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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奠基之作，探讨知识人的社会圈子、自我、地位与社会功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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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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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940年，是兹纳涅茨基对知识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作者意图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行为的规范模式。其借助的核心工具是“社会圈子”概念。兹纳涅茨基指出，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 给予思想家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并帮助他形成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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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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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1882—1958），社会学家、诗人，生于波兰，1953年曾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早年研修哲学，后专事社会学。他有关社会学理论及方法的著作，在社会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外，他还是倡导实地调查的先驱人物和波兰农民文化研究的专家。著有《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社会学方法》《社会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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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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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导言 （刘易斯?A. 科塞） 001
1968年版导言 （刘易斯?A. 科塞） 007
章 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理论 001
第二章 技术专家与圣哲 020
知识：所有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 020
行动专家与工艺知识 022
职业顾问与技术知识的肇始 027
技术领导 033
技术专家 040
自主的发明家 047
常识性知识 055
文化知识领域初的角色分化 072
第三章 学派与学者：真理的承担者 079
神学院 079
宗教学者 085
学院与学者的沉思 097
真理的发现者 101
组织者 106
贡献者 110
追求真理的战士 117
折中主义者与知识史学家 127
知识的传播者 129
第四章 探索者：新知识的创造者 141
新模式的出现 141
事实的发现者 145
问题发现者（归纳理论家） 153
归纳理论家的分化 164
附录 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罗伯特?K. 默顿） 172
索 引 181
译后记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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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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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版导言
刘易斯?A. 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者，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 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做了详尽的分析。 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杂志。 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次世界大战期间，1932年到1934年，1940年直到1958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托马斯亲密合作。 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做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于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1882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便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1909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 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威廉?托马斯。 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做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 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出版，即使在美国，这也是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 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 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 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 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 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社会行动》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其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尤其令人惊讶。 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早于1936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 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① 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humanistic coefficient）。
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得出类似结论之前近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做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 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的传统。 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米德、杜威和库利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 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 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1940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20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早期马克思和涂尔干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18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涂尔干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提出，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 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 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20世纪20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 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 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 事实上，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 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 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 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 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后者的巨影却在曼海姆的作品中隐隐呈现。 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 相反，他认为，没有什么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可以解释可变的一系列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思想产物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 进而，舍勒认为，先前的理论化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反对这么做，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才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 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涂尔干，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 涂尔干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 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涂尔干的著作是此领域中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做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涂尔干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 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 涂尔干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方面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做的分类。 个逻辑类是人类。 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 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 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涂尔干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做出了贡献。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 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 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 “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
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视其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学领域。 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 正如古代克里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里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的陈述的真理价值。 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中去。 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的相对主义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 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 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 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 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这是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的”，“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 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涂尔干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 涂尔干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 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一切人类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认识论问题的引诱。 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 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 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
“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制定的有效性标准。”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 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需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 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道：“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必须考虑的权威。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谦逊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 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 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 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 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于心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 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赦免权。 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 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做的分类。 他将这些角色区分为技术顾问；圣哲，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到“知识传播者”，从“组织者”、“贡献者”到“真理战士”；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或问题发现者。
这绝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 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 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动摇对于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的信念。 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 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因为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 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 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 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会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 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是同样有益的。 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 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 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做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占据的领域，逐渐为世俗学者接替。怀特海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 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按他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奖励；他为未来的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 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 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
自主的发明家
然而，创造性的技术实验，并不完全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由那些为满足领导者的需要而工作的专家们进行的。 几个世纪以来，沉迷于创造性活动的包括，执行各种职业角色，但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求未曾试验过的工艺方式上的人们；利用闲暇时间检查未来领导工作中的新的可能性的领导者；早已越出了由领导者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常规功能范围，而力图发明新的工艺行动模式，并希望社会终会产生发明需求的专家们；甚至还有一些富裕的业余爱好者们。从古至今，大批发明家名留史册，例如：泰勒斯、亚历山大的希罗、阿基米德、盖仑、罗吉尔?培根、巴拉塞尔士、乔万尼?德?拉?丰塔纳、温彻斯特的马奎斯、詹姆斯?瓦特、爱迪生。 对过去的历史做一有意义的间接窥视，加上来自现代的直接材料，使我们得出结论，鲜为人知或即刻被忘却的独立发明家的数目，比那些有幸想出了他们的广泛社会环境所愿采纳的新模式，并因此名留史册的发明家的数目要大得多。
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自主“发明家”作为一个常规的社会角色，只在发明家内部得到承认，而没有被任何一个社会圈子承认，甚至现在，这类角色也只在技术研究机构里才有。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记住，虽然发明起源于对社会需求做出的响应，但在所有保守的社会里，发明被认为是危险的，它危及现有的社会秩序，不论这些发明是巫术的、宗教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 只有当既定秩序已经受到干扰，比如体制化的职业模式不再起作用时，才确实需要发明来对付这一干扰：这就是早期的顾问和后期的技术领导者所要做的工作，他们在如此处境中的冒险，对于避免若非如此也会出现的恶果是必需的。 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技术领导者，也不一定要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去冒险，那是因为他有社会地位作为基础，或者有至高无上的社会领导者保护他；当他去冒险时，他利用专家预先进行研究与实验，并且只将其应用于规定的任务，从而大大减少了危险。 然而在复杂的和不断变迁的文明中，这种职业领域中的扰动成倍增长，技术领导和专家工作的增加，逐渐解除了传统上在工艺范畴内对创新的禁止。 但允许零星的个体或多或少自由地玩弄各种各样的新工艺，距离社会把未经检验的发明作为与确定的社会状况相联系的一种社会期望的功能而给予积极的承认还差很远。
我们有意使用“玩弄”这个词，因为过去的发明家似乎不被看作危险分子，因此获得了自由。 从中世纪晚期一直到17世纪，对所有人类生活重要领域的干预和威胁——宗教、政治、战争、医学、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明，都很容易使发明家被控告为使用巫术；相反，那些似乎只是设计精巧的、用于消磨时光的娱乐工具的发明，可以免受控告，并被人们用来玩乐，正如广为流传的书刊所描绘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类生活与文化被当作神圣的世界秩序中的重大组成部分，而许多本质上类似于那些终使西方技术产生革命的发明，几百年来一直处于玩具的地位。 即使在希腊罗马世界，发明家的大部分天才也用在了玩具上。 亚历山大的希罗在他的《气体学》中，除了用于庙堂或战场的机械装置，还列举了一系列完全是玩具性质的机械装置，诸如会唱歌的鸟、会喝酒的动物、奇异的花瓶。
显然，独立自主的发明家在自己领域的主要兴趣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社会方面的；他着迷于每一个实验过程，创造新的工艺模式，正如艺术家着迷于艺术一样。 自主的发明家很少致力于任何一个明确的职业领域——除非领域非常宽广，能提供无限的新的可能性，比如现代医学，包括外科与药理学。 他通常跨越许多领域，没有在职业之间设置社会界限，不为社会对有效的工艺行动（可以满足现存需要）的需求所妨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生活中就不考虑社会了。 他的确很想执行一个公认的社会角色，找到或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欣赏他的个人价值的社会圈子，他要求拥有社会地位，包括经济地位（除非这一地位本来就不牢靠）；主要的是，他希望他自愿承担的功能被社会承认，他本来不被人们需要的发明能被其他人使用，他本来没有受到咨询的技术指导能被其他人遵循。
有几个因素决定着发明家的创造性能否为他的社会环境所接受。 如果某一发明解决的是发明家原创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在标准化职业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那么，这一发明几乎不可能马上获得一种实际可用的形式： 在它的应用得到工艺专家（他用已确立的工艺模式之效能标准去衡量它）承认之前，或者甚至在得到技术领导者（他关心的是使集团活动达到预先确定的结果）确认之前，还需要做出许多辅助性与补充性的发明。蒸汽机、火车、汽车和各种航空飞行器的发明史是为人熟知的例证。 这里需要的是发明家的洞察力，他应该能在工艺专家还没有准备将某一发明应用于实际之时就认识到发明的可能性，还应该能认识到与哪些（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的）发明相配合才能使这一发明得到充分使用。
孤单的发明家是一个相当孤立无援、悲喜剧式的人物：在他的新设计中，只有不多的几个能纳入现存的工艺模式，并被人们接受；大部分发明仅仅被看作新奇的事物，通常在他死后即被人们忘却。 而他关于发明新的方法控制自然界的伟大梦想，被一些严肃审慎的人轻蔑地一笑置之。 只有在发明家成倍增多的社会中，他们才可以通过公开的结果获知彼此的活动情况，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或者以出版物为中介，使过去的发明结果可以用作新技术创新的资料。 不完整或不完善的发明开始变得完整或完善起来了；不同工艺流程的发明在一个新的综合中联结起来了；某一发明家未注意到的新的可能性，被其他人发现或认识到了；对于直接应用来说显得过分不明确的观点，逐渐加以发展，变得具体和实在了；直到初作为玩具的发明变成了迄今未被知晓和利用的生产模型，闲暇娱乐变成了严肃的职业，大胆的梦想成为惊人的现实。 由于越来越多的新发明整合到职业角色之中，因此工艺模式的日益多样化和相互依赖在发挥职业功能过程中也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结果，对技术专家的需求日益广泛并且持续不断，技术专家中间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发明家；这反过来导致用于工艺的发明成倍增加且多样化，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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