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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2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由许知远专文导读，精辟地点出近代日本对西方的狂热与羡慕、自卑与嫉恨的矛盾心理，以及日本速成模式者背后的黑暗与艰难，提供深入理解日本的另一视角。
★《创造日本》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综论，描写从1853年因黑船来袭而被迫开国的江户幕府开始，日本如何通过“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改革，让自己一跃成为亚洲强国明；如何从民主自由的大正时期，走向军国主义横行的昭和年代；*后又如何度过充满饥馑、屈辱的盟军占领岁月，转变为创造经济奇迹的奥运主办国。
★《创造日本》不止于描述近代日本的富强，而是聚焦于高速转变背后黑暗的复杂性;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在藩阀与财阀利益算计下牺牲的政治改革，对西方的自卑情结与嫉恨心理带来自我膨胀的亚洲自豪感，维护“国体”的狂热所引发的侵略战争及对公民自由的践踏，以及战后盟军占领遗留下来的日美纠葛。
★《纽约书评》《经济学人》《柯克斯评论》《商业周刊》等媒体大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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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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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3年马修·佩里的黑船驶入江户湾，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到在美国的监管下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并于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的现代国家，日本不过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本睿智、优美而精简的书中，伊恩·布鲁玛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腻考察，清晰地呈现日本历经的种种重大事件及相继而来的转变，从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一直到美国接管及东京奥运。布鲁玛深刻地探讨日本社会思想、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面向，并以独到和客观的视角解释日本如何经历这些戏剧性的巨变及伴随的战争与变革，*后从一个小小封闭的传统岛国一跃成为牵动东亚乃至世界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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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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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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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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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为方法的日本（许知远）
序言：东京奥运会 001
章 黑船来袭
第二章 文明开化
第三章 色情的、猎奇的、无意义的
第四章 啊，我们的满洲
第五章 与西方开战
第六章 东京布基伍基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记
跋 战后时期的终结
专有名词词汇表
引用文献
索引
?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进程……不可不读。
——《经济学人》
这本书精妙地解释了日本混合的国家体制和文化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柯克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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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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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为方法的日本
一
“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
这是1897年末，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过两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意外地大败于日本，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并付出了两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场战争终将中国从昏睡中叫醒，她不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还可能有亡国之危险。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战争，还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烧了圆明园，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战，都未给中国带来震撼。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它们都是来自远方蛮夷的挑战。但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视作中国的附属国，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它被轻蔑地视作“倭国”。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戏剧性的是，在短暂的敌意之后，日本成为羡慕与模仿的对象。1887年写就的《日本国志》长期无人问津，此刻突然受到欢迎，几个书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人们相信这本书蕴含了日本富强之秘密。另一位维新者康有为干脆劝光绪追随明治天皇，像后者再造日本一样再造中国。当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维新者向他寻求变革中国之建议，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担任客卿，直接指导一切。
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却并未减弱。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从军事家蔡锷、蒋介石到文学人物鲁迅、陈独秀—都是其中一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将横滨变做他的知识生产中心，他在这里编辑的报刊被偷运回国内，塑造了一代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在国内，清政府参照日本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维新派官员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在这高昂的热忱背后，中国人又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启超备感叹服的《日本国志》真的能给予中国变法以参照吗？驻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无讥笑地说，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敏锐的观察者如黄遵宪，也很难洞悉日本的变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国师自居的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向光绪描述的明治维新是出于自己的臆想，还得出这样的荒唐逻辑—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变法成功，以中国这样大得多的规模，三年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维新者来说，日本令人着迷，既因它突然获得富强的能力，也因为它可能导向某种速成之路。在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学生所设的速成学校，从语言、法律到军事、政治，这些青年人想用几个月，多几年来掌握一切。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诀，他们也同样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诀。
当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很少有人记得黄遵宪与康有为的插曲了。在中国的革命史叙事中，他们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邓小平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参观新干线时感慨：“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邓小平与20世纪初的维新者一样，他们在东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视作富强之表率一样，战后日本则被看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故事。这个日本故事没有持续多久，就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论调。日本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但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银座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着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滞后。中国知识分子们谈论此刻日本时仍常引用《菊与刀》与《日本论》，前者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的著作，后者则来自民国时的戴季陶。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二
在翻阅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这是一本紧凑却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页的容量里，作者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全书结尾，作为主办国的日本特意设立了一项无差别组的柔道比赛，但当自己的传奇选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输给荷兰选手后，他们接受了失败，将掌声给予了胜利者。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布鲁玛写道，他相信这标志着现代日本转型之完成，它对世人展现了一种更成熟的姿态。
倘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着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强秘密，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亚洲、欧洲与美洲都有着广泛游历，敏感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出生于荷兰这一背景或许还增加了这种理解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选择。他也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起来的文化批评家，确信个人自由与普世主义，常以怀疑的姿态看待各种“文化特殊论”。
在这本小书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读到他们熟悉的命题。同样面对西方之冲击，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在作者看来，日本文化之边缘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国式自我中心的庞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轻易把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展开一场新的学习。日本也从不是集权的社会，并存的天皇与幕府给予维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更重要的段落却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或刻意忽略的东西—富强背后蕴含的黑暗。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日本从未进行完整的现代政治改革。日本尽管制定了宪法，“但立国基础不仰赖政治权利，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这个政治制度也要为日后之失败负责。天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不参加具体之决策，也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将日本拖入了二战，就像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一种对应的自由文化从未建立起来，对西方之焦灼感与威权文化的影响，都让它步履维艰。从一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也蕴含着两面性，它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着迷于对外扩张，整个国家被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着。作为明治时代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倡导西方文明著称，竭力推动日本获得平等地位，当听到战胜中国的消息时，他兴奋地跳起来。即使在更为开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会也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放松。
伊恩·布鲁玛明显地善于处理一个更开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细节尤其妙趣横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淇淋雪葩”，他这样描述明治人物对西方之仿效。他对于大正时代的银座则写道：“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牛奶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因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这表面对西方的羡慕与追随，总是让位于嫉恨与对抗。直到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才打破了这种循环。日本终于呈现出东京奥运会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吗？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中，昔日的财阀与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据了主宰。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第二章 文明开化（选摘）
一
据传，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一个焕然一新、与封建时代彻底决裂的日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部宪法，落实“文明开化”这一明治时期的主要口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口号，略晚些流传开来，这个口号便是“富国强兵”。不过这还是后话。说到天皇，他像神赐礼物一样将宪法施予臣民。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仪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种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国人多以其名“睦仁”称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东京皇宫的神社内室中，向列祖列宗禀告了新宪法的事。他解释道，这份文件符合“文明进步”的精神，旋即话锋一转，劝诸位先皇不要担心，说新宪法定会维系皇权的世代传承。还不光是维系，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明治天皇的臣民此时还对皇恩浩荡的陛下赐给他们的新宪法的内容浑然不知，但就算是参加了随后举办的庆典的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庆典于当天晚些时候进行，天皇身边有一位德国顾问，专门负责就宫廷礼仪的“移风易俗”出主意。庆典便采纳他的方案，取欧式风格。正如当时某幅浮世绘所示，天皇的觐见室为仿维多利亚风格，欧式和日式图案随处可见，譬如金色的流苏、红色的软绒、精致的镀金烛台，数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已换上一套欧式元帅服的天皇端坐在金灿灿的普鲁士风格的御座上，身后是皇家徽章，脚下铺着长长的红地毯。皇后紧挨夫君而坐，身穿一件极不相称的粉色晚礼服。她一般不抛头露面，此次登场，再度证明日本已接受文明开化的新风尚。天皇手下的大臣和留着连鬓胡子的士绅或身穿双排纽礼服，或一身戎装，腰板挺得笔直，显得不太自然。在画家笔下，他们被安上了一双与实际不相符的大长腿。天皇一侧是他的外交团队，以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似观摩学校话剧社表演的家长。随侍人员中还有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枢密院议长，也是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伊藤崇拜俾斯麦，举手投足间有几分神似“铁血宰相”，包括后者手持雪茄的仪态。（二战后担任首相的吉田茂也会以此方式表达对丘吉尔的敬意。）
有件事给这一喜庆场合蒙上了污点：改革派文部大臣森有礼遇刺身亡。他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笃信不疑，以至于提倡日本人和欧洲人通婚，“是为提高日本国力之上策”。排外势力长期以来就对森有礼的西化做派恨之入骨。制宪日当天，一位来自长州的原藩士刺死了森有礼，原因是他在参拜伊势神宫这一神道教至尊圣地时表现得不够恭敬。尽管森有礼会因为喜欢说教被载入史册，但杀害他的年轻人一样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爱国精神“至真至诚”。
继1868年政府许诺出台宪法以来，日本人总算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十年来，举国上下的人都对新宪法的性质和可能的内容议论纷纷。民权和自然权利活动家发表倡议，撰写草案。同坂本龙马一样，植木枝盛也是来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写了一首歌，鼓吹主权在民，其中几句歌词激情澎湃：
让我们为宪法而奋斗！
为尽早实现民选议会而奋斗！
前进！前进！吾国的人民，
让我们推动自由和民权！
然而，实际颁布的宪法却言辞模糊，且完全将国家主权置于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礼服和高帽，以及东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现代红砖楼，宪法披着光鲜亮丽的西式外衣。立宪者借鉴了普鲁士宪法，为的就是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现代化民族国家，那些赋予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日特权—譬如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总算可以寿终正寝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向某个外国京畿看齐，这一旧戏码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况有变：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取代了中华帝国历朝古都的地位。
明治宪法的确授权国会筹备选举，首届选举的日期定在宪法颁布后次年，但是政党无从干涉政府大臣的人选任命。只有一小部分人——多是富裕的地主——享有投票权。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思想开明的，但他对此事的看法却与其偶像俾斯麦别无二致，即人民主权十分危险。他表示：“鉴于皇权是我国宪法的基石，我们的体制就不能以一些欧洲国家通行的‘君臣共治’观念为出发点。”
伊藤等寡头大多出身萨摩和长州两藩，1868年维新之后，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周游列国，为日本挑选合适的政治思想。一行人前往欧洲和美国，研究英美模式，并满怀感情地造访了荷兰这个日本“久远的朋友”。尽管对美利坚的国力赞叹不已，也感念于美方给予的礼遇，但美式民主令他们惶恐不安：看着实在是太混乱了。因此，在听到旅德日本侨民说还有区别于英美、更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模式时，伊藤等人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并非人人都倾向于师从德国。明治维新著名先驱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国式的宪政思想，但这条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险些死于暗杀，刺客和杀害森有礼的凶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种一片“赤胆忠心”的狂徒。
由此说来，以明治宪法的定义来看，日本民主从一开始便如“病孩儿”。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但从长远看来，的隐患还是来自法条的模糊性。天皇虽被赋予统治权，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统领，也不是类似欧洲君主那种独裁者。按理说，天皇不应直接参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驾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义制定决策。与此同时，日本武装力量效忠的却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态，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权，个体无需为其行为承担终责任。
事情是否可以是另外一番局面？日本人难道就非得认准一个既不像德国又不像古代日本的专制体制么？存不存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机会还是有的，但是鉴于推翻幕府的那群人的背景，机会永远都成不了现实。
明治维新的一众英雄，诸如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来自长州或萨摩。他们深谙忠诚、服从和军纪所构建的武士信条。西乡隆盛是维新时期浪漫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身材高大，骁勇善战，还因为一对硕大的睾丸声名远播。西乡想在萨摩建立一个武士国家。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尤以取消武士地位世袭制为主——令许多武士感到被时代抛弃，胸怀愤懑，西乡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1877年，他率部起义，反抗中央政府，掀起一阵血雨腥风。从表面上来看，萨摩藩起事的动机是西乡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政策过于软弱，但实际上他另有所图。尽管许多改革措施根本谈不上民主，但对于千千万万习惯于封建体制的人而言，依旧是过于激进了。西南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人对“反动”起义者素来抱有好感的一大明证。西乡的一片赤胆忠心从未遭人质疑。同他那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同志相比，后人至今仍认为西乡更加伟岸，更富英雄气概。
明治早期历史的惊人之处并不在于萨摩和长州藩主认为人民主权不对他们的脾性，而在于数量众多的日本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中曾经承诺会创建“议事会”，且“所有事宜均通过公众商讨决定”。来自昔日土佐藩的权贵追随坂本龙马，在诸如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助论》（Self-Help）等励志文学的鼓舞下，成群集党，鼓吹代议制政治。由于这些土佐藩藩士被排除在萨摩和长州两地领导人把控的中央政府之外，他们的这种做法相当符合自身利益——他们想为自己代言。
从某种角度来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并未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不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过大的话，会颠覆渐进式的经济政策。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已经踏上通往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法律废除了阶层等级之分，农民能够拥有土地，财产可自由买卖，一些垄断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业制度。虽说是自由企业，实则从未脱离国家干预。正如明治口号所言，维新的目的不仅要“富国”，还要“强兵”，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扶持增强军力所需的战略行业。早在幕府将军统治末期，日本人在欧洲专家的帮助下，就已着手建造蒸汽轮和加农炮。日本首座铸铁厂诞生于1857年，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将官营纺织厂、铁路、水泥厂等产业变卖给私营企业主后，日本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波工业繁荣。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业革命要晚于英国，但也只比德国略落后几年。由于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胆量涉足现代企业，日本工业财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几家公司手里，它们很快成长为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亦称“财阀”。举例而言，三井在江户时期还只是一家织品店，后来发展壮大为集银行、贸易公司、煤矿、化工厂等诸多产业于一体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财阀三菱刚开始只是一家规模很小的轮船公司，到了20世纪30年代，却已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工商业“巨无霸”之一。它们的发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详。官僚、政客和商界领袖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他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靠鼓励大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竞争，而是通过制定战略方针，提供政府补助，以及签订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人物。乡下小子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出人头地是明治时期小说家青睐的主题。不同于美国的是，个人财富在日本得为国家需要让路。正如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经济同政治一样，都是民族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经济上，明治日本已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政府依然只是一小撮来自西南的昔日武士的专属领地，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因此得名“寡头”。他们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某些方面聪慧过人，但死死守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做法也确保了民主自诞生之初便会遭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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