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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从开凿绝壁天路到打赢脱贫攻坚战,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下庄精神蕴涵在每个不甘贫困的群众身上
下庄村精神,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下庄村精神,承载了奋斗人民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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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为主角,讲述了这位被誉为“当代愚公”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人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故事。毛相林和他的村庄,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只是一粒草芥。然而,这粒草芥却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毛相林带领村民修出不仅仅是通往山外的路,是人定胜天的不屈之路,更是村民们通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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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罗伟章: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谁在敲门》等,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寂静史》《白云青草间的痛》《罗伟章中短篇小说》(5卷),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散文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中国文学年鉴、新时期(1979-2009)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新浪好书榜、华文好书榜。部分作品译为英、韩、蒙、藏等文字。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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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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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为隆重表彰激励先进,“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毛相林等10名同志、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等10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毛相林个上台,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奖章和证书。
那一刻,凡知道毛相林事迹的,无不为之动容。巫山全县人口六十四万,但毛相林获奖的消息,在县境内就转发百余万次;散布大江南北的巫山人,都视之为家乡的光荣。毛相林从北京回来后,陆续接到江苏、上海、河南等多地来电,赞誉他的业绩,敬佩他的精神,表达向他学习的愿望。四川峨眉山市一位农村干部,驾车十余小时,行程近千公里,专程前去拜望取经……
在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之前,毛相林已获得过“时代楷模”“美奋斗者”“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奖项,并受邀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亮相牛年春晚,在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
这诸多荣誉,都是表彰他“带领村民修出村公路、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之举。
全国的公路有多少里程?
五百多万公里。
而毛相林带领村民修出的,仅八公里。这八公里还只是刨出了机耕道,后来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拓宽、硬化,才成为真正能跑车的公路。
当年全国有多少贫困村?
十二万八千个。
而毛相林只带领一个村实现了脱贫。
这个村不过几百人。当年的全国贫困人口,是九千八百九十九万。
毛相林和他的村庄,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只是一粒草芥。
然而,这粒草芥却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肯定,其中有什么深层内因?在众多报道中,都称毛相林为“当代愚公”。“当代”二字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还是赋予了什么新的内涵?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对拟表彰对象的公示上称,毛相林四十三年初心不改,铸就了“下庄精神”。“下庄精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精神甚至人类精神?
下庄村
在稍早的文献里,人们描述下庄村,喜用“秘境”“发现”这样的词语。
这并非夸张,也不是矫情。从地图上看,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西接四川;竹贤乡下庄村,又位于巫山县东北,四面群峰耸峙:北是照石岩,沿顺时针方向,环布着王家包、女儿牵、岩头齐、哨风垭、石板沟、穿山子、梅子岭……范围稍扩大,则有黄草垭、高脚岩、上马山、门坎垭、挂刀岩、刀子山、钢架山。
不过千峰万岭,就到不了下庄村。
过了千峰万岭,也不一定能看见下庄村。
下庄村深隐于长江三峡上游一个巨大的天坑里。
天坑,既是三峡成因的活化石,也是对三峡雄奇景观的震撼呼应。与巫山毗邻的奉节县小寨天坑,作为世界之,早已名满天下。与奉节毗邻,又有云阳县清水土家族自治乡的龙缸天坑。这两处地界,四面绝壁垂落,形如万丈深井,站立坑沿俯视,头晕目眩,两股打战,遍体生寒。有科考队员曾下到底部,抬头望,无垠的蓝天缩为一轮圆月。毛相林的家乡,与小寨和龙缸天坑的构造大体相似,但不是一壁到底,从一千三百五十米垂落至二百米深处,挂着一带坡地,那带坡地就成了村子——下庄村。
下庄村曾多次改名,但再怎么改,也没改掉那个“下”字。
下,是俯视的角度。
也是以外观内的角度。
由此揣测,这名字当是上面或外面人取的。下庄人自己有没有另外的角度?当他们清早起来,会以怎样的心情面对把自己禁锢起来的陡峭山崖?夜晚入睡前,举目望见井口般的苍穹和苍穹上的星斗,有没有过走出大山探究远方的梦想?
这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
却又很可能只是局外人的多虑。在相当漫长的时日里,下庄人非但不觉得四面绝壁禁锢了自己,还认为是对他们的保护。
大约五百年前,他们的先祖来到此地,首先来的是张姓家族,然后是毛姓,然后是王姓,然后是黄姓,然后是杨姓……为什么来,从哪里来,无史料可考,当地人也语焉不详,推测起来,原因无外乎四个,一是躲避战乱,二是躲避匪患,三是躲避天灾,四是政府强令迁徙。不管怎样,对安土重迁的民众而言,那都不会是一段轻松的历史,辛酸、眼泪和血汗,是那段历史的基本质地。
被迫离开故土,来到这荒凉残破、千疮百孔的地界,他们根本不敢计较。
因为这时候需要的,不是好,而是安全。
如此就可解释,当初“赴川报垦”者若自主择地,很大部分都选在了山区。
山越大越好,比如巫山。
“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唐·李贺《巫山高》)
“巫山不可见,翠岫几重重。”(宋·曾 《巫山》)
“巫山高郁郁,襟带亘天涯。”(明·薛蕙《巫山高》)
关于巫山,此等描述俯拾皆是。自古文人墨客,“过巫山之境必有诗”,李白、杜甫不必说,苏轼更是把自己长的一首诗歌献给了《巫山》,巫山的诡谲、奇险和壮阔,引领诗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也激发其拼争的勇气。“孤超兀不让,直拔勇无畏”,是写巫山,也是写诗人自己。
而巫山县不只是巫山,大巴山、巫山、七曜山,三大山脉交会于此;大巴山弧形构造带、川东褶皱带、川鄂湘黔隆褶带,三大地质构造在此咬合;长江横贯东西,大宁河、抱龙河等七条支流,呈南北向强烈下切。
起伏之巨,坡度之陡,如巫山这般的并不多见。
而下庄村在巫山县境内,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无论多么偏荒闭塞,那些崇山峻岭和深泽大谷,其意都不在隐,而在显,因此从古至今,才被众多文人咏叹,画家和摄影家也趋之若鹜。长江三峡,巫山县有瞿塘峡和巫峡过境,两大峡及江岸,分别以其窄险磅礴和绮丽幽深,招引着世人,船行其间,分明石塞无路,却又别有洞天。长江三峡被称为大三峡,此外尚有大宁河的小三峡,马渡河的小小三峡,均在巫山,其形貌,其性格,都和大三峡一母所生,也都抱定一个信念:我之所以存在,就是等待发现。
——而下庄村不是这样的。
下庄村是藏起来的。
说它是天坑,又并不典型。小寨和龙缸天坑,同样在显而不在隐,因此很容易进入视野;下庄村和它们相比,减了狂傲,少了张扬,以收敛、节制和相对平凡的面目,麻痹那些逼近的目光。唯如此,才藏得深。
所以成为“秘境”。
要论安全,莫过于此。
但问题是,下庄人的先祖是怎样发现的?又是如何进去的?
与“为什么来”和“从哪里来”相比,“怎样来”是更大的谜。
村子二百米之下,是一条峻急的河流,自上而下,又是峭崖绝壁,丢块小石子,也能无遮无拦,一贯到底。是谁瞅到了天坑下的坡地?又是谁打了头阵,冒死抵达,并接纳同类,生儿育女,建成一带村庄?
不知道。
知道的,是他们来了。
当他们到这天坑深处安家落户,天坑奉献给他们的,便是一处世外桃源。
的确,记者和驴友,都惯用“世外桃源”去形容下庄。
多年以来,这里没发生过刑事案件,真要查考出一个案件,得追溯到清光绪三年,一群土匪到下庄抢劫,可他们将抢来的粮食和猪羊,背到半路就扔了。实在背不动,硬撑着背,只会把命搭进去。自此以后,再无土匪光顾。下庄人自己,非但不偷不抢,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东西在外面放再久,只会被猴子拖走,人不会拿。出门去,只关门,不锁门,关上门是为挡风,不为防人。
这里风景绝美。美的是云。元稹诗“除却巫山不是云”,已写尽巫山之云的独占鳌头;不知这句古诗的巫山人,也会把自豪隐于淡然的口气,告诉你说:“我们巫山的云好。”云,成为千百年言说的风光,成为人们内心的珍藏,唯有巫山。奇的是,巫山县境之内,哪里的云都好。由此我想,巫山这一行政区划,是以云为标准来界定的:云好,就归巫山管辖;云不好,就划出去。另一种想法或许更有意思:只要划进了巫山,云自然就好了。
比如下庄村,因在巫山境内,便有满天满山的好云好雾。站在毛相林家的院坝里张望,云雾似从半山腰长出来,在崖壁间横过去,或相连成片,或独自为朵,想飘动时就飘动,飘起来的样子,如在壮阔的大海里游,体态舒展,动作轻盈,仿佛有着明确的方向;不想飘动,云雾就安然地长在那里,柔曼、纯净、优雅,让坚硬的大山也变得温柔和慈悲。
云雾之外,下庄之美似乎不必再多说什么,只需明白,此地绝壁环绕,峡谷清幽,一挂名叫鱼儿溪的瀑布,自九天垂落,在天坑底部与庙堂河汇合,形成后溪河。河谷多竹,粗如碗口,以之做筏,可放排至小三峡。小三峡周边,有兰英大峡谷、当阳大峡谷、巫山十二峰……无不是巍峨中出秀美,傲骨里显风姿,春夏百花怒放,秋来层林尽染。杂树青竹和潺潺流泉,成为獐、麂、鹿、野羊和黄猴的天堂。众多诗词歌赋及神话传说,更使这片土地兰质蕙心,灵性充盈。
毛相林眼里的下庄村
我看过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直播,也看过有关毛相林的若干视频。屏幕上,毛相林显得很矮,在生活中则更矮,当他从那边走过来,我感觉到的,只是一个孩子的身量。他不像电视上那样挺拔着走路,而是腿微弯,背微驼,像承受着某种重量。别人叫他毛支书或老毛,他自称“毛矮子”。
无须知道他的故事,只看一看形貌,便能感知这个“矮子”身上蕴藏的能量:花白的头发根根直立,风刀霜剑刻出的皱纹横贯额际,嘴唇坚毅,眼神执着。
这实在不像桃花源里的人。
“我们下庄村没饿过饭。”坐下来后,毛相林开了口。
他的嗓门很大。尽管就着火塘,在房间里交流,他有意压低了声音,但还是给人敞门敞户的感觉。
“苞谷可以种两季。”他接着说,“每年都杀年猪,有些年份,一家还能杀两头。”除了苞谷,还有红苕、洋芋,这三样食物,俗称“三大坨”。下庄村土质好,“三大坨”产量都不差。当初,开疆拓土的祖先选定这里落脚,本以为只是捡一条命,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土质和出产。“这是老天爷额外的恩赐。”
毛相林家的院坝边就是地,种柑橘,也种青菜、白菜、牛皮菜,弯腰抓起一把土,细腻、柔韧、醇厚,微微的凉意透过掌心,仿佛土块长着嘴,能发出清丽的声音。那是苏醒的声音,春天的声音。
我次去下庄村,正是初春时节,具体而言,是毛相林从北京接受总书记颁奖回来的第二天。这里的山山水水,还谦卑地蛰伏着,但晨光更亮,鸟鸣更清,那些对季节特别敏锐的林木,皮下已经灌水,由干涩而滋润,凑近了,能看见它们青绿色的血管。勃勃生机,在绵延的群山和起伏的田土间,悄然孕育。
“因为土质好,出产好,我们下庄村从来没饿过饭。”毛相林重复着。
这显然是他深感骄傲的事情。
不仅是他的骄傲,也是所有下庄人的骄傲。
巫山自古是个穷县。凡大山大水地界,多数都穷,所谓“山有多高,贫困就有多深”。千百年来,受条件和观念所限,没有“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理念和自觉,山和水,是生活的来源,更是生活的障碍,穷,便如影随形。
1980年代,有首名叫《三峡情》的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其深情宛转的音乐气质,配以高腔山歌的嘹亮音色,表达了对故土三峡的热切怀念。那是改革开放赋予的崭新气象,而在此之前,三峡人即使怀念故乡,也不会有“几时再登巫山顶,唱支山歌唤羊群”的亮丽抒情。与之对应,一首民谣倒是说出了实情:
巫山是个穷旮旯,
冬吃萝卜夏吃瓜,
要想吃顿白米饭,
只等女人生个娃。
女人生了娃,要办满月酒,这是唐代就流行的风俗,是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仪式。起因是古代婴儿夭折率高,孩子存活一个月,就是渡过了一道关卡,于是亲友前来祝贺并祝福。既如此,主人家自然要好生招待,没有酒肉,至少也要吃顿白米饭。而巫山所谓的白米,不是指稻米——遍布县境的喀斯特地貌,存不住水,稻谷难生;他们说的白米,是竹米,所以他们把满月酒又叫竹米酒。
见过竹米的不多,吃过的就更少。竹米是竹的种子。开花才能结种,竹子偏偏极少开花,因为开花意味着死亡。《山海经》载:“竹六十年一易根,而根必生花,生花必结实,结实必枯死,实落又复生。”东西倒是好,清热解毒,护肝养胃,药用价值高,且花香不去,清隽淡雅,《庄子》赞凤凰之高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练实,即竹实。但六十年实在够等,得之殊为不易。
就是说,就算女人生了娃,要去她家吃竹米,也不能放开肚皮吃。
这还是往好里说。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世道太平又风调雨顺,可能还有萝卜和瓜可吃,女人生了娃还有竹米吃,要是遭遇灾荒,那些都是奢望,只能吃树皮草根。树皮草根吃尽,就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下庄村在巫山县是个例外。
他们不缺吃的。
他们吃粮食。某些年份,当然也吃树皮草根。毛相林记得,在他童年的时候,野葡萄叶、婆婆针花,都采来吃过。有一年,水冬瓜树皮都被剥光了,下庄人将那树皮用木棒捶松,剔去柴筋,再汆水漂洗,除掉异味儿,和少许苞谷面蒸了吃。但至少是有吃的,不至于逃荒要饭。一个人要落到怎样的田地,才会背口破碗,流落异地他乡?这是命里的伤。下庄人没有这种伤。
正因此,下庄的女子多不愿外嫁,外面的女子却争相嫁到下庄来。下庄的孩子都生得漂亮,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漂亮。他们的母亲长相好,水色也好,而且年龄都不往脸上跑。我在村里碰到几个妇人,以为只有三十来岁,一问,都四十大几了。
几百年来,下庄人静悄悄的,在这里繁衍生息。“井”口之上的世界,被山挡住了,随云飘走了,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天地里,心满意足地吃着“三大坨”,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村里虽是杂姓,进来也有先后,却并没像某些地方产生家族间的争斗,祖先开垦出的近千亩土地,足够让他们填饱肚子,填饱肚子之外,没有更深的渴求,所以不必争斗。何况彼此间还多为姻亲。平日里,路上见了,打声招呼,哪家有了红白喜事,不必请托,就全村出动,自发去那家帮忙。若外出办事,一时不能回来,鸡鸭猪牛,都有邻居帮忙喂养。
“下庄人团结和睦,硬是像一家人。”岩口子上的外村人说。
这真是一处桃花源。
“没有什么大事情”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下庄村大体也是这副景象。
然而,再是和睦的村子,纠纷和矛盾也总是难免。
对此,陶渊明没明写,但“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已是鲜明的暗示。相处得久了,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婆媳之间、邻里之间,还有女人的婆家和娘家之间,总有牙齿咬着舌头的时候。
只要出现纠纷,毛相林总是个到场。
那时他是村主任,上面还有老支书,老支书年纪大了,尽管身体强健,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上坡下坎地不方便,遇到有激烈冲突的场合,更不便拢身,毛相林便自觉地前去担承。他秉持公心,评理说法,直说到儿子给父亲敬杯酒,邻里互相递支烟,把矛盾不仅从表面,还从心里化解,他才离开。
这些事倒并不着难,麻烦些的是丧事。
下庄人惯把丧事叫“惨事”,因为不少人是非正常死亡。
他们到底不像武陵源的秦时遗民,与外界彻底断了来往,下庄人偶尔是要走出天坑的。至少要去买肥料,外面的女子嫁进来,男方也得去迎亲。
1997年之前,确切地说,2004年之前,出村和进村,只有一条绳索般的小路,那小路挂于绝壁,有一百零八道“之”字拐,无论上下,都面贴大山,手脚并用。其实那不是路,那只是被称作路,没有猴子的本领,就进不了村,也出不了村;有猴子的本领,不花整天工夫,同样进不了村,也出不了村。
进村和出村,都可能摔死(据村民说,猴子也被摔死过)。
上山砍柴,更容易摔死。绝壑崇岩,无任何缓冲,砍下的柴枝,都是直接丢下悬崖,然后去谷底溪沟里捡拾,捆在背荚上,从沟底背进村。所以下庄村的砍柴人,拿着弯刀爬到山上,却是从山脚下回来。能自己回来已是幸运。山上的薄土,脆弱地粘贴于石壁,难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若不幸滑倒,就顺势而下,柴火又多是嫩枝甚至幼苗,完全帮不上忙,相当于无遮无挡,当那声留恋生命的惨叫在山谷回荡过后,就靠别人去抬回来了。
连上厕所也会摔死。台地褊狭,建个房子能做饭,能睡觉,能喂猪牛,已是相当不容易,厕所便只能挖在猪牛圈的外侧,而外侧即是悬崖,蹲得腿麻了,起身时腿弯打个闪,就可能坠入深谷。有个叫刘道芝的十岁孩子,内急起来,去跟姐姐争厕所,被挤下崖去,父亲拿着锄头和撮箕下谷底收尸,她竟然在叫爸爸,这算是奇迹。
1999年,有记者去下庄村采访,发现那些年,摔伤的六十人,摔残的十五人,摔死的二十三人。这一数据,我在毛相林那里得到了印证。
死者多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人悲痛,没有抓拿,这时候毛相林又出现了,他去为这家人主事,称为“当大家”。若丧家手头紧,他就说,丧事只办一天,不然你承受不起,人已经死了,敲十天八天的锣鼓也活不过来,但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他说了,就算。“没有处理不下来的事,”毛相林说,“只要为村民着想,他们就听你的。”毛相林在下庄村的威信,也是这样慢慢树立起来的。
因为有威信,加上处理纠纷、主持“惨事”之外,没有更多的事情,毛相林的这个村干部,当得很愉快,也比较省事。
用毛相林自己的话说:“没有什么大事情。”
内心波澜
那是1997年农历7月底,阳历已入9月,巫山县开办村支书党校培训班,毛相林去县城参加培训,其中一个科目,是用大巴车拉着学员去七星村参观。十五年前,毛相林去县城背尿素,曾路过七星村,并在一户农家里过了一夜。那里属巫峡镇,位于长江与大宁河交汇处。跟下庄村比起来,七星村虽然离县城近,地势也平缓,却多为荒山石渣,家家的房屋,都穿眼漏壁,不但关不住一只鸡,连关只羊也能跑出去。过去的许多年里,七星人正是民谣里所唱“冬吃萝卜夏吃瓜”的那群人,也是困难年代逃荒要饭的那群人。
然而这次一见,毛相林大吃一惊。
这里通了公路。在毛相林的观念里,公路历来就是城里的、场镇的,村里人想看汽车,都是带着干粮去城镇,还不敢走近了看,只敢远远地站在公路边。毛相林深深地记得自己次看到汽车的情景。那时候,即便在县城,车也很少,仿佛等得地老天荒,才见一辆车从那边开过来。而今回忆,那是一辆敞篷卡车,应该开得很慢,可当时觉得就像飞驰。他感觉到,车跑起来是多么美,又多么神奇,一旦停靠,就变得平凡了。那无非就是由铁皮做成的箱子。可就算是泥巴做的,回到村里,也照样要说上一年半载,让人羡慕。他看见的不单是汽车,还是汽车所代表的另一种生活。没有公路就没有汽车,没有城镇就没有公路,何曾听说把公路修进村子的?可七星村就修了公路!七星村的公路,一副情深意切的样子,从江岸盘曲上升,站在高处俯视,如水袖飘舞。
以前的七星村和下庄村一样,主产“三大坨”,偶有一棵果树,长在田边地角,也不是种的,是风吹来的,是鸟拉下的,种子在土里发芽,因不碍着庄稼,便任其长大,开花结实。那不过是点缀罢了。山里人家,种庄稼才是正经,果树的好处,是明示季节,多个色彩,要是躲过风灾旱灾水灾虫灾,自自然然地结出了杏子梨子桃子李子,待其成熟,摘下来,咬一口,也只是图个口福。
山里人只讲吃饱,不讲口福。讲口福是要被谈论的,说是“好吃嘴”。川渝山区,把“好吃嘴”叫“口钱货”:因口费钱,是一种蔑称。即使不花钱,也是败家子的象征。那不仅是身体层面的事,还与德行有关。如果某家的儿子被指为“口钱货”,就找不到婆娘;某家的女子被指为“口钱货”,就嫁不出去。
然而,千年百载种着“三大坨”的七星村,竟然平了田垄,把庄稼地辟成了果园,从山脚至山顶,栽了数百亩李子树和油桃树。
油桃晚熟,这时节正挂满枝头。毛相林从没听说过油桃这种东西,更没见过。下庄村也有桃子,都是野桃子,称为毛桃儿,个头小,浑身毛,牙齿不使劲,就别想掰下一口。而这被称为油桃的,皮面光滑得像缎子,挨挨挤挤的红润脸庞,在青枝绿叶间烁烁生辉,摘下一个,轻轻一咬,又脆又甜。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种庄稼只种李子和油桃的七星村村民,一律不再住土坯房,都起了两层青砖洋房!
冰箱事件
党校学员组成的参观团,进村后就各自行动,随意进入依山而立的房舍。为迎接他们,每家每户都留了人,大门敞开着。
毛相林进去的这家,主人姓李,四十二三岁年纪,毛相林称他李大哥。李大哥家跟七星村家家户户一样,除了有锄头铁耙,还有电视,还有冰箱。
毛相林见过电视,却不认识冰箱,问这是啥?李大哥告诉了他。冰箱做什么用,他想知道,却不好意思再问,但李大哥主动讲了,说:插上电,就不管它,冰箱就自己工作,你把肉啊菜的放进去,能长时间保鲜。李大哥说话的口气,日常,淡定,可越是这样,越显出他的见多识广,越显出内在的自豪。
不过,毛相林并不相信。
对下庄人而言,电毫不稀奇。鱼儿溪瀑布与庙堂河交汇处,早在1970年代,就修了个小型电站,得此便利,二十多年前,下庄人就不点油灯了。他们用电,比巫山县其他村落都早,要说骄傲,这东西应该算上的。可电不是用来照明吗,谁说插到像立柜一样的机器上,就能让食物保鲜?
李大哥还说“长时间保鲜”,长到什么时候?像眼下,虽是秋天,可只在一早一晚才有秋天的样子,一早一晚的风,会送来秋天的凉意,而整个白天,日头高悬,长江之上和长江沿岸空气凝固,一巴掌扇过去,能听见空气发出的沉闷响声,稍稍动步,稍稍用力,汗水就流出来,又不像夏天那样痛痛快快地流,只黏黏稠稠地溢出皮肤,胶水似的封住毛孔,让人烦躁,也打不起精神。人和物是相通的,这时节的蔬菜,摘回来半个时辰就无精打采,割回来的肉,小半天就有了臭烘烘的味道,未必放进冰箱里,就能挨过三天五日?
信与不信,都会跑到眼睛里来。毛相林想掩饰,但他发现,他参观的这家主人——李大哥,已经把他眼里的“不信”摘过去了。他觉得很不礼貌,心里愧疚,好在李大哥并没介意,继续用那种淡定的口气给他介绍。
说了冰箱的好处,李大哥抠住左边的缝隙,一拉,整扇门打开,见里面是两层白色金属横隔,上面一层放了把藤藤菜和几个苹果,下面一层放了两三斤猪肉。“这叫冷藏室。”李大哥说。说着将门关了,弯下腰,又拉开一道门。这道门像是炸开的,砰的一声,白烟喷涌,白烟里漂浮着若有若无的晶体,寒气袭人,毛相林站在半米开外,腿上也被寒气咬了一口。“这叫冷冻室,也叫急冻室。”李大哥又说。伸进手去,嚓嚓有声地取出一包东西:“这是我半个月前去垫江买回的乌骨鸡,等我儿子回来吃。”言毕放进去,又是嚓嚓有声地取出一包东西,“这是苞谷米,准备过年的时候吃。”
毛相林的胸腔里扑腾着。
他分明感觉到,自己面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五百年前,张姓家族离开祖居的家园,翻山越岭,涉水过桥,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巫山县,进到下庄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以勤以俭,寒耕暑耘,且以宽广的胸怀,陆续接纳毛姓、王姓、黄姓、杨姓……共同缔造了下庄村不饥不寒的生活,日月交替,四季更迭,一直走到今天。而今天的这个新世界,又会带给他什么?
他不知道。
如同下庄村的四面山壁,云遮雾绕,他看不清。
或许是出于自尊,见了放在冷冻室里的苞米,毛相林说:“苞米哪需要冷冻?”凭他的经验,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苞谷棒子掰回来,将壳剥开,以壳为绳,相互绞缠,挂在檐下的挑梁上,风吹日晒,自己就干了水性,只要不被松鼠吃掉,不被老鼠吃掉,就会一直挂在那里,经年不坏。人想吃的时候,用铁凿子在棒子上凿开一条路,就能轻易抠下苞米,用家家都有的小石磨,碾成碎粒子,就能做成苞谷糊糊;碎粒子见了水,容易成团,怎么搅也搅不开。因其形状,巫山人把苞谷糊糊又称“癞蛤蟆”。许多年来,下庄村的整个冬季,多靠“癞蛤蟆”充饥,也是“癞蛤蟆”帮助他们守望春天来临,守望万物生长。
对毛相林似问非问的话,李大哥没有回答。
那天中午,就在村里吃饭,其中一道菜,就是辣丁炒苞米。
毛相林很惊异。七星村和下庄村一样,苞谷可种早、晚两季,早苞谷多在旧历六月、新历七八月收,而晚苞谷这时候刚抽穗,要九月底才收,今天吃的,只能是早苞谷,可早苞谷收下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几个狠太阳一晒,早就干硬得铁弹子一般了,别说炒,就是煮,煮一天半天,表皮烂了,芯子不烂,牙齿一碰,就缩回来,因为它比牙还硬,牙齿怕痛,也怕缺。这时节吃苞米,只能碾碎。而端上桌来的这道菜,竟是饱满而完整的颗粒。
毛相林戳了一筷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
牙齿有着自己古老的记忆,不敢去碰。
而当真碰了,却娇嫩甜脆,满口清香。是刚收下来时的嫩香,带着山风的气息,太阳的气息,还有被母体滋养的柔润的气息。
毛相林的脸红了,红得发烫。
他想起了“苞米哪需要冷冻”那句话。
“我是多么愚笨啊!”毛相林说。
几十年后谈论这件事,他还不敢看人,只望着远处。
他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脸。
那顿饭,他吃了很多辣丁炒苞米,别的都没怎么吃。下庄村的“三大坨”,苞谷是排在首位的,要说有吃厌的食物,苞谷是他早就吃厌的,可今天吃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那番滋味不能用“好吃”两个字简单概括。
当然,首先是好吃。吃惯甚至吃厌的食物,换一种吃法,包括换到不同的季节去吃,就变成了美味佳肴。
在当时的毛相林看来,促成这种改变的,就是冰箱。
下庄人早就用上了电,却以为电只是为眼睛服务,晚上缝补衣服的时候,打扑克牌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不知道还能插在冰箱上,让食物保鲜。
“冰箱,那叫冰箱……”
他无声地自语。
过后很长时间,他都把“冰箱”两个字含在嘴里,悄悄念。
每念一遍,心里就被戳一针。
逃离与回归
五天培训期满,毛相林从县城回去。
走到天坑顶上的绝壁口,他的心情变了。
以前是想也不想,就身子一蹲,朝山下溜。跟上山一样,都面贴山壁,不同之处在于,上山是前行,下山是后退。山势陡峻,下山比上山更难,也更险,“上山鼻挨路,下山脚发怵”,鼻挨路无所谓,脚发怵是要命的,不过这没什么,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下庄人盖不起砖瓦房,更修不起两层洋房,只能住低矮黑暗的土坯房,不过这没什么,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下庄人吃不上大米,只能吃“三大坨”,不过这没什么,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今天,他不再那样心安理得了。
他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巫峡镇七星村,他参观了李大哥家,正要出门,李大哥似乎才想到自己是主人,来的是客人,客人没喝口水,没抽支烟,就走了,他过意不去,于是拉住毛相林,请他坐,要去给他泡茶。毛相林说不坐了,我要去跟大部队会合。李大哥心想也是,就去拿烟出来散。毛相林把烟接了。李大哥给他点的时候,问他是哪里人。毛相林把嘴凑过去,吸着烟,含混地应了一声,然后向李大哥道谢。道谢的话没说周正,前脚已跨出了门槛。
像是逃跑。
其实就是逃跑。
他逃跑,是因为不想说出自己是下庄村人。
“这是我的耻辱。”毛相林说。
下庄村,骄傲的下庄村,没饿过饭的下庄村,外面的漂亮姑娘争相往里面嫁的下庄村……要是以前,除了乡场和县城,要论巫山乡下,下庄人的腰杆比谁都挺得直,别人问一声:“哪里人?”话音未落就高声回答:“下庄村人!”别人艳羡的目光,你走了很远也烙得你脊背发烫。尽管说,不被发现下庄村似乎就不存在,其实,它在巫山县远近闻名,男女老少,谁不知道巫山县有个竹贤乡?谁不知道竹贤乡有个下庄村?从某种意义上讲,知道竹贤乡,也是因为下庄村的缘故。
道理很直接,很简单:下庄村人不饿饭,更不逃荒要饭。
可到了今天,下庄村变得灰头土脸了,连说出来也是一种耻辱。
耻辱于自己作为下庄人的身份。
对普通百姓而言,出生地往往就代表了身份。
问题在于,毛相林又不是普通百姓。毛相林是下庄村的支书。七星村百姓的生活,仿佛着火的鞭子,抽打在他这个下庄村领头人的身上。他那句“这是我的耻辱”,更多的,或许不是指身份本身带给他的耻辱,而是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成了他的耻辱。
“冰箱、冰箱……”
他咀嚼着这两个字,向天感叹:“外面的发展好快啊!”
对外面的世界,包括外面的发展,毛相林其实不是现在才知道。十四岁那年,他跟大人出去背力,次走出天坑,花了近四天,走得脚上打泡,眼泪长流,终于走到了县城。他就是在县城次看到了汽车,并在县城吃了顿米饭。当年,汽车少,开馆子的也少,走了几条大街,才见到一家天津人开的小馆子。就在那家馆子里,他吃到了米饭。因为那顿米饭,他“深感荣幸”。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曾专访毛相林,谈到那次经历,他就用了“荣幸”这个词,但估计是听不懂他的川话,或者认为那个词不准确,字幕上打的是“稀奇”。事实上,只读过十个星期初中的毛相林,用本能说话,“荣幸”比“稀奇”要贴切和深刻得多。在他看来,米饭不仅是美味,还是“荣誉”。
毛相林生于1959年,十六岁担任生产队记分员和分配员,18岁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兼任生产队会计,十九岁任大队民兵连长,二十一岁任大队长,三十三岁任村委会主任。到他任村主任时,下庄村其实已经走样。
显著的变化,是山外的姑娘再不愿嫁进来,村里找不到老婆的男人,一个、两个、三个,晃眼间就多达几十个。护佑了他们几百年,也让他们骄傲了几百年的村庄,变得黯淡无光了,再不能给予他们荣耀了。
也就是说,并没等到1997年,这些问题就已经出现。
下庄人环顾山野,找不到出路,于是去外面找出路。
比毛相林年轻的,跟毛相林年龄相当的,还有比他年长多达十多二十岁的,都出门打工去了。村子被抽了筋骨,只剩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像毛相林这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走在村庄的田间地头、溪口崖畔,不仅心里荒凉,还觉得不好意思,像是被大时代抛弃了,也像是游手好闲胆小怕事的懒汉脓包。
几番挣扎,毛相林也走了。
他去的是湖北建始县。建始位于鄂西南山区,条件并不算好,但毛相林在两个月内,挣了三千多块,这是他在下庄村几年也挣不来的。
然而,两个月后,毛相林却回来了。
是乡上通知他回来的。
可能是他兼任着民兵连长的缘故,给他去信的是乡武装部长袁华武。接到信,毛相林犹豫了两天,但终还是卷了铺盖,踏上归途。袁部长只能通过他的家人,才能知道他的去处,而要找到他家人,就得有乡上职员下到那天坑里去。下庄村没有电话,村里人,包括村里的干部,没有非办不可的事,也不去乡上赶场。土生土长的下庄人进出天坑,也几乎是以命相搏,更别说乡里的干部。完全是出于对乡干部的怜惜,毛相林才离开湖北,回了家乡。
先得去乡上扯个回销。走进袁部长办公室,袁部长没有多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别的话毛相林都忘了,但有几句他至今记得:“普通百姓可以随便外出,但你是村主任,不能撂下担子就走人!”
他听从组织,心里却犯嘀咕。
他也需要挣钱,也要养家糊口,而下庄村已无法满足他这简单的愿望。再说,留在村里,能有什么更多的事情让他去做?又是替人处理纠纷、操办丧事?
带着这样的苦恼回到家里,他却又挨了母亲的批评。
毛相林的父亲毛永义,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兵,立过战功,得过勋章,退伍后做过骡坪区(以前竹贤乡属骡坪区管辖)供销社主任,后辞职回家,紧跟着身体不好,常卧病在床。母亲杨自芝是老党员(毛相林出生前一年母亲就入了党),先任村农协主任,后任妇女主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见到打工回来的儿子,母亲很是欣慰,但儿子明显带着情绪,母亲便对他说:“家里困难,这是实情,可是你起眼一观,这村里,谁个家里又不困难?别人家困难,可以出去想办法挣钱,你不行!”
这些话,毛相林决定出门时母亲就说过,他没听进去。此刻,他还是没听进去——同样的意思,袁部长已经表达过了。他想不通的是,别人是人,他也是人,别人行的,他为什么就不行?比较起来,他家里更困难,他父亲是老病汉,女儿是先天性白内障,妻子又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不需要钱?不该出去挣钱?
但母亲的话还没说完。
母亲接着说:“如果你不想当村主任,当初你就不该去参选,选上你的时候,你也不该答应。既然答应了,就要守承诺,就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
毛相林无言以对。
领导的话,母亲的话,都是对的,他心里清楚。
人无信不立,承诺重于泰山。作为干部,承诺更非戏言。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但一直在积极争取入党,村里的老支书曾经说,党员乃民之秀者,如果连基本的承诺也不能信守和践行,又秀在何处?党组织又凭什么接纳你?
承认是一种力量
十四岁去县城,后来外出打工,再加上1991年,毛相林曾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县城治过眼病,这三次经历,都让毛相林见识了外面的世界。
可当时,他并没十分往心里去,因为:那是“外面”,不是乡镇,更不是村寨,尤其不是原本比不上下庄村的七星村。
1997年9月的这天,从县党校回来,站在绝壁口,望着天坑下的村庄,毛相林说,他的心“被撞了一下”,撞得很痛。与此同时,那两个他知道但从没认真想过的成语——“井底之蛙”和“坐井观天”,突然跳出来,如两块峭拔的山岩。
原来,成语并不只是古人留下的话,也不只是写在书上的训诫,而是他和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社会的进步已如三春芳草,绿遍天涯,可他们心里的天,还只是井底之蛙的天;按巫山人的说法,是“簸箕恁大个天”。
毛相林学历不高,却喜欢读书,念过私塾的老支书也教了他很多。老支书说,跟井底之蛙,没必要谈论大海,因为它们不知道,也不相信。不可语于海,更不可以语于天。当鸟儿称自己飞行百余里,来到井口找水喝,在坐井观天的青蛙听来,那显然是吹牛。世界宽不盈尺,说什么“百余里”!
他早就知道这些典故,却为什么一直没往心里去?
可见知道并不等于懂得。
要有切身之感,切肤之痛,人才可能真正懂得。
去县城学习,又让他增长了见识,加深了理解。
仿佛是为了专门教育他,从七星村回到党校,晚饭后还有一堂课,是堂历史课,老师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二百年前的中国。
那时候,大清国土上来了一位英国使者,名叫马戛尔尼,他代表英国政府,率团访华。乾隆皇帝闻言,搬出《大清一统志》查看。这部书显示,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才是欧洲大国,英国非但不是大国,连名字也查不到。而事实上,马戛尔尼到来时,英国已爆发工业革命十余年,蒸汽机已投入生产,蒸汽机车已投入运营,多功能纺纱机已投入使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风靡一时……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弥漫着新时代的昂扬气息,迅速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乾隆帝和他的臣僚们,却对这些茫然无知。当英国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派遣使团,带着国书和六百多箱礼物来到中国,清廷只认为是来称臣纳贡。使团带来的各类前沿科技,包括全欧洲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英国战舰君主号模型,在乾隆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上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与此相应,因清政府给俄国赠送了原文《大藏经》,俄国回赠了八百多册现代科技图书,理藩院收到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
天国上朝,世界中心,这是清政府的自我认知,事实上却“目光如豆”(马戛尔尼日记),夜郎自大。因此迅速成为落伍者,由天国上朝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继之群狼环伺,危机四伏,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讲课的老师说,马克思对此早有预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被打垮。”
听这堂课的时候,毛相林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他的下庄村,也想到了他在七星村的所见所闻。把如此宏大的历史事件拿来跟自己一个小人物和小事情类比,他觉得可笑,可细思量,又不可笑。再大的事件,也是由小事情构成的,大事件和小事情里蕴含的道理,是相通的。
承认。首先要承认。
承认自己不如人,承认自己落后。
承认是觉醒,是勇气和担当,也是一种力量。
症结:路
张眼看世界,是承认的前提。
现在,毛相林把眼睛睁开了,也承认了,这才发现,以前认为正常的,正常到天经地义的,现在都变得不正常了。
不正常到扎心扎肺。
一年四季吃“三大坨”,就是好生活?那不叫生活,那只是活命。动物也在活命,如果只讲活命,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口钱货”当真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就受到鄙视?难道吃得可口些,喝得入味些,不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追求?上山砍个柴,甚至上个厕所,就摔伤、摔残、摔死,就是理所当然的?要花几天几夜才能把学生的新课本背回来,学生去乡中心校参加考试,要提前一天过去,有亲戚就住亲戚家,没有亲戚就没地方住,是下庄孩子必须经受的苦楚?村民去县城买尿素,去来得要三天,甚至四天,全靠肩挑背扛,是他们必须承受的苦力?蔬菜卖不出去,猪牛卖不出去,生了重病也去不了医院,绑了滑竿勉强往山上抬,有时抬到半路病人就咽了气,也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命运?
“那时候,我给自己打了几十个问号。”毛相林说。
又说:“那些问号一环扣一环,成了一条铁链子。”
他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个9月的一天,他站在天坑顶部,山风驱赶着乱云,暗红色的崖壁时隐时现,他火辣辣的眼睛,追随着云影,在崖壁上抠。
和他目光一起奔跑的,是七星村的盘山公路.
那水袖般的姿态,看上去,想起来,都养眼养心。
七星村和巫峡镇之间,隔着长江,以前没公路时,去镇上赶场,得步行下山,再渡船过江,回来过了江又上山,站在村里就能望见的镇子,去来一趟得花整天工夫,常常是打早出门,摸黑回家;现在修了公路,也架了桥梁,汽车来来去去,打个唿哨,就到了镇上,再打个唿哨,又回到了自家屋檐底下。
有了这种便利,他们才敢不种庄稼,只种李子、油桃等果木和经济作物,拿到市场上销售,换回需要的物品。
这明明白白就是一场革命:乡村革命,也是观念革命。
这场革命在别处早就发生了,而天坑里的下庄村,却还在自满于“不挨饿”。正如乾隆帝,把老百姓贫困线下的自给,当成了“物产丰盈”。
在下庄人的词汇里,没有“冰箱”两个字,也不会想到苞谷收获一个多月,还能吃到嫩苞米,更不会想到天寒地冻的春节期间,也能吃到嫩苞米(李大哥说过,他要把冻起来的嫩苞米留到过年的时候吃)。换个季节吃一样东西,就能吃出完全不同的滋味,如果换一种想法,换一种观念,该会带来怎样的格局?
步,是要有一条把血管打通的路。
下庄人缺少的,下庄村需要的,也是一条路。
毛相林的目光在崖壁上抠,抠的正是那条路。
他暗下决心:带领村民,用双手去抠出那条路!
对一条路的想象和观察
实话说,我对毛相林感兴趣,起初并不是因为他带领村民修出了一条“绝壁天路”,而是他和下庄百姓的生存处境。
重庆境内的著名天坑,奉节小寨我没去过,云阳龙缸是去过的。库区蓄水前,三峡奇观令世人惊叹,龙缸地处长江中游,三峡举目能见,可它引起的震撼,依然彻骨。其东西直径三百余米,南北直径近二百米,深五百余米,为何如此巨大,穷尽想象,也难以自圆其说。其实无须说明,它只是以缸的形态,千万年存在于那里。登上刀锋似的狭窄山脊,风碰撞着风,飕飕而鸣。阳光以它诞生时的面貌,干干净净地洒下来,把天坑注满,再从缸沿溢出,漫过游客的脚背,泻入万丈深谷。而位于巫山县竹贤乡的那个无名天坑,比龙缸深两倍有余,面积更是大得多,“井口”直径约九公里,“井底”直径一点三公里,形如漏斗,却在接近漏斗根部的位置,立着一带村庄,生活着数百民众。他们跟我平常所见的人有什么不同?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是怎样的?老人生病吗?孩子上学吗?……
我首先是对这些感兴趣。
当我揣度他们是否真如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还是也要与外界沟通,才想到了那条路,也才对那条路产生了好奇,并专程前往下庄采访。
同行者,刘华、罗一凡、赵嘉睿,后两位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在读研究生,因为疫情,推迟了上学,便想利用这机会,去近距离见识一下那个传说中的人物和村子,既做社会调查,也搜集剧本素材。几人从成都出发,先坐高铁去万州,再坐汽车去巫山。到巫山已是深夜,在县城住下,次日一早,县委宣传部派了车,送我们去下庄村。开车的小魏,是宣传部某科室负责人。社科联主席李能敦也将过去,帮助我们联系采访事宜。去下庄没有班车,找毛相林的人又很多,没有他们搭手,会非常麻烦,因此特别感谢他们的帮助。
车出酒店,路即刻上扬,以简捷到粗暴的方式提醒你:这是要去山里。
可事实上,车开了很长时间才出城。
巫山比重庆更是山城,眼见峭壁耸立,草木恣肆,野态横生,以为早入山区,转一个角,却又见了县医院和县中学——依然在城里。直待上到山顶,天低了,视野开阔了,小魏才说,这是真正出城了。
出城不久就扎进雾里。大雾蓬蓬勃勃,浪奔浪涌,把远近山体罩住,穿行在山体间的路,被干净利落地淹没,行车如同潜水,涣涣泱泱,东西莫辨。好在近几年来,小魏常往下庄村跑,熟悉路况,否则寸步难行。
行至中途,云开雾散,这才发现我们是奔跑在悬崖边。崖岸生着灌木,但根本无法予人安慰,眼睛稍一斜视,就能越过林梢,看见深切的河谷,深到目光之外。“如果摔下去……”这样的念头总是抑制不住。
但无论如何,这条路是向前延伸,虽起伏不定,大体还是平躺着的。
下庄村的路,却是向上或向下,是一条站着的路。
在中国西南山区,站着的人行路比比皆是,站着的公路会是什么样子?正自猜疑,听见小魏说:“这里就是下庄公路的起点。”
起点是平常的,无非是路变瘦了,要论险峻,还不及身后那条躺着的国道。青 树和核桃树,长在路外的林子里,旧叶早尽,新叶未出,望过去,是被枝柯分割的天空。枝柯在寒风里轻颤,使天空越发地成了虚空。车仿佛也浮荡在虚空里,左摇右摆,陷入挣扎,感觉不是向前开,而是朝深处犁。
很快,树没有了,草也没有了。
只有石头。
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灰白色的石头。
暗红色的石头。
深紫色的石头。
凝聚了万万年光阴的石头。
即是说,这里的路,每一尺,每一寸,都是在石山上开凿出来的。透过车窗,几乎看不见路——路只是短暂延伸,瞬息间就消逝在石山的肚腹之中。它们并非站着,而是枝枝杈杈,呈折叠状。或许有风,却看不见风的形态,也听不到风的声音,大山静穆着,静穆得空空阔阔,可我耳朵里却啪啪有声,那是路折叠时摔打出的响声,也是修路人强韧不屈的对终点的渴望。
到了一个名叫鸡冠梁的地方,小魏停下来,说这里相对宽些,有个观景台,名叫天路观景台,能望见下庄村。于是下车,探近崖口。其实并不是宽些,而是把观景台用玻璃悬空搭在了崖口之外,站上去,见脚底即是深谷,梦幻似的草梢和淡蓝色的空气,魅惑地招摇。外侧修了围栏,却还是步步小心。扶着栏杆,目光飞纵而下,房舍渺茫浮现,如同在城市的夜空里找星星。
望得眼睛酸了,便回转身来,这时才惊异地发现,车子停靠在一重褐色山岩底下,那样子,像塞进了山的牙缝,显得特别小,特别脆弱,山岩只要动一动嘴,就能把它吃进去。小魏说:“这一大片都是整块岩石,路是从岩石上抠出来的。”
我想起毛相林在电视上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下庄的路,不能修,只能抠。用手,用胆,用血,用肉,甚至用生命……”
我深感疑惑的是,毛相林在七星村受了刺激,感叹外面的发展,决心带领村民修路,而要修出这条路,需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下庄百姓凭什么要跟他走?即使毛相林有威信,在“从没饿过饭”并非活不下去的情况下,要人赌上身家性命行事,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下庄人不仅跟着毛相林走,还一条路走到底。
这是为什么?
“不能让学校比农房还差”
修路成为毛相林迫切的愿望,但他首先着手的,却不是修路。
而是修学校。
“不能让学校比农房还差!”他说。
而今的竹贤乡下庄村小学,就是在1997年建成的校舍基础上,经过改造后的面貌。学校位于村子半坡,三面是菜地,一面接马路,有校门,有操场,操场上有个乒乓球台,有个篮球架。操场边的挡墙刚刚粉刷过。墙上办了宣传栏,多为图片,展示当年修路的场景:陡坡,乱石,绝壁,在绝壁上挥舞大锤的身影。也有水粉画:盘曲的公路,葱茏的林子,飞翔的小鸟,辽远的天空……一行三色粉笔字格外醒目:“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
靠山的一面,矮梯之上,是间教室,摆放着十余套桌凳,安装了宽大的磁性黑板,后墙张贴了学生画作,基本主题和挡墙上的类似。教师一位,学生十名,其中幼儿班四名,三年级六名,是复式班。
教师名叫张泽燕,1979年从父亲手里接过教鞭,迄今已历四十余载,教了下庄村三辈人。当时配了三个教师,但其实没有学校,更没有教室,总共六十来个学生,挤在三个教师家里上课,桌凳学生自带。张老师教三个班,家里堂屋放两个班,阁楼上放一个班,他就楼上楼下跑。孩子小,免不了斗嘴打架,他刚上楼,楼下吵起来,又迅速下楼;才下楼来,楼上又打起来了。
毛相林当选村主任后,召开村民大会,决定把村保管室改作教室,村民按人头出木料,村集体出工钱,请人做桌椅。“做结实点。”毛相林叮嘱。但保管室和教师家一样,土坯房,条件十分简陋,风来了风吹,雨来了雨淋。
再简陋,也有了学校的样子。
“我们终于可以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了。”张老师说。
不久,另两位老师退了休,外面没老师愿意进来,就由张老师独自撑持。
说起这些旧事,张老师没有怨叹,而是充满深情。在他心目中,学校的成长也如孩子的成长,不管起点多低,只要在成长,就蕴含着全部意义。
他是我在下庄村采访的个人。
那天我们进村后,刚在农家乐旅社放好行李,便听到雨声。雨声很响,噼噼啪啪打在房顶和柑橘树上。下雨和旅途劳顿,都不意味着可以休息。时间很紧,想见的,想听的,却又是那样多。我们的住处离毛相林家不远,过个院坝,上一坡石梯就到,但毛相林正在老房子召开村委会,不便打搅,就先去学校。这正好。学校是个时间性的词语,是时间的接头,连接过去和未来,并雕刻着现在。
我曾怀疑下庄孩子是否上学。事实证明,他们不仅上学,还是在村庄好的地段上学。下庄村由若干台地构成,每块台地都窄小,很难同时立起来几幢房子,所以他们的邻居,要么在高处,要么在低处;而学校用地,显然为平整和宽敞,且在半坡,村庄一头一尾的孩子,上学路程相当。
李能敦也跟来了。他是自己开车来的,和小魏一样,往下庄村跑得多,熟门熟路。他领着我们,沿公路曲折下行,几分钟就到了校门口。
张老师正在上课。他讲课用的是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我们撑着雨伞,站在教室外等候。下课过后,李能敦进去交涉。张老师早就认识他。从县城里来的领导,包括李能敦和小魏,不少村民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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