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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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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铁皮鼓》面世，标志着战后德语文学的崛起，鼓手奥斯卡从此在世界文学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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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铁皮鼓》是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奥斯卡生于1924年，三岁时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荒诞无聊，决定停止长高。他经历了“二战”带给波兰和德国的苦难，见证了纳粹的罪行。三十岁时，这个将现实敲入鼓声，将玻璃唱碎的人，在精神病院写下自己的生平和家族故事，他试图在其魔幻现实自传中证明，自己是充满假象、谎言和罪恶的世界中的特立独行者。
1979年，由施隆多夫执导的同名电影上映。该片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外语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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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德国作家、画家。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后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战后做过钾矿工、石匠学徒等，曾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学习造型艺术，参加过爵士乐队。
1955年开始参加“四七社”活动，1956年出版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7年剧作《洪水》首演。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其代表作还有《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母鼠》《辽阔的原野》《我的世纪》等。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 胡其鼎（1939—2013），德语文学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译有黑塞的《彼得·卡门青德》《格特露德》《骏马山庄》，格拉斯的《铁皮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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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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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本序
篇
肥大的裙子
木筏底下
飞蛾与灯泡
照相簿
玻璃，玻璃，小酒杯
课程表
拉斯普京与字母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演讲台
橱窗
没有出现奇迹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棺材一头小
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尼俄柏
有信有望有爱
第二篇
废铁
波兰邮局
纸牌屋
他躺在萨斯佩
玛丽亚
汽水粉
特别新闻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
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
接替基督
撒灰者
耶稣诞生戏
蚂蚁大道
我该不该呢
消毒剂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北方幸运女神
四九年圣母
刺猬
衣柜里
克勒普
在椰棕地毯上
在洋葱地窖里
在大西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无名指
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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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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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有三位。海因里希·伯尔，他的名字同“废墟文学”紧密相连，人们称他为“小人物的兄弟”。一九七一年，他的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问世，次年，他成为第六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人。伯尔的许多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他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阿尔诺·施密特，这个名字在我国是比较陌生的，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詹姆斯·乔伊斯，他的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然而，由于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很多德语作家都要读他的著作。这两位作家都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从事创作活动的，就是君特·格拉斯了。《铁皮鼓》是他的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在世界文坛已有定评。一九八七年年初，当译者终于完稿搁笔之时，建设出版社也预告这部小说即将与民主德国的读者见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尔高伊的阿德勒饭店聚会。“四七”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既无纲领，也不发会员证，在作家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会一次，作家们在会上朗读各自的新作，当场听取评论，该社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发展。从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评过五次奖，获奖者是君特·艾希、海因里希·伯尔、伊尔泽·艾兴格尔、英格博格·巴赫曼和马丁·瓦尔泽。这一次聚会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来了，朗读了，胜利了。君特·格拉斯，他从巴黎到此地，来时囊中无几，他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章《肥大的裙子》，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清新，并同意授予他“四七”社奖（三千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铁皮鼓》一起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露面。这部小说的七种外文译本的版权已被买去。就在这一年，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乌韦·约翰逊的《雅各布的揣测》、海因里希·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面包和运动》、鲁道夫·哈格尔施坦格的《众神的玩物》、奥托·弗里德里希·瓦尔特的《哑巴》、格哈德·茨韦伦茨的《死去的男人们的爱》等。在此之前，文坛的中心议题是长篇小说的危机，而此时，连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联邦德国的“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于但泽。这是一个海港城市，有着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泽曾属汉萨同盟，后归波兰。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又划归普鲁士。次大战后，改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代管。纳粹德国又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今名格但斯克。格拉斯的父母，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一九四四年，他被征入伍，当空军辅助人员，同年受伤。一九四六年，当他从马利恩巴德的美军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被划给苏联和波兰等的德国东部土地上的德国人都被驱赶了。格拉斯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钾盐矿当矿工，接着到哥廷根打算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但一上历史课他就反感，终于放弃。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匠手艺。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当地艺术学院学习，兼当模特儿并在一个爵士乐队演奏。一九五三年他迁到西柏林，继续学习雕塑与版画。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头奖。次年，他的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他举家迁居巴黎。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
如此神秘，谁还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听我的老婆。（《信经》）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幢后排楼房里。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给他每月三百马克的津贴，让他维持起码的生活并写作剧本。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格拉斯说，他当时连德语的正字法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一九五九年底，不来梅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格拉斯奖金，但不来梅市政府不予承认，表面的理由是《铁皮鼓》亵渎上帝、有伤风化，真正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小胡子作家是个“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对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市行政当局干涉独立评奖委员会事务被公众舆论目为一件丑闻，这自然也未能阻止这部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并被译成更多的语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评论家协会授予格拉斯文学奖，一九六二年他又获得法国的文学奖。《铁皮鼓》初版后的四年间，给格拉斯带来了四十万马克的收益，使这位“经济奇迹”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成了“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剧本，如《恶厨师》（1961）等先后上演，第二部诗集《三角轨道》（1960）出版，接着，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相继问世，尤其是后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卢赫特汉德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同《铁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时，经作者同意后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因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故事与人物均无连续性，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部分情节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格拉斯说，它们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问题着眼写的；二是地点（但泽）和时间（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实与虚构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里·普拉尔德的谈话）。所以，这三部小说是格拉斯怀着一个有着德、波两种血统却又失去家乡的难民的心情写的。这种心情同战后德波间领土问题一样复杂。民主德国在一九五○年即已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为德波边界，联邦德国则直至一九七○年十二月同波兰签订《华沙条约》时才予以承认并确认德波两国间无领土争端。当时，格拉斯是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的拥护者。
一九四七年初，在一片废墟的汉诺威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格拉斯听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讲演。格拉斯说，舒马赫的“狂热和他的生硬一方面使我感到抵触，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的正确又使我信服”（同普拉尔德的谈话）。他从次参加选举起，就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一九六○年，格拉斯回到西柏林时，正值威廉·勃兰特首次作为候选人竞选总理。一九六一年，阿登纳在雷根斯堡讲演，影射勃兰特是非婚所生。格拉斯被这种人身攻击所激怒而全力支持勃兰特。他就此成为勃兰特的好友，并从一九六五年起的几次大选中作旅行讲演，为社会民主党竞选。在阿登纳任总理的时期内，社会风气是不问政治而只关注福利与消费。作家和知识分子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能得到各种奖金。“四七”社和后来的“六一”社（以提倡劳工界文学为宗旨）的作家们则关注着一个问题：民主（Demokratie）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Volksherrschaft）。公民难道可以放弃责任，放弃监督的权利，而把国家的祸福交给少数决定政策的职业政治家去掌握吗？当这些作家或其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发表歧见的时候，当他们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单方面同西方结盟、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的分裂以及后来的紧急状态法公开提出指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遭到当政者的鄙视和辱骂。格拉斯就是一例。阿登纳的后任、“经济奇迹”总理艾哈德公开把格拉斯、霍赫胡特等作家骂作“”（一种小犬），说他们只晓得“朝荆棘上蹦”（“螳臂当车”之意）。艾哈德的后继者基辛格总理也扬言，在魏玛共和国还有左中右文学，在联邦德国却只有左翼文学，这种文学“不能代表”德国。这就是当时政界与文学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格拉斯开始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他不仅同勃兰特建立了友谊，而且也明确了他本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他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相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改革来争取所有公民限度的平等——同启蒙运动的精神——呼吁公民的理智，使之树立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他对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都发表意见。他的意见表明，他“站在了几条板凳中间”，左右不讨好。他反对国内的“紧急状态法”（1968）、“教权主义”“反动的同盟政策”，也反对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他批评美国（如印度支那战争、支持希腊军人独裁政府），他抨击右派施普林格报系的《图片报》，也抨击左派的杂志《重音》；尤其因为他对大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蓄长发的青年目为头号敌人。格拉斯理解青年一代的愤怒与抗议，但认为他们想通过一次性的革命造反来一劳永逸地改变一切的看法是乌托邦。鉴于当时的社会动乱，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对此持反对态度者联想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那时，刚上台任总理的希特勒便是利用紧急状态法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些人因此也担心大学生过激的行动会导致当局采取更严格的警察控制措施而有害民主制。这也是格拉斯的考虑。他的诗集《追问》（又译《盘问》）（1967）、言论集《论不言而喻》（1968）和长篇小说《局部麻醉》（1969）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格拉斯认为，谁要承担责任和过错，谁就得有理智。他呼吁青年人的理智，使社会保持“正常状态”而不是“非常状态”，只有在“正常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渐进的改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修正”。他在写给自己的子女们的散文《蜗牛日记》（1972）里进而申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格拉斯在纽伦堡讲话中说：“唯有看到和重视进步中的静止的人、已经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经在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阴影一侧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他的不要革命只要“修正”的观点，在激进的青年一代看来，自然是十分“保守”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整个社会由不问政治转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作家们也积极干预政治。有些作家也像格拉斯一样，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他们只能在政治前台当跑龙套，却到不了幕后去。以为“一个大作家便是一家小政府”的看法证明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自我欺骗。“四七”社的作家们聚会时，也热烈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然而他们并不能形成一个政治反对派，反倒如诗人恩岑斯贝格所说，“四七”社仅仅是一个“一年只存在三天、无首都的文学界的中心咖啡馆”罢了。“四七”社次聚会，作家们挤在一辆旧卡车里驶向目的地，而这时，他们聚会的饭店前，停满了他们的各种牌号的私人小轿车。一九六六年，“四七”社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之邀，乘飞机绕过地球的四分之一去那里举行年会。这个事实表明，这批作家已经成了乘喷气式飞机旅游世界的阔佬。格拉斯作了发言，题目是：《论注意到并不存在的宫廷的从事写作的宫廷小丑日益缺乏的自信心》，他强调文学不同于政治，应放弃宣言与抗议，而“去做些民主的小事情”，他说，“愿我们意识到：诗不懂何谓妥协，但我们则靠妥协为生。谁能有为地承受这种紧张关系，谁便是愚人（小丑）并改变着世界。”二十四岁的奥地利律师，新一代的左派剧作家彼得·汉德克则在会上宣称，“‘四七’社的作家的创作力已经‘阳痿’了。”一九六七年，“四七”社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普尔韦尔米勒饭店后一次聚会，闹革命的大学生举着横幅向饭店进逼，在他们的眼里，“四七”社的作家已经是一个“权势集团”了。在新左派面前，他们已经退到中间派的地位。快退到可以荣获联邦十字勋章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格拉斯穷于应付新左派和新右派。一九七四年，勃兰特因间谍案引咎辞职，格拉斯也退出政治活动。一九七七年，他发表了长篇童话小说《比目鱼》（《鲽鱼》），写体现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鲽鱼帮助男人摆脱三乳始祖母取得了统治权以及在男人统治下两性的关系和妇女的历史。格拉斯自己讲，这部小说已进入了德国家庭主妇的厨房，因为里面写了土豆、鱼、蘑菇等的烹调术，也可说是一部食品史。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在国际笔会纽约会议上反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出场致辞并对国际政治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同年，他的科幻小说《母鼠》出版，写原子灾难下毁灭的地球。评论界认为，格拉斯“过度地在时髦浪潮里游泳”，而且就这个主题而言也没有写出多少新意。然而，他的创作和活动却表明了这位德语作家对受威胁的国际和平的关注与担忧。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一部现代“流浪汉小说”，继承了格里美尔斯豪森（1621—1676）的《痴儿西木传》的传统。《西木传》以三十年战争（这是1618至1648年欧洲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君主国之间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德意志人伤亡惨重）为背景，《铁皮鼓》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格里美尔斯豪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史实为基础写了《西木传》，格拉斯也是如此。西木这个人物，本性纯朴，但由于生逢乱世，使他变得机警、狡诈、为求生而不讲道德、不择手段。格里美尔斯豪森通过西木的流浪与历险，写尽了这乱世的黑暗与无道。《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就是现代的西木。
《铁皮鼓》共三篇四十六章。开卷写居住在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的委婉称谓）的奥斯卡·马策拉特，请有同情心的护理员布鲁诺买来“清白”的纸，借敲铁皮鼓回忆往事，记述他的经历。奥斯卡先介绍他的外祖母安娜和舅公文岑特·布朗斯基，他们是但泽地区古老的居民卡舒贝人，务农为生。安娜在地里收获土豆时，遇上正遭追捕的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她让这个波兰伐木工人钻进自己肥大的裙子底下，搭救了他。两人连夜成亲，逃到但泽。这是一八九九年的事。科尔雅切克改名换姓，当上筏夫，他和安娜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阿格内斯。科尔雅切克终于被仇家——德国锯木场老板发现，在警察的包围中跳进莫特劳河，下落不明。次世界大战末，在战地医院当护士的阿格内斯结识了伤兵、莱茵兰人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两人在一九二三年结婚，经营一家殖民地商品店。阿格内斯同她的表哥扬·布朗斯基早有私情。扬在波兰邮局工作，但泽成自由市后，市内邮局仍归波兰所有，扬于是入了波兰国籍。奥斯卡描述他的家庭照相簿，他无法断定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只能认为扬和马策拉特都是他“假想的父亲”，但那时，这两个不同国籍的男人尚能和睦相处。阿格内斯生下奥斯卡，他初看到的世界之光是两只六十瓦灯泡的光，他嫌世界昏黑，想回到娘肚子里去，但脐带已被剪断。他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他听到母亲许诺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只铁皮鼓。到三岁生日那天，奥斯卡决定“自我伤残”，自己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从此不再长个儿，因为他不愿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对《铁皮鼓》持拒绝态度的评论认为，奥斯卡要“返回脐带”乃是格拉斯的“虚无主义纲领”，格拉斯“从这个患呆小症（克山病）的侏儒的目光去看世界，这是从一开始便使一切歪曲丑化合法化”，这说明格拉斯“在这部小说里比在他的诗歌里表现得更加激进”。奥斯卡摔坏后意外地得到了一副能“唱碎玻璃”的嗓子，而且还有“远程效果”，他可以赖以自卫（如果联想到纳粹党徒在“水晶夜”的砸玻璃暴行和日后轰炸伦敦的V-1、V-2飞弹，那么，这种滑稽模仿就具有政治讽刺意义了）。奥斯卡大闹学堂，他的入学天成了上学的后一天。他跟面包师太太格蕾欣·舍夫勒学习读和写。他的教科书是《拉斯普京和女人》以及歌德的《亲和力》。看马戏表演时，他结识了侏儒贝布拉和梦游女拉古娜。在经济萧条时期，他用“唱碎玻璃”的声音划破橱窗，帮扬偷珠宝首饰送给阿格内斯。阿格内斯在犹太人马库塞的店里给奥斯卡买铁皮鼓。纳粹势力也在但泽抬头，煽动民族仇恨。扬的儿子在幼儿园被德国儿童殴打。马策拉特加入了纳粹党。他是一个别人叫喊、大笑、鼓掌时他也叫喊、大笑、鼓掌的人。他对烹调术的热衷很快转变为“制服崇拜”。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小市民，没有主心骨，没有尊严，不懂得责任也不懂得过错，只图个人的安逸舒适。这种性格为居住在拉贝斯路的其他德国小市民、为后来的一些人物，如画师和下士兰克斯所共有。在格拉斯看来，正是这些不知羞耻的小市民形成了纳粹党的社会基础。他因此让奥斯卡在明处在暗处旁观这些没有明确道德价值观念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丑恶行为。马策拉特穿上制服去参加纳粹集会，奥斯卡蹲在讲演台下敲铁皮鼓扰乱纳粹会场。
......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不让我离开他的眼睛；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请他想象一下，这张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只如此：我的床是我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我做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啰”一声闯进病房来后，就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
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通风，同时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通完风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笔，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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