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一个史家的信仰与智慧
在今日中国，拜官员腐败与政府反腐败之赐，没听过“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导致腐败”这句话的人，也许已经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1834—1902）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顿其人其事的，却依然极不多见。1887 年，他在给《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一封信中，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谚语，人们并不十分关心它的来源，这似乎是因为它的来源并不十分重要。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除了做过《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外，本人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他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Lord Acto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55），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杂凑而成的册子。
然而，如果一句话能像民间谚言那样世代流传，那也一定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智慧。阿克顿并非碰巧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没有用系统的著述来陈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系统的见解。汤因比曾言，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发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辑。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他称这个头脑全为劳动分工所害，却不太令人信服。阿克顿在史学上无所成就，以今天许多人的眼光看，其主因并非分工使他无所适从，而是他的“史以载道”，即西人所谓 “援经入史” （read the faith into history）的倾向实在过于严重，这使他无法做到就史言史。
按给文集作序的希梅尔法伯的说法，阿克顿伟大之处，在于“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这段文字，不但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撇开他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紧密关系这不易理解的一点不谈，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戒律。以此观之，阿克顿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却一反其师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在宗教势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纪，他却依然笃信超然于人类之上的基督并未失败，因为在他看来，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在这种改善中，自由则是人类所获得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成果”。他那些文约义广的史论文章，执意要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表现出一派正宗“春秋笔法”的气象，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不时有钱钟书先生所谓“如获故物、如遇故人”之感。美国史家亨利·李（Henry C. Lea）指出阿克顿爵士力主以道德评史为大谬，其著述甚至被人讥为“阿克顿通谕”（借用了“教皇通谕”的说法），这当然都不足为怪。
但是平心而论，阿克顿并非不知史实距道德说教相去甚远。他虽认为“满怀理想之士前仆后继，提醒人们小心僭主和暴君，不断宣扬神法高悬于邪恶的统治者之上”，多半会让我们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学；他虽称自由的启示包含在神的教诲之中，但是与科塞所说那些神游于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人”（the men of ideas）相反，他并不认为它的实现完全是来自先验的力量，而且取决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他十分清楚，“金钱、土地或人数取得优势，从而破坏权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历史之中”。他不时表现出对历史经验的明识，常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所言，称他“在细节上全错了，其信仰却是正确的”。因此诟病其文为史以载道的做法，也多少失去了凭据。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阿克顿在史学中传达信仰的做法？也许说他不过像个普通基督徒一样，“永远怀着感激生活”，把我们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幸福，都归于上帝的恩赐，才是更为恰当的评语。他在谈述英国宪政发展时一段布道式的话语，或可视为这一点的佐证：“（英国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质令人瞩目，离不开我们的历史的背景。……无论外国神学家的教权精神，还是法国神学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国神学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迹。源自那个衰落帝国的罗马法，变成了专制权力共同的支柱，却被排除在英国之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而且这个国家从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没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欧陆王权却借此制造了许多恐怖。后来，我们的绅士阶层保持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方自治的办法。教派的分立导致宗教宽容。混乱的普通法教导人们，他们好的卫士就是法官的独立与一致。”正是英国历史中这些已然的事实，才使他能够“一直用双眼紧盯着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间”，坚信“引领我们的上帝之光仍未熄灭，使我们遥遥领先于其他自由国家的因缘仍未穷尽”。
因此，阿克顿的信仰，实是一种不脱离经验与制度嬗变的信仰，既如“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导致腐败”这类言论，我们不该把它完全当作一种出自形而上人性论的断语，倒不如说是一种来自经验的概然性知识，而且这完全谈不上是他自己的创见，只能算是他对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回应。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说在政治学中的逻辑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也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阿克顿的言论虽充满了一个信仰者的执着，但阿克顿所以为阿克顿的感人之处，还来自于他从史实中总结出的警言。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