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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的成名之作。
◆神经症患者的个人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剖析了神经症病人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反应，深刻剖析了病症的根源，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学术的宽容与悲悯，很多读者称其为“自我疗伤、自我修复，化解焦虑、孤独、自卑的良药。
◆本书论点清晰，论证细腻，很多读者强烈共情：每句话都像在说自己。通过阅读，可以比较容易了解到神经症的人格究竟有哪些特点，可以检视自己究竟有没有神经症的倾向等。
◆读本书的收获就像是你在跟智者对话，它在按照它的逻辑讲述着它的内容，你却能从中找到你所疑惑的问题答案，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你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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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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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卡伦·霍妮在 52 岁所著，那时她住在纽约，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个与神经症抗争的女人。该作品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系统阐述了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对正统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修正，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霍妮认为，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矛盾和冲突之中，一旦无法协调好这些，就会让我们陷入神经症。 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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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卡伦·霍妮（1885-1952）医学博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生于德国布兰肯内兹。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是社会心理学较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概念更适当。
卡伦?霍妮代表作:《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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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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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言
第/章神经症的文化意义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时代与人格
第三章焦虑与恐惧
第四章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神经症结构
第六章对爱的病态渴望
第七章对爱的病态渴望(续
第八章对爱的病态渴望与敌意
第章对爱的病态渴望与性欲
第章追逐名利的背后
第十一章对竞争的病态追求
第十二章竞争中的逃兵
第十三章病态的犯罪感
第十四章病态的自苦
第十五章神经症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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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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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写下这本书，是为了能让人们更加了解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了解他们内心的基本冲突，了解他们的焦虑和痛苦，了解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难题与阻碍。我不想在本书中探讨各种类型的神经症本身，而是想谈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们所共有的性格结构，尽管他们的外在表现各不相同。
我论述的关键点是:患者内心真实存在的基本冲突以及他为了消除冲突而做的各种尝试;还有患者切实的焦虑感以及他为了消除焦虑而构建的保护性结构。我所强调的是患者的实际处境，但并不代表我否认了“神经症源自童年时期的经历”的观点。不过，和很多精神分析专家有所不同的是，我认为不能只关注患者的童年经历，不能从根本上把后期症状视为童年时期经历的重现。我认为，患者的童年时期经历和后期的内心冲突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并非那些精神分析专家所能想象。那些专家重视的只是某种单纯的因果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神经症来说，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确对后期的内心冲突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但绝不是的因素。
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实际存在的精神障碍上，我们便可以看到:神经症的形成不仅和个人经历有关，同时也和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实际上，文化背景是会影响个人经历的，而且说到底，它甚至会决定个人经历的表现形式。譬如说，有的母亲十分蛮横专权，有的母亲总是委曲求全，不论何种情况，儿女都别无选择;但换个角度来看，只有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蛮横或隐忍的母亲。此外，因为这些文化背景的存在，个人经历才会对个人生活产生影响。
文化背景对神经症的影响十分重要，当我们看清这一点后便不难发现，弗洛伊德所说的生物性因素和生理性因素，在神经症的发展中是次要的。我们只有在面对大量细致的病理报告时，才会考虑这些次要因素。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重新解释了有关神经症的诸多基本问题，比如受虐狂倾向、对爱的病态渴望、病态的犯罪感等。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源--焦虑是导致病态性格倾向的决定性因素。我的观点有很多都和弗洛伊德理论全然不同，可能
有些读者会质疑，我真的是在做精神分析吗?我想，答案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精神分析的本质。假如你认为只有弗洛伊德理论才算得上是精神分析，那我现在所说的每个字都是赝品。假如你认为精神分析根本的是一些基本思路，旨在观察无意识状态施予患者的影响以及患者
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各种表现，并以心理分析的治疗方式让无意识状态变得有意识，那么，我的解析理应属于精神分析范畴。在我看来，把精神分析限定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是很危险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会被它牵着鼻子走，去探究一些弗洛伊德想要看到的东西。这会让我
们举步维艰。我觉得，对弗洛伊德的尊重，应该是不断巩固他为后世打下的伟大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精神分析方面取得更大成就，让精神分析既能运用于临床治疗，又能达到理论的高度。
与此同时，我想我也已经回答了读者心中的另一个问题--我的理论是否是阿德勒式的?的确，我的观点在某些部分和阿德勒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理论还是弗洛伊德理论体系。其实，阿德勒理论正好说明了，心理活动极富创造性，如果对它的观察不够
全面，或者不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去探寻，研究就会变得越来越单薄无力。
其实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和其他精神分析专家有何异同，所以总的来说，我只是在某些和弗洛伊德分歧较大的问题上，做了自我辩解。这本书主要记述了我在长期研究神经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认知。如果让我为这些理论提供事实材料，我就必须在书里加入大量的详细的案例，但这本书原本只是概述而已，那样做只会让内容变得繁冗。更何况，就算没有足够事例，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一般读者，也都可以判断出我的观点有没有错。只要你善于观察，就能够用你的观察和生活经验来检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并因此来做出你的判断，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可以相信也可以进行修订。
我希望这本书是通俗易懂的。为了让知识脉络清晰一些，我没有太多地讨论细节;我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因为它们会给读者的思考造成障碍。因此，很多读者，尤其是完全不了解心理学的读者，可能会误以为神经症并不难懂，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必须正视，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是简单的，容易理解的。假如有人不认同，那么这本书显然不适合他，因为他一定会陷入迷糊的状态，并会因为没有现成的公式而感到失望。我希望对心理学有兴趣的读者能看看这本书，当然，对于熟悉心理问题的人，比如精神分析专家、职业心理医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师和社工等，也应该看一看。另外，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到神经症患者本人。如果患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把心理学视为侵犯隐私而极力抗拒，那么他将能够根据自身情况，更加敏感地体会到人性之复杂，和很多正常人比起来，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不过很遗憾，这本书无法治愈神经症，无法立刻让患者摆脱艰难处境，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患者看到的多半是别人的状况，而对自身状况仍不自知。
后，我想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以及众多专家(我在正文中会陆续提及)。我要向伟大的弗洛伊德致敬，他为我们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万分感谢我的患者们，感谢他们的配合，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神经症的文化意义与心理内涵
现如今，我们对于“神经症”这个词的使用已经频繁且随意了，可对于“神经症”的实际含义，我们却并不清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某些行为的持反对意见，显得自己博学多才。换句话说，从前我们对某人表示不满，会说他这个人懒惰、敏感、贪心或疑心重重等，而现在似乎都倾向于直接说他有“神经症”。可事实上，说出这个词的人自己都未必明白“神经症”的含义，只不过刚好有个特定对象可以用一用而已。久而久之，我们无意识地对这个词形成一些衡量标准，并且用这些标准来选择使用对象。
首先，神经症患者处事的态度和行为与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如果有一位女生心甘情愿待在底层，不像周遭人一样拼搏、求上进，甚至拒绝加薪，还时常违背自己的上司，这样的人在我们看来就像是有神经症。一位艺术家，一星期的收入只有30元，却仍
旧不断地混在女性堆中，或是在无聊嗜好中乐不思蜀，肯多花一点时间认真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人在我们平常人的眼里，也就等于是患有神经症的人。可以看出，人们判断神经症的标准，是基于大多数人所采用相同的生活方式:全力以赴地去征服这个世界，
做得要比他人好，以此来得到更多的金钱。
上面的事例不外乎都是在说明一件事:我们判断某人是否有神经症，是以他平日里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行为习惯、行为模式为标准的。倘若上述例子中，那个喜欢与世无争的女生，所处的社会是信奉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的，那么她就不会被视为有神经
症;同样的道理，如果把喜欢用微薄的工资享受生活的艺术家，放在意大利南部的小村庄或是墨西哥，那么，那些我们眼中怪异的举动就再正常不过了。生活在印第安文化或墨西哥等地的人们几乎都认定，一个人不应去追逐多余的金钱，更不必为了工作拼命、努力。因为他
们的价值观是，人只要追求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质就好。
倘若将时间再倒退到古希腊，我们会发现在其文化中，那些超出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努力，都受到了人们的鄙视。其实神经症这个词来源于医学术语，但它的使用和这个词本身的文化含义密不可分。在医学上，就算我们对病人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依然可以对他的腿部骨折
或其他疾病做出相应的专业诊断，然而在面对一个声称自己有某种幻觉或幻想的印第安人时，却无法轻易断定他是否患有神经症。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们认为能看到幻象和有某种幻觉，是天赋异禀，是神灵赐予的福祉，并对此深信不疑。在当地，人们会赋予这类
天赋异禀之人某些特权和威望。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比如我们就会认为，那些说自己可以和已故祖父长谈的人有神经症;然而，在部分印第安部落中，同自己祖先进行交流的行为是得到公认的，并已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已逝家人的名
讳被人提起而动怒，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定会觉得他有神经症;但是在那些深受基卡里拉·阿巴切文化影响的人们眼里，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原始部落的人们历来都对女性的月事感到恐惧，而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如果一个男人因此而内心惶恐，那他一定有神经症。
其实，到底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一直以来都有各不相同的判断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判断标准也会有所改变。在当下，一个
思想成熟且行为独立的女性，若因有过性行为就认定自己十分堕落，觉得自己配不上高贵之人的爱意，我们也会说她有神经症。可同样的事例，放在40年前的话，人们会认为女性内心的此类犯罪感尤为平常。不仅是时间的问题，判断标准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譬如封建阶级认为，男人只需在狩猎和征战沙场时施展能力，而平日里再怎么懒散都无所谓;而小资产阶级则认为，这种态度实在不正常。西方人认为，男人和女性气质各异。如果一个快40岁的女性整天担心衰老，这是正常的;相反，一个40岁的男人要是如此，便会被人认为有神经症。因而，判断一个人正常与否，和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曾受过教育，多多少少都能明白，所谓正常，其本身就有不同的意义并且会随判断标准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的饮食习惯和中国人不同:我们对于清洁的观念和爱斯基摩人相异;那些土著巫医的治疗方式，同当代医疗方式全然不同，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然而，很少有人能明白的是，不仅风俗习惯会有差异，人类的欲望和情感，也都有着种种不同。人类学家萨皮尔就曾间接指明这一点。他说，现代人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地探索，去重新发现“常人”的含义。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到:每种文化都有理由坚信，只有自己关于情感和欲望的表现，才是“人性”的常态。心理学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就曾有这样一个结论，相较男人而言，女性更善于嫉妒。他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寻证据，去证明自己之前观察所得
的结论。人人都体会过一种和谋杀相关的犯罪感，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的假定之一。但毋庸置疑的是，对杀人的态度和看法，是因人而异的。恰如彼得·弗洛伊琴所说，爱斯基摩人不认为杀人者一定要受到什么惩戒。当一个家庭中的一员被他人杀害时，人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进行替换，以此得到抵偿。很多原始部落就是这么做的。在一些文化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儿子被人杀死，母亲悲痛欲绝，但却收养了凶手作为儿子的“替代品”聊以安慰。
当我们把人类学上的观察所得，更多地、更深入地利用起来时，就不得不承认，在人性的一些概念上，我们还不够成熟。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兄弟间的不和、夫妻间的和睦，这些都无法被证明是人性之中所固有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会给予其成员特定的行为和情感标准，这就形成了我们判断正常与否的标准。这些标准会因文化演变、时代变迁、阶级层次以及性别等差异而有所不同。
这些现象，对心理学而言意义重大，它致使我们对心理学的性产生了怀疑。我们无法认定两种文化有着相同的动机，即便通过观察发现，两者有着相似之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依然无法揭示出人性中原本存在的普遍倾向。一切结果都指向一件事，即没有的并适用于所有人的常规心理学，某些社会学家早已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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