И.索尔仁尼琴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他称这个时代“从良心、真诚和人民性来说是俄国思想的年代”。
不仅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我们“懒惰和缺乏好奇心”，我们还是不节俭的，特别是对俄国历史的伟大宝藏。
无论愿意与否，历史本原的丧失都导致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文化是有缺陷的，既然时代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作家和哲学家也不可能是有影响的：“契诃夫擅长写短篇小说，这并非偶然……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是小人物，情感是浮浅的，契诃夫也就写不出长篇小说来。”
这种主张使一些倾向于客观地和清醒地看待事物的人警觉起来，并使他们感到受屈；归根结底，我们之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祖国的过去只是漆黑一团。
神经外科医生Н.Н.布尔坚科是年轻的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他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对打算为他写一本书的尼林说：“请丝毫别像有些人写书那样把我的似乎是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早期写得过于痛苦。他们要这么写显然是为了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似乎在说：请看，某教授是从怎样的贫寒穷困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并奔向光明的。现在我们这里有一种荒谬的风气——为了把过去和现在进行对照，就用十分晦暗的色调描绘我们的过去，这简直令人厌恶。首先，这么写是不真实的；其次，这对我们祖国本身也是一种侮辱。假如俄罗斯真是如此黑暗和野蛮，那就难以理解：怎么会出现普希金和谢切诺夫、门捷列夫和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科学，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奇美的珍品”，但是仅有非常少的人——也许只有契诃夫一人——看到了：虽然教堂的钟仍在规定的时间敲响，工作日和休息日仍在照常交替，但生活已经改变得没有回头之路了。“青年人不进文学界，因为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在铁路、工厂、工业机构工作；他们全部都进入了正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工业领域。”其实当时“沉滞时期”一词只是闪现在人文学者的词汇之中。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А.С.苏沃林的信中说，科学和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变革：发表了Н.И.罗巴切夫斯基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公理，发现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在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中还有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诞生了抽象派绘画的奠基人В.В.康定斯基。
怎么能不回忆起К.А.季米里亚泽夫和首次测定了光线压力的П.Н.列别杰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名字呢？而关于这些人，同时代人是很少知道的。
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们困惑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对自己的工程师们和自然科学家们了解得很少，也很少了解那些热爱劳动和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的名字从不闪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言谈之中。
但是在这里显然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困难，因为在短篇小说《头等车乘客》中所谈到的那些人所做的还是当代人所能理解的某种事情：造房子、架桥梁、修铁路，虽然他们都是无名氏，但他们都是用得着的人。而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特别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他们超越自己的时代至少有半个世纪，同时代人对他们的想法也不过像我们在未听到原子战争的回声前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想法一样。在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米赛尔·波洛兹涅夫承认道：“我已经感到奇怪，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体组成的。”
可以说，契诃夫一生都在写同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他写作的过程中这“同一种东西”是逐渐地变化的。写的是同一座城市，同样那些人，同样那些街道、道路、河流、树林。在日常生活中变化几乎是不显眼的：人们出生，在学校里学习，挣钱糊口，然后死亡，“把自己的已故亲人拖到墓地”（《醋栗》）。但电灯已经闪耀了起来，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初还在提出抗议：“依我看来，电力照明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塞一小块炭进去，就以为可以蒙混过去了！不，兄弟，如果你当真为人家照明，那你就别给一小块炭，要给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特别的东西，要抓得住、摸得着！你就把火拿来——明白吗？——拿火来，真火，不是什么心理上的火！”（《婚礼》）后来人们开始对电灯照明渐渐习惯起来了。（《主教》，1902年）已经清楚了，未来的生活与过去的或者现在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将丰富得多，至少是在技术方面丰富得多，它对人的要求无限地高，而且更加复杂。未来成了报纸综述和餐桌上谈话的对象，未来似乎是某种新的、人们所不习惯的、日历意义上的预言，于是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谈论的也是关于这未来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关于土地、河流和森林的枯竭，关于人类的心灵力量的薄弱。
人们对宗教、对教堂的态度改变了，的精神宝藏眼看着逐渐成为不明显的了，无需再到教堂去了，虽然珍贵的、沉重的大钟仍和以前一样敲响着，但是教堂本身陈旧了，老化了，人们开始感到，很快就会把它们拆除。所有这一切都在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着，并反映在契诃夫的创作之中。尽管其创作是片断性的，但是却具有编年史的深度和完整性。一位同时代人公正地指出：如果俄罗斯突然离奇地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以将它详尽地恢复起来。
可靠性和准确性——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契诃夫本人也对它们高度重视，他不宽容文学中微小的错误，甚至是对生活实际的些微偏离。但是在这里，在这部编年史中，不仅有着过去，其中也有着在我们的时代才开始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眼看着进入生活的东西，并且我们现在觉得似乎以前，在阿斯特罗夫医生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我们没有发觉，这位迷恋着地方自治区的医生竟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几乎整整一个世纪。
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航学是在二十世纪才需要的，同时代人并未相信他们。“但是，必须指出，如果有上帝，如果确实上帝创造了大地，像我们清楚知道的那样，上帝是按照欧几里得几何学创造了大地，仅以空间的三个量度概念创造了人的智慧。然而曾经有而且甚至现在也有一些几何学家和哲学家，甚至一些优秀的几何学家和哲学家，怀疑整个宇宙，或更广一些，整个存在只是按照欧几里得几何学建造起来的，他们甚至敢于幻想，两条按照欧几里得的理论无论如何在地球上不能相交的平行线可能在某种无限之中相交。我，亲爱的，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我连这点也不能理解，那么我怎么能理解上帝呢？……就让两条平行线甚至相交吧，我自己也会看到这点：我会看到，并且说它们相交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这就是我的本质，阿廖沙，这就是我的论点。”
不仅是宇宙飞行，甚至连门捷列夫关于石油、关于用纸币生炉子更合算的论说，也没有谁认真地接受，只是到了我们的世纪才出现了合成纤维、电子学和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石油和时髦服饰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也许会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的……
但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什么好说的呢？须知，就在不太遥远的时候，在那些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的记忆中，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闯荡着卖煤油的商贩，他们吹着铁皮制成的角笛，把许多手提煤油小桶的人招集到由栗色或暗褐色小马拉着的大桶旁边，而在我们的厨房里煤油炉闹哄哄地燃烧着，消耗掉可用于当今的“安泰”和“波音”的贵重燃料。“大型客机”这个词在契诃夫的词汇中尚不存在。
现在任何一个一年级学生都知道齐奥尔科夫斯基，而他所特别担心的事——一场星际大战的准备工作也正在逐渐开始。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科学是面向未来的并且酝酿着未来。很难想像会有一个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总之哪怕是一个稍许严肃一些的学者会把这个时代称为“沉滞时期”。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更正确地理解沃伊尼茨基和韦尔希宁对生活的美妙憧憬以及幻想和宿愿（他们幻想，未来许多世纪的生活将是美好的），也就会更正确地理解契诃夫关于未来的论点，“让后代子子孙孙们得到幸福吧！但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的祖先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又是为了什么而遭罪的……”。
未来取决于过去，但是如果未来仍然受到过去的东西支配的话，那就糟糕了：“……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得到了我们谈得很多的自由……那么起初我们会不知道拿这自由干什么，因而我们可能会用它来在报纸上互相揭露对方搞密探活动……会用种种断言来恫吓社会，说什么我们没有人才、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什么都没有！而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和将来要做的那样恫吓社会，那就意味着打消它的锐气，也就是干脆自认：我们没有任何社会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政治的意义。”
聪明地和庄严地退出生活，为你所爱过的、抚育过的人们腾出地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可能还是人们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好，那就糟糕：“我也想过，在新生活的朝霞发出光辉之前，我们会变成一些可恶的老太和老头，我们会首先怀着仇恨背弃这种朝霞并对之加以诽谤。”
契诃夫创作中的这种未来并不是阿谀的幻想，也不是空泛的憧憬，而是与往日相对立的必然；无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说了些什么，真正的宝藏并没有丧失，但是也尚未被人类发现，无论通向宝藏的路途多么漫长，人类都不得不把它走完。“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工作的开端，这工作也许将要延续几万年，以求人类哪怕是在遥远的将来认识到真正的上帝的真理，就是说，人类不会去猜测，也不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寻找，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就像人类已经认识到二乘二等于四一样。”（1902年12月30日致佳吉列夫的信）
认为契诃夫是无神论者——这样解决问题简单得多么诱人，然而这却是十分错误的。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宝藏（人们总是把精神宝藏称为神圣的东西，因为没有别的更适合它们的词）、没有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希望、不心疼亲近的人们是不能生活的，就像没有良心是不能生活的一样，在这方面任何幻想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没有良心，也就没有法则。“我本想给您写许多许多，但还是抑制一下为好，更何况现在的信件主要不是收信的人读的。我只想说，在使您感兴趣的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被遗忘了的词句和唯心主义，而是对自身的纯洁的认识，就是说您的心灵的完全自由，摆脱种种被遗忘了的和忘却不了的字眼、唯心主义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词句的自由。应该相信上帝，如果不信，那就不应该用喧嚷来代替信仰，而应该探索、探索，单独地进行探索，和自己的良心一起单独地进行探索……”（1901年12月17日致В.С.米罗柳博夫的信）
人们对契诃夫的同时代人——大科学家们在札记中所记下的契诃夫的话和他的名字总是很严肃的。“现代世界观全部都是以热力学的第二个原则为基础的……这第二个原则看来有着某种非常难解的奥秘，因为如果要问：那些带有离解物质和无数色彩能量储备的模糊斑点来自何方？要回答这一问题只能像契诃夫所说的那样：‘靠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世界的创造。’”
过去的批评界对契诃夫的言词作了十分平庸而单调的解释，但在契诃夫的这种说法里，在他的情绪中有着某种对列别杰夫来说是重要的东西，有着他在思考热力学的规律时所需要的东西；当年的科学家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契诃夫的，不同于文学界对契诃夫的理解——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为“沉滞时期”悲伤，他们勤奋地工作，他们与“阴郁”的人们毫不相像。
“我想成为科学中的契诃夫。”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说。
应该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话的意思将得到理解和解释。
在体裁问题上有一种公式，它形成于革命前的文学批评界，却太太平平地保留到了今天，从一部著作漂泊到另一部著作。这种公式是：契诃夫只是早年在《花絮》时期写过幽默小品和各种笑话，在晚期的短篇小说和剧本中它们就不存在了。同一切公式一样，这种公式以其逻辑性和简洁收揽人心，但它显然是有简单化的毛病。实际上，幽默小品一直保存到了晚期，在“严肃的”经典短篇小说和戏剧——一直到《樱桃园》中保存下来了。“顶黄球下角袋！”这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来自后一部剧本吗？不是，这在《问号和惊叹号里的生活》中就有了。只是在晚些时候幽默小品不常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存在于一种陌生的上下文中，而且还融化于其中。短篇小说《凶杀》中小吃部售货员说的那几句话（如果像读《花絮》年代的俏皮话和名言那样只读这两行文字），当然，是令人感到好笑的。然而，当这些话处在可怕的细节以及模拟的书面词汇之中时，它们却使人恐惧。
在晚期的戏剧和小说里，契诃夫所保留的不只有从上下文中突出来的一两行文字，而且还有它的情节基础、它之所以出现的缘由以及为创造它而使用的手法。例如，在《姚尼奇》（它写于1898年，相隔《蜻蜓》与《花絮》将近二十年）中保留了人物的言语错误，在早期的小说中一切不掌握俄语的人物说话时都犯这类错误。“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出客人有心事，在纳闷，他就从坎肩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这信是一个管理田庄的德国人写的，说是‘在庄园上所有的开关已经毁坏，粘在墙上的东西都塌下来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的另一些俏皮话也都来自早期的《花絮》年代：“您没有任何罗马法不吃晚饭就走。”“我在地毯上走，你在说谎时走，他在说谎时走。”还有对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特性所作的全部描述也是如此，“他只用眼睛笑着谈趣闻，说俏皮话，提出一些可笑的问题而自己予以解答。他一直用他的不寻常的语言说话，这种语言是他在长期说俏皮话的过程中练就的，而且已经成了他说话的习惯：‘伟乎其大的’，‘真不赖’，‘一百二十万分地感谢您’”，等等。不错，这一切并不像契诃夫本人在年轻时写的那么鲜明和可笑，但它们却符合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果这城里有才华的人尚且是这样，那关于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怎么能知道呢，也许，在早年契诃夫的手记本上这一切就是如此，但当年并未派上用场。
在《姚尼奇》中也有一些明显属于晚期的幽默小品，显然，是他在写小说的那一年创造的，把它们放在《闹钟》和《蜻蜓》上会是不恰当的。简单一些说，如果把它们从极为复杂和谐的上下文中挖出来，它们就不会令人感到好笑：“后来，大家坐在客厅里，脸色很严肃。薇拉·约瑟福夫娜就朗读起她写的长篇小说来。她是这样开始的：‘寒气重了……’窗户都敞开着，从厨房里传来用菜刀的声音和煎洋葱的气味……”不知是怎么奇妙地一来，小说的开头（“寒气重了……”）竟成了令人发笑的了，也许，这是由于它毫无新意。
就像在早期小说中那样，一个幽默人物在谈到姑娘时会说：“康普莱奈·奥莱乌阿尔·康索美
法语的俄语译音：“您明白吗，再见，肉汤。”
式的姑娘”（《乌鸦》，1885年），在晚期的短篇小说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些法文字或拉丁字会故意地或由于滑稽可笑的错误而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结果就显得可笑。如：《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中的一个医生说：“好，再见，бонжур(法语“您好！”一词的俄语译音。)”又如：《姚尼奇》中的图尔金在迎接客人时说：“你们好，бонжурте(在法语“您好”的俄语译音后又加上一个俄语中的动词第二人称复数（你们）的字尾“
те”，成了一个非俄非法的词。)。”
契诃夫用这些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一般说，用语言和词汇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他对待词汇就好比画家对待调色板、雕塑家对待大理石一样：“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举例说，在“игумен”和“гименей”这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怎能把它们联在一起并“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形象”？
“гименей”在罗马神话里是灶神和婚姻之神，“гумен”则是男修道院的院长，在必要时他也可以主持结婚礼仪。在短篇小说《美妙的结局》（1887年）里一个人物把这两个词合并了起来，提出了一个迄今无人知晓的东西，一个词汇丑八怪，他说：“我十分想用игуменей的亲密关系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出现在契诃夫作品里的不只是一个有趣的新词，而且还有一个空前未有的很难想像得出来的人：他头戴桂冠，双手举着喝祝福酒用的大樽，身上穿着一件俄国的长襟内长衣……
不恰当地说出的话或者摆得不是地方的词、幽默词组、喜剧式的措辞造句——在早期和晚期的小说中都有，而且很多。“我是一个活人，有生命名词！”——短篇小说《审判》（1881年）中一个人物讲到自己时这么说。在《樱桃园》中，叶皮霍多夫似乎是随声附和这个人物，他说：“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读过许多有价值的书，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的生活方针：我想要什么？我是要活呢，说穿了讲，还是要开枪自杀？可是不管怎样，我一直随身带着手枪。”
安东沙·契洪特的幽默人物一般说来总喜欢炫耀他们自己博学多识——从他开始写幽默小说起就是如此，从《致博学邻人书》开始。例如，有一个幽默人物，他在讲到女儿的未婚夫时说：“这坏蛋，他来了，很阔绰。地地道道的瓦尔特·司各特。”另外一些人物则提及巴克尔，不知为什么常提到的是巴克尔，而且总是提得不恰当，像许多年之后的叶皮霍多夫一样：“说实在的，姑且不谈其他话题，我顺便谈一下自己：命运待我毫不怜惜，就像暴风雨对一条小船似的。您读过巴克尔的书吗？”
在契诃夫的早期和晚期小说中，幽默小品的一贯来源是荒诞话，是毫无意义的新构成的词；而电报则是它们取之不尽的源泉：“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何殡葬请告示下。”
如果提出一个专门的目标，就可以收集到一整套使用对比和重叠手法的资料卡片。例如，有个警句“如果妻子对你变了心……”的异文是：“先生们，我没有雄辩的才分，但请你们容许我不用华丽词藻讲讲心里话……先生们，谁对妻子或丈夫变心，谁就是不可靠的人，谁也就有可能背叛祖国！”（《林妖》，1889—1890年）“我忏悔，我有时会稍稍欺骗女人，但是就对俄国政府的态度来说我一向是个正人君子。”（《三年》，1895年）
在早年的一则场景《在莫斯科的特鲁勃纳亚广场上》中有一名教师，鸟市的常客，大家都管他叫“代名词老爷”。在短篇小说《主教》（1902年）中，也有一个教师：“一个善良的不笨的人。他从来不体罚学生，但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墙上总挂着一束桦树条，而在它下面写着一段完全没有意思的拉丁文题词：诊治儿童的抽打用的桦树枝。他养了一只毛发蓬松的狗，他把它叫做：句法。”
在《樱桃园》中，西梅奥诺夫皮希克讲他们的家族起源于一匹马，卡里古拉把这匹马带进了罗马元老院。这个西梅奥诺夫皮希克，当然，很像契诃夫早期作品里的一些幽默人物，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家谱溯源到始祖亚当和夏娃：“亚当·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夫和夏娃·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娃。”
幽默小品一直保留在契诃夫的艺术实践中，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在晚期的小说中，幽默小品依然是幽默小品，虽说它反映出契诃夫的艺术发展，反映出发生在俄罗斯生活和语言中的变端。例如，在早期作品的人物中未必会有人像《在峡谷里》（1900年）的包工头叶里扎洛夫那样说话：“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之所以是这样，只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机械装置”尚未像在两个世纪交接之际那样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又如，在《樱桃园》之前也不可能出现夏洛达这个忧郁的有生命的幽默小品。
许多情节，甚至像《主教》《套中人》这样的著名小说，一些个别的形象，个别的鲜明话语，尖锐和中肯的字眼——它们都曾在契诃夫的创作记忆中保存了许多年，因而晚期创作中有许多东西源自《花絮》年代的艰苦实践的经验。例如：“……她太迷人了，有时候惹得米申卡十分喜欢，可是，依他看来，这样的女人不宜于结婚，只宜于私姘。”（《女人的王国》，1894年）
“从您这方面来说，这是勇敢的功劳，因为女人的心是沙米尔。”（《三年》，1895年）
“……我的个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一桩蠢事。”（《我的一生》，1896年）
但是，会有人反驳我们的这种看法，因为契诃夫本人并不喜欢他的早期创作，并对它们持否定态度。的确，如果翻阅他的信件，可以收集到（К.丘科夫斯基就收集过）大量关于早期创作的（不过，也有关于晚期创作的）侮辱性的说法，因而一些本来零星地存在的话只会令人发笑或者干脆就不惹人注意，但一旦它们集中在一页谈论契诃夫的书上，那就会成为一个污点。契诃夫曾十分尖锐地评述过《蠢货》《伊万诺夫》《樱桃园》《语文教师》以及许多许多作品，就像他评述过当初的幽默小品似的。不过，不管他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早期的还是晚期的——这些评价，如同对这种评价所承担的责任一样，全都只属于他一人。
契诃夫的笑……这远非总是嘲笑一件事或一个人，就如同在荒诞的但却是惯常的讽刺暴露形式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契诃夫的笑常常体现着一种追求，对欢乐和喜悦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生之物所固有的特点，或者说至少是我们身上尚留存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所固有的特点。这种笑还使人嘲笑自己，理解自己，也许还会使人原谅自己。“你们在笑什么？”
问题的实质不仅在于契诃夫嘲笑了一些具体的弊端，旧日残余的弊端：官场规矩，贪污，虚伪。笑是同套子一般的生活不相容的，是同一切命令、通报、说教和报刊文章所具有的那种不容分说的语调不相容的。契诃夫一面在笑，一面在模拟讽刺，把那种伪善的激愤、那种令人受不了的一本正经的文体和语气（有权势的人正是如此同下属谈话的）贬低到分文不值的地步，因为“权势、暴力和权威从来不用笑的语言说话”。
契诃夫的笑具有非常的民主性，因为只有相互平等的人才相互说笑：“在教堂里，在宫殿上，在前线，在办公厅主任面前，在警察分局局长面前，在德国人—管家面前是没有人笑的……如果下级胆敢在上级面前笑，或者是他们忍不住笑，那么官场规矩也就完了……”（赫尔岑语）
快乐和欢笑——这是心灵纯洁、健康和自由的标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要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契诃夫是追随普希金和果戈理的。
问题并不在于题材，他常在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和剧本里汲取题材；问题甚至也不在那个著名的公式：“世人听得见的笑声透过世人看不见的眼泪”，虽说契诃夫的幽默中确实有着深深的忧虑。问题在于对笑这个作为英雄主义元素的态度本身：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就是笑。果戈理在写完这个剧本后说：“现在我来到了户外。生活中需要这种心神清爽，就像鲜花需要雨水滋润一样，也像在书房里坐久了的人需要散步走动一样。笑，笑吧，现在要多笑。万岁，喜剧！”
笑的元素——也许，这是契诃夫给予俄国的需要的东西，他使俄国摆脱了心理上的农奴制，摆脱了对往昔权威的十足恐惧，摆脱了对他人思想的崇拜。他从未开过现成幸福生活的方子，因为他重视在读者自己身上培养独立性、意志和头脑，同时他在读者身上加以否定的只有一样东西：奥勃洛莫夫式的癖性，那种即便是感情上也需有导师的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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