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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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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组》之父谢肇淛：其实，我是一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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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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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研究》以晚明福建作家谢肇淛为关照对象，知人论世，由晚明时代背景、文坛状况入手，渐次展开对谢肇淛其人家世、人生经历及思想人格的状貌摹写，再切入个人创作主题。除了传统作家个案研究的作品考证、交游列举、诗文特色、艺术理论外，本书特色其一在于对谢肇淛的结社活动进行了系统全面总结，明人结社风气之盛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其二在于《谢肇淛简谱》的制作，补充了《谢肇淛年谱》诸多细节，有助于推动谢肇淛研究和明代作家研究走向深入。谢肇淛以《五杂组》为后世所知，本书以丰富的资料、翔实的考证和感情充沛的流利文笔，还原了一位除却小说创作的光环外，作为正统诗文作家、“闽派旗手”的谢肇淛——应该也是接近他心目中自己形象的谢肇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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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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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宝，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发表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余篇，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并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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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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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章激变的社会与繁荣的文坛
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晚明
第二节晚明文坛风貌
第三节晚明福建文坛概说
第二章世家与远志
节家世渊源
第二节人生经历
第三节思想及人格心态
第三章谢肇淛的一百八十卷
节史部著述考
第二节子部著述考
第三节集部著述考
第四章交游与结社
节地域诗人交游考
第二节与不同流派诗人交游考
第三节结社
第五章诗尽平生
节《小草斋集》的内容
第二节《小草斋文集》的内容
第三节诗文艺术特色
第六章率循古法与特造孤诣
节从《沧浪诗话》到《小草斋诗话》
第二节主要诗歌理论
第三节诗论小节
第七章总九流而出之
节光怪陆离的小说世界
第二节《五杂组》与晚明士人心态
第三节小说理论
第八章流响
节对闽中文献的整理
第二节自觉的诗坛救弊意识与行为
第三节万历后期闽派“三兴”的主要推手
结语
附录1：谢肇淛著述辑佚
附录2：谢肇淛简谱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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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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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明代诗学论争喧阗，流派夹杂地域，时移俗易，吴中、越中、荆楚、南粤、齐、楚纷然树纛，而于晚明尤烈。三百年间独闽中诗派风气不易：宗格调、主性情、遵法度、重学力，始终不渝。自明初之林鸿至明末之曹学佺，先后历元末明初、正嘉之间、隆万以后三次兴盛，而复古之宗尚一以贯之，终成明代地域诗学之翘楚。故晚明邓原岳云：“洪、永之间，专谭兴趣，则林膳部(鸿)、王典籍(偁)名其家。弘、正之时，气格为宗，则郑吏部(善夫)擅其誉。至隆、万以来，人操风雅，家掇菁华，道古本之建安，掞操旁及三谢，取裁准之开元，寄情沿乎大历。典刑具存，风流大畅，一代声诗，于斯为盛矣。”（邓原岳《西楼全集》卷一二）
谢肇淛是晚明一代奇才，晋安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复振“闽中风雅”，他一生历经整个万历朝政治社会的变迁，身处社会裂变、转型时期，侧身文坛复古、性灵之间，见识卓绝，著作甚丰。小说、诗文、诗话、杂著，洋洋大观，对《金瓶梅》一书的公允评价更是助推了该书的广泛传播。谢肇淛与福州徐氏兄弟、陈氏兄弟、邓原岳、曹学佺等诸子交游唱和、往来不绝，掀起了晋安诗派的第三次诗学高潮，无疑是晚明兼具时代性与地域性的杰出文人，在当时已是名传天下。然而当下关于谢肇淛的研究成果不足60篇，多集中于其随笔札记《五杂组》，零星涉及《麈馀》等，对其诗文、诗论做实质性探究者寥寥，与其声誉、贡献实不相称，亟待含弘光大、研精究微。上海师大图书馆李玉宝研究员在众多明代诗人中选择了谢肇淛，积十年之力，以此鸿篇全面展现其文学面貌与思想光辉，无疑慧眼烛照。
谢肇淛的诗学于晚明独树一帜，其诗具有风韵婉逸的独特风格，与竟陵、公安有别。后人之评价一般着眼于他对前后七子的尊奉和对公安、竟陵的自觉疏离，此论只如浮光掠影，未得壶奥。其诗学的特色乃是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也是他对闽中诗派的巨大贡献。钱谦益视其为“闽中白眉”，屠隆亦曰：“黄白仲与予抵掌海内词人，遂及闽士，而指屈在杭。”（《下菰集序》）其诗歌、诗论体现了弃宦归隐之意、禅道山水之思、尊情美俗之求、贵真重己之念，既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有显在的地域风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谢肇淛的研究是烛探晚明诗坛的一个重要视角。本书以晚明社会、文坛、闽中文学为背景展开论述，由面到点，切中肯綮。此外，考论俱佳亦是本书一大优长，著述考、交友考、结社考，补苴罅漏、远溯博索，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史料的准确完备，更在于揭示了谢氏与晚明文坛的密切联系，为后学研究筑基打桩。末以对闽中诗坛的影响为结，再由点到面，登高博见，不落地域研究常见之目无全牛之弊。
我与玉宝兄同为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先生之弟子。2003年以后，师门同袍在论文选题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明代地域作家研究，一是明代诗文大家研究。我与山西师大的高建旺君首开生面，分做山东、广东两个地域，后续研究遂络绎不绝，积年之力终成大观，遂成李师重大课题《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之研究基础。玉宝、鲁茜等则以谢肇淛、李维桢为题。这样点面交错、如线贯珠，相得益彰，在明代诗文研究中拓出了一方天地。
在沪上求学期间，我与玉宝兄实未曾谋面，我于2006年6月毕业后即回到原单位青岛大学教书，而玉宝于次年9月入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效力。因入门前后的缘故，他称我为师姐，而在我心中，他是值得敬重和信赖的兄长。初次睹面，即缘于2014年初冬李师重大课题的开题会，师门俊彦齐聚沪上，故交新知济济一堂。毕业后，李师对同门屡屡谬赞于我，故大家对我颇不陌生，倒屣而迎，一见如故，我则深感浪得虚名，不胜惭愧。用餐时分，只见一位海派绅士等在门口，儒雅挺拔、彬彬有礼，一问始知为玉宝兄。因同为山东人，自然熟悉得更快，我对这位和善谦逊、老成稳健又干练超群的师弟深有好感。会议期间，玉宝筹划、接待，奔波其中，细致周全、稳妥得当，深得吾师仰赖。明年师门再度聚首，共谋课题推进，日渐熟稔。其后吾师积劳成疾，渐成不支，缠绵病榻数月，因不肯让弟子忧心，隐匿不发，故我等杳无所知，未得尽心于前。含蓼问疾、侍奉病榻者，惟玉宝、玉栓、永文几位贤兄。2018年三月，李师抱恨终天，吊唁、追悼、卜葬诸事，诸君又力任其劳，殚精竭虑，多方筹划，使吾师极尽哀荣。其后玉宝埋首《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之统稿、校雠，不辞负重致远，以完成李师未竟之业。得玉宝，堪称师门之幸，吾师之志有继之者矣。
玉宝兄颇有干才，遇事如锥脱颖，于学问起步虽晚，入沪以来，孜孜矻矻，馆务之余，“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功不唐捐，学问日进。以积年勤勉之力，终成累累之功。近年来成果纷出，一一耀世。继大作《上海明代作家诗文集述考》之后，又将搁置十年的博士毕业论文《谢肇淛与晚明福建文坛》刮垢磨光，重新架构，深凿精雕而成此《谢肇淛研究》。虽云旧篇，实同新制，与旧稿相较，有云泥之别，可谓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可喜可贺。玉宝兄于书中盛赞谢肇淛之狷介、愚直、家国之爱、赤子之心，我于谢氏所知不多，但我深知，恐怕这份戚戚之情正是玉宝十年悬而不忘、表之彰之的衷怀吧。
付梓之际，玉宝兄嘱我写一点文字，我实惶恐惴惴。一则才疏学浅，实不配为序；二则近年惰性大增，深负师友之期望。岁月蹉跎，华年已逝，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苦乐自知。宋末王炎午有《赠戴石玉》一诗，兹录之以自励而共勉：“琢之磨之，玉汝于成。孰为玉工，师友父兄。仙山之石，今则在我。彼璞之弃，我责之惰。为瑚为琏，如珪如璋。山泽之润，邦家之光。玉不自毁，人自槿实。闻士称名，不离其道。”
属文之夕，恰为吾师逝世三周年祭日，玉宝的两部新书也即将面世，这是一种好的纪念与告慰吧。学思湖畔荡漾的碧波又来拂掠我的思绪，桂林公园馥郁的花香再次沁入我的心底，离开求学之地已经15年了，那段心无旁骛又缠绕着亲情、友情的苦乐时光弥足珍贵。在迷蒙的泪光中，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时人先生手夹香烟、纵横高谈的模样，那时，吾师还安好，我们还年轻。
周潇于浮山北麓
2021年3月8日
章激变的社会与繁荣的文坛
晚明七十馀年是明代社会变动为剧烈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整个社会的审美、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观点、思想、学说在这里交汇、碰撞、激荡，整个社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一方面是从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另一方面又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程朱理学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社会逐利意识高涨、阳明心学俗化下移、释道耶等各种冲击下，变得异常尴尬和无力：它既不能挽救社会现实危机，又不能于社会思想起到起衰救弊的作用，这使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士人对正统理学思想产生了普遍怀疑、迷茫和思索。社会巨变面前，士人队伍产生了分化，而发达的市镇经济、日益多元的思想为分化了的士人提供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士人用这些或新或旧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晚明严酷的现实影响到世道人心，而士人心态对文学、艺术等的影响极为深远。
晚明士人的诗文中鸣国家之盛的宏大理想、自信心态与中前期相比弱化了许多。朱元璋驱逐胡元，恢复汉制，思想、文化领域激荡着一股盛世回归的豪情，有《鸣盛集》这样的作品出现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永、宣之际笼罩诗坛六十余年的台阁体雍容华贵，其实也是国家气运在文学领域的映射。继之而起的茶陵派、前后七子派反对台阁体冗沓肤廓、万喙一音，但本质还在以盛唐为法，而正在上升的社会也是士大夫们诗宗盛唐的重要基础。进入晚明，士大夫的心态开始起了变化，少数胸怀家国天下大任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日益腐朽的统治者，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挺身而出，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斯民于水火。但付出愈多，受到伤害愈大，他们以自己的悲壮气节为他人敲响了警钟。大部分敏感的士人在这天崩地裂的前夜，预感到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来日无多，他们焦灼、痛苦、失望、无奈，相当一部分士人由自信、自尊、自重走向了自适、自娱和自慰。晚明士人光怪陆离的精神外表下，是灵魂的沉重叹息。
晚明诗坛流派众多，论争激烈。流派众多、论争激烈其实是好事情，它有利于文学、艺术发展。但这论争常常和党争搅在一起，没有是非，满是义气，心浮气躁。在众多流派中，复古派可以说是的一个诗派，它与晚明崛起诗坛的公安派、竟陵派及各地各具特色的地方诗派一起构成了晚明多姿多彩的诗坛风貌。在众多地域诗派中，福建闽派值得注意，自明初“闽中十才子”后，有明近三百年间，其诗学理想始终不易。晚明的闽中诗坛在全国有重要影响。
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晚明
按照“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一定义，远古时期即有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真正蔚为大观，成为一股世界洪流，则始于明代中晚期，确切地说始于正德、嘉靖时期。这一时期，不但经济领域发生巨变，政治、思想、文化、士风、民风等与前期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引起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及普通士人的关注和思索，也成为以后中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可以说，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思潮已经孕育了近代社会的因子，姑且将这一时期称为“前资本主义”时期。
一、 全球化与思想领域的多元化
本书是属于“文学”领域的个案研究，用“全球化”来作本文的开端，似乎有点小题大做或曰哗众取宠。但笔者不这么认为。谢肇淛出生于隆庆元年（1567），这一年葡萄牙人赖占澳门已经10年了，明政府也在这一年废除了实行近200年的海禁政策，海外贸易终于合法化，对外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困扰明政府200余年的“倭寇”也逐渐偃旗息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承认，“地理大发现”后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从此，滚滚而来的白银及物产刺激了中国本已非常发达的商品经济。经济是基础，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晚明社会思想、文化、世风、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巨变。现在学者很热心探讨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其实在明末都已经存在了，而且知识分子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有一点需要特别引起学者的注意：明末的士大夫对外来基督教的反对力量很弱，更多的士大夫（包括皇帝）从心理、文化上默认或接受了它，而清末传教活动则遭到了从上到下几乎一致的反对、阻挠甚至破坏。谢肇淛的著述中也出现了对西学及基督教著名代表利玛窦的关注和赞美，所以笔者不得不把关照的视角拉大一点，从全球化切入本书的研究中去。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后，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手工品及其他产品运往日本、欧洲、美洲等地，日本、美洲等地的白银、物产等大量进入中国，刺激了生产和消费。这导致晚明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商品经济的大潮又把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连成了一个有机交换网，进而刺激了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和内陆市镇贸易网及市场体系的形成，这样中国便和整个世界经济联系在了一起。众多明人笔记对晚明社会的富庶都有记载，笔者仅摘录与谢肇淛有关的文字加以说明。谢氏《五杂组》云：岭南之市谓之虚，言满时少，虚时多也。西蜀谓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疟也，言间日一作也。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谓之“赶集”。岭南谓之“趁虚”。而岭南多妇人为市，又一奇也。京师朔望及二十五，俱于城隍庙为市，它时散处各方，而至此日皆合为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师间有异物奇宝，郎曹入直之暇，下马巡行，冠带相错，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于东皇城之北有集，谓之内市，多是内人赢馀之物，不及庙中之多也。至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则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馀里，谓之灯市，凡天下瑰奇巨丽之观毕集于是，视庙中又盛矣。“天下瑰奇巨丽之观”在集市上都能见到，可见中国经济中的国际化成分。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不但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和军事上也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经济繁荣促进了商人地位跃升，而商人地位崛起引领了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向的一系列变动。儒家向来主张“士农工商”阶层次序固化不变，将逐利、流动的商人置于社会底端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主张。但伴随着经济繁荣，商人地位崛起，儒商出现合流现象。其表现之一即是儒士经商大量出现。尤其明代嘉、万时期，因商品经济大发展及士人出仕道路的狭窄，儒士经商现象相当普遍，以致现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认为十五、十六世纪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弃儒就贾”社会运动。说“弃儒就贾”是一种社会运动，或许值得探讨，但确实可以看出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敏感的士人们看到了这一变化，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何心隐说：“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主其大而小不入焉。”其次，几乎所有商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都会转回头来寻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而实现这些必须要走仕途经济之道。于是乎，我们看到很多商人家的子弟靠捐纳获得国子监生员，有的甚至外放做了地方官。他们获得社会承认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润笔”之资请士人为自己或家人作墓志铭，从而向士人阶层靠拢。嘉靖时期的唐顺之（1507—1560）曾指出：“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财富越雄厚，所请作墓志者地位越高、影响越大。明代后期，士大夫对为富商作墓志铭、墓表、传记获取“润笔”也乐此不疲。翻看明人的别集，为富商作铭传碑表者比比皆是。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就为很多商人撰写过墓志铭、序、传，如《梅山先生墓志铭》、《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空同集》卷四十五）、《方山子集序》（卷五十一）、《缶音序》（卷五十二）、《赠郁离子序》（卷五十六）、《鲍允亨传》（卷五十八）等。且越到后期，为商人撰铭记、序跋者越普遍。李维桢（1547—1626），湖北京山人，官至礼部尚书，为人乐易阔达，其集中商人的碑铭表传数以百计。故《明史》评其：“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官方正史如此纪述，背后体现出的价值取向颇耐人寻味。这一方面说明了商人地位的急剧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士人开始“调适”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士人对社会价值风向转换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变迁。
商品经济大发展，还引起了整个社会审美风向的转变。明代正、嘉以前民风淳朴、士风醇厚。“正、嘉以前，南都风尚为醇厚。缙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陪都饶裕之所都这样，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但嘉隆以后，整个社会尚充满了贱贫慕富、黜俭向奢之风，人们的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关于这样的记载，明人笔记中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为崇奢黜俭进行造势的理论文章。昔日醇厚的世风、民风已经难觅踪影。曾经为理学所否定的种种所谓逾制、僭越之举，这时都成为平常事。尤其到万历时期，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风俗日偷，纲常日坏，逾制更成常态，这在谢肇淛的笔记中都有记载。
晚明社会，随着理学影响下降，官方对社会控制力大幅降低，于是各种社会思潮乘隙而起，思想文化一度呈现非常繁荣的局面。照耀这个时代的“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是的，晚明思想界异彩纷呈。首先，阳明“致良知”之学在晚明大盛。清初史馆诸臣以为：“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阳明心学于社会影响巨大，“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王门末流终于发展成狂禅派，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从此意识形态领域一片混乱。王学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强调从本心出发即可人人为尧舜，这大大激发了人们对自我的重视，它为公安派、竟陵派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佛教大盛，“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呪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道教亦有较大发展。乘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商船，乘虚而入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和不同于本土信仰的基督教教义。传教士中的杰出代表利玛窦曾进献给万历皇帝一幅世界地图，“在利玛窦的地图面前，文人们突然发现华夏并不等于天下，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之外也并非都是蛮夷之地”。西方文明带给晚明士人极大的心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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