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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2008年到2018年，是我国公益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这十年间，
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选择以公益为志业。那么，正如徐永光先生在
序言中提到的，“自2008年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元年至今，基金会
领域目前的状态究竟是由哪些人、哪些事、哪些机构一一促成的？
出现过哪些起伏跌宕的故事？有哪些智慧应对策略方法堪称经
典？如何处理好于公益伦理与商业伦理的关系？对中国慈善事业
未来的前景如何判断？公益文明，路在何方？”本书以十七家基金
会秘书长为访谈对象，“涉及的基金会有资助型基金会也有运作型
基金会，有公募基金会也有非公募基金会，各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又共同以服务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为使命，或重视赋能草根机构，
或重视运作公益项目。”
本书提到的十七位基金会秘书长，他们将深耕公益领域和在基金会
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通过系列专访形式分享给读者，有助于读
者了解中国优秀基金会的运营模式及经验，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
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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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本访谈录。从2008年到2018年，是我国慈善事业快
速发展的十年。这十年间，很多人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和
勇气投身公益，从无到有，砥砺而行，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贡献。
他们的选择和努力令人尊敬，他们的经历和思考也已成为中国
慈善史上的重要一页，值得被记录下来。为此，作者陆续采访了十
七位国内有影响力的基金会秘书长。他们对这十年有赞美，也有批
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对过往的深情回顾，也有对未来的美好
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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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广志，男，1974年出生，河北威县人，曾先后供职于《中
国改革报》《华夏时报》，任记者、编辑。现任善达网执行总编、
“慈典”公益项目查询平台创始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副秘书长。
已出版《青瓦台的悲剧》《荣智健谢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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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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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卢迈：50岁开始做秘书长???001
缪力：公益是一辈子的事业???016
秦国英：公益生态建设要突破『圈子』局限???030
王林：公益要避免『泛道德化主义』???047
丘仲辉：独行快，众行远???063
房涛：做社会治理创新的『柔性引擎』???079
胡广华：正视『管理费』背后的公益命题???097
赵本志：成功就是『永远在路上』???110
王平：『见物不见人』是公益领域的GDP主义???125
涂猛：我是一个『事本主义』者???146
彭艳妮：要重视行业基础设施建设???162
窦瑞刚：公益的社会价值是连接信任???177
刘洲鸿：整个社会的公益文化还远未形成???197
彭翔：基金会秘书长应该是个『杂家』???214
叶正猛：新湖公益的『左』与『右』???232
郭力：意识到自己有多渺小，才知道有多重要???243
陆波：从『一带一路』到乡村振兴???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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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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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需要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
欣闻广志采写而成的《初心永恒：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一书即将结集出版，甚为欣喜。因为这
些访谈文章在其所任职的《善达网》公众号上刊登后，颇受欢迎，已经在基金会秘书长中相互传递开来。
集结成册不仅满足了“批量”阅读的市场需求，也会为中国慈善留下一份时代印记。
1981年中国家基金会诞生，到2021年正好40个年头。这40年间，从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
出台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发，从2008年中国公益行业集体亮相故被称之为“公益行业发展元
年”到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中国的基金会从“官办”到民办，从少到多，发展迅速，数量已逼
近9000家。与世界各国慈善基金会的发展轨迹相仿，中国的基金会也是站在公益事业和社会创新的前沿，
无论在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方面，还是在推动公益生态的建设方面，都扮演着中国
慈善发展的历史叙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2008年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元年至今，中国基金会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许多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在此前后成立。此书的写作背景也着眼于此。在这十余年间，越来越多的社会
精英为什么选择以公益为志业？基金会领域目前的状态究竟是由哪些人、哪些事、哪些机构一一促成的？
出现过哪些起伏跌宕的故事？有哪些智慧应对策略方法堪称经典？如何处理好于公益伦理与商业伦理的
关系？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前景如何判断？公益文明，路在何方？
带着这些问题，不妨借采写人物之口述、广志之妙笔，来一一解扣。读此书，仿佛在读一部中国基金
会和公益慈善发展的缩微版“史记”，开卷有益，回味绵长。
访谈录以十七家基金会秘书长为访谈对象，围绕核心竞争力、品牌建设、舆情管理、公益与市场等多
个议题，呈现了中国一批优秀基金会的办会理念和使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访谈涉及的基金会有资助型基金会也有运作型基金会，有公募基金会也有非公募基金会，各有鲜明的
特色和优势，又共同以服务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为使命，或重视赋能草根机构，或重视运作公益项目。其
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在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领域卓越的代表；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支持民间
公益和公益生态建设上行业领先；友成基金会在倡导和引领社会创新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和行动；发起人
的宗教背景则赋予了爱德基金会在参与公益与社会工作时更多显著的资源和优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
“母亲水窖”公益项目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免费午餐”项目则是继“希望工程”之后价值的公
益品牌。十七位基金会秘书长深耕公益领域，对基金会的功能和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洞察，在基金会治理
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通过系列专访分享个人及其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优
秀基金会的运营模式及经验，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
这十七位受访者，都是基金会领域涌现出的优秀的、极富性格的秘书长，他们的故事与思考，值得被
反复追问。看得出，每采访一位秘书长，广志都是做了功课的。他的发问从受访者的履历谈起，逐渐深入
至其基金会，再到整个行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不温不火，但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和受访者平视、对等
的姿态，以及拿捏着的节奏。像是一位向导，带同读者一起，穿越时光隧道，走进每一位受访者的故事，
感悟基金会十余年来的发展历史。
本访谈录出版，正赶上党中央提出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作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说，基金会将成为第三次分配即民间公益捐赠的重要“枢纽”，中国慈善事
业的发展也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健康发展，对于基金会和所有社会组织来说，首先需要坚持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
守住一条底线，就是信任底线。当下中国，信任是为稀缺的社会资本；而对于公益部门来说，信任则是
“命根子”。市场有钱，政府有权，公益无钱无权，靠的是社会信任。人们甚至把公益看成社会信任的
后一块“绿洲”，有时甚至会苛求公益。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这些年来，公益公信力不是走高，而是
走低。公众宁可选择传统慈善的做法，通过水滴筹等把捐款直接送到有困难的个人手里；通过互联网的个
人求助捐款规模居然超出整个互联网公益募捐的五六倍。面对如此尴尬局面，基金会行业有没有一点反
思？
《慈善法》提出，慈善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自律的目标是追求卓越，
行业自律准则或公约要比法律规定还要严格。在这些方面，基金会行业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努力，从商玉生
老师主持的恩玖非营利组织信息中心，到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坚持和基金会中心网的建立，都是这些努力的
成果。在此基础上，依法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应该成为基金会行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起码，从现在开始，
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一条约定俗成的行规：任何一家基金会、社会组织，如果继续给本已低迷的公益行业
公信力再雪上加霜，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就应该被淘汰。
公益行业生态的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益行业的“公共品”投资，基金会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我一直说“基金会不是沙漠里的胡杨树”，自己长得粗壮，而底下是一片荒漠。应共同打造培育一个自然
平衡、多元、可持续的热带雨林式的公益生态。有了这样一个生态系统，面对倾盆大雨——发生重大灾害
时出现爆发式捐赠，可以涵养水分；面对干旱时可以释放资源和养分，这样的生态可以保持应对不同挑战
的弹性和张力。这就需要行业内有钱的、会募捐的、会做事的、会倡导的，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让各种
能力、资源、人才、信息能够产生有效链接，通过有效链接提升整个公益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要求处于
公益行业链上游的基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有耐心和公益伙伴共同成长，共同实现使命愿景。
近收到心和基金会发起人伍松的微信，他说：“目前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基金会当中的占比不到
1%（注：作为对照，美国这个比例是85％），这个结构需要突破，这样整个公益生态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大
的改变。2009年，我参加了永光老师担任团长的首期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赴美考察团，从那以后‘中国需要
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成为大家的热切共识，亦成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重要推动任务之一。然而
12年的时光流逝，却见证了我们在这点上的完败”。
他提出一个可行性方案：推动运作型基金会（包括民间的和中国特色半官方的）拿出一定比例的捐赠
资金（哪怕从百分之几开始），专门用来做资助，而不是建议他们转型为100%的资助型基金会，或许是第
二个12年的可为方向。我深表赞同。基金会定位资助型或运作型，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资助型
基金会稀缺反映的是整个公益行业发展不成熟。我刚刚在敦和基金会组织的浙江基金会与基层社会组织为
共同富裕协作行动的研讨会上，对着屏幕上孤立于荒漠上的胡杨林，问大家，每一家基金会是不是都要想
一想，自己能否为这片荒漠的治理改造做出哪怕一点点贡献？而不是无动于衷。
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人们被时代大潮裹挟着急于向前奔跑，没有时间审视来时的路。中国基金会领域
和民间公益在这个快时代中如何自主？很多机构陷入筹款主义的窠臼，为发展而发展，似乎已经忘记了公
益初心。这就需要一场对话，一个诚实的谈话者和一个耐心的提问者，来准确而深入地回望过去，厘清自
我，更好地前行。广志工作之余，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样一场对话。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十七位秘书长阶段性的自我总结，也是一次诚挚的邀请，它邀请每一位阅读者，加
入到这场跨越时空、仍在进行的对话，相信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会因这对话而令人充满期待。
是为序。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希望工程”创始人
写在前面的话
马广志
一
虽然作为公益领域的媒体人已近十年，但我似乎还没厌倦，还愿意做些观察和思考，所以才有了这本
书。
时间回到2017年。这一年，除了公司的业务发展，我开始思考如何让善达网发挥更大的行业媒体价
值，这价值不但能给慈善事业的现实发展以启迪和思索，从更长远来看，也能为公益史留下时代印记。
作为媒体人，我知道2018年的一个热点将是纪念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那一场让中华民族深刻铭记
的大灾难开启了中国慈善史上的“公益元年”，没有公益人能够忘记。这是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选题。但
我不想加入到沉痛的悼念和救灾抗险的感动中，而是想梳理一下中国慈善事业这十年的变化及存在的问
题。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担任或曾经担任过基金会的秘书长。虽然时光已逝，但这些经历过汶川抗
震救灾的公益人，仍奋战在一线。作为这十年慈善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经历和认识使我抱
有极大的兴趣：是什么促使他们投身公益？他们又从中收获了什么？他们眼中新时代下的公益未来又是怎
样？
与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公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慈善事业发展过程的各种问题也凸显出来，
公信力下降、行政化严重、人才匮乏、法规不完善等现象越来越刺眼地摆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不能不正视。
这些秘书长们是否也感到困惑，他们将如何评价这十年历程？他们的基金会能够为这些问题找到解决之道
吗？
终于，我决定去采访那些基金会的秘书长，想通过他们的描述感受中国公益这十年，并希望他们能够
帮我找到问题的答案。
采访随即在2018年元旦后开始了。发邀请、确定时间、采访、整理录音……幸好大部分采访对象都
在京城，免去了我的奔波之苦。不过也有几位秘书长是在外地，我就趁开会间隙顺便完成了采访，比如深
圳慈善会的房涛秘书长，杭州的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涂猛（现已任中国篮协秘书长），还有南京的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我都受到了热情接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些文章也以《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为题陆
续发表在善达网公众号和网站，在业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但我清楚，事情远未结束，因为还有更多优秀基金会秘书长的经历和思考值得被记录、被铭记。所以，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又陆续采访了几位基金会的秘书长。但没想到的是，2020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给经济社会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慈善事业也走进了后疫情时代。
二
现代慈善基金会成型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一批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首倡，
影响了全世界。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中国才终于诞生了家基金会，但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
例》的出台，基金会才呈现蓬勃之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更是进入井喷时代，尽管其业务大多还停留在扶
危济困的传统慈善阶段。
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很多人认为基金会只是从事慈善公益事
业的机制，不过是供企业或个人“献爱心”的工具。还有些人将其看作扶贫、教育、医疗事业等市场之外
的领域提供支持的途径。
是的！扶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必需。在这些领域，基金会不可或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基金会的巨大
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改善和提高赋予其生命的正在加强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
这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基金会能力独特，更加灵活、便利且具有针对性的优势显露无遗。因为，它们
从创设之初就尽可能自由和独立，其他各种机构都难以企及。
除了拥有自己的理事会和职员外，数量占比已超七成的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拥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大多
不必像草根机构那样殚精竭虑地筹款，也不用像商业公司那样费尽心机地从消费者手中赚钱，也无须像政
府那样循规蹈矩。它们有条件自由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为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更为长远的
解决方案，哪怕只是播下一粒种子。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它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体系创新者，为社会问题提
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不再满足于只是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或者只是向一些机构简单
地撒拨资金。而是需要能够突破社会的喧嚣，穿透现实，沉默、笃定地坚守着自身的价值和使命，从根本
上思考如何推动全球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而使社会更健康地运行。
直到现在，还少有人知道，闻名遐迩的北京协和医院是100多年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的，总
计投入超4800万美元。或许洛克菲勒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就此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个同
时打造了一个慈善王国的石油大王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的努力用之于人类
的福祉。”
延续了这种致力于“人类的福祉”使命的基金会，还有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过去17年来，
该基金会不断投资于健康、农业、教育和其他行业，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盖茨基金会传达着这样的
世界观：人类实际上要比以往做得更好。让我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为健康，生活更加充实。
这才是基金会应该承担的真正使命！站在增进“人类的福祉”角度进行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促进社
会进步、消除贫困、自由平等，它超越种族、文化和国家。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现代公益基金会制度无疑会与公司制度的创新导引工业革命、
实现全球财富增长一样，其创新也正在导引一场社会革命，让财富更加公平分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前，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面前，无论在中国还
是在全球，对于中国的几千家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而言，这将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机遇和空间。
三
本书共收录了十七位基金会秘书长的访谈。有对过往的回顾和追忆，有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观察和反思，
也有对未来事业发展的信心和希冀。访谈中，我不时会想起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首先要有善好的
观念，其次让受教者相信，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善好是可以实现的。
这些秘书长都是有着善好观念的公益奉道者，而且他们“叩之必鸣，如千石钟；来不失时，如沧海潮”。
我之所获，远大于一个采访者。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尤其要感谢浙江新湖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支持，没有
他们的资助和鼓励，我不可能将收集散落在公众号上这些文章编辑成册。
还要感谢善达网的创始人王安先生和总经理杜娟的支持。他们任由我的“折腾”，宽松、宽容的态度
和环境没有束缚，我可以放心而愉快地完成每一篇采访。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收录在这里的每一篇文章又
再一次征求了受访者的意见，经过他们的再次审订。
还要感谢徐永光老师，在我提出请其作序时，他欣然答应，没有丝毫迟疑，这令我备受鼓舞。永光老
师被尊为公益领袖，平日慎言笃行，但面对行业发展的种种痼疾，却“常作惊人之语”，一幅凛然不可犯
的风度。我想，昔庄周之辨，辨在孰优孰劣，而今永光之辨，辨在慈善事业啊！
我还要感谢爱人马莉，她教我瑜伽，让我在工作之余能享受瑜伽带来的宁静和放松；她还影响我成为
一名慈济志工，“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的理念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更加清楚一念心的意义和价值。儿
子马子博已从北京印刷学院毕业了，正在紧张的研究生备考中，希望他能实现他的梦想和追求。
感谢一切关心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2021年8月15日于慧忠北里
卢迈：50岁开始做秘书长
卢迈，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农研中心联络室副主
任，农研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等职，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2003年，任国际劳工局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成员。2017—2019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
采访时间：2018年4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皇城国际中心A座15层）
“从高校任教到师从杜润生”
马广志：看资料，您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
卢迈：对。我上大学时已经30岁了，1981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做到系副主任。
1968年响应号召去了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现实。“文革”10年，有6年在乡下，
4年在工厂，也等于是在学习，体验中国基层社会的情况，了解所面临的问题。
马广志：当时也没有抱怨时运不济。
卢迈：没有，我在北京四中受的教育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当时也没想，以
后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马广志：上大学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轨迹。
卢迈：是的。上大学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1982年，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一批青年教
师和研究生建立了流通与市场研究组。当时产品都不能自由流通，价格也都不是商家确定的。不像现在大
家去超市购物，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或高或低。
研究组成立后，得到了由杜润生主任领导的中央农研室的支持和资助。杜老当时交给我们任务、教给
我们方法，鼓励我们参加中央农研室组织的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调研和讨论，我也是次接触政策
的研究和制定，学习了解农村的改革和进展。
马广志：后来，你就调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卢迈：1986年调过去的，当时所长是同志。1987年我协助同志组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减”、承包关
系三十年不变、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讨论都很胶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但杜老
领导下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围，促成了很多政策从调查研究、试验评估到终成型。
马广志：这种经历对你现在从事基金会工作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卢迈：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国的改革决策采取了较富弹性的“政策”形式，
不同于法令，有相当大的可纠错性和含混性。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这在农村改革中极为突出。并且，改
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
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帮助政府形成政策，这个政策可以影
响到千万人。4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发展组的邓英淘同
志就说，当对未来的情况不是那么清楚时，要有一个方向，有个坐标，然后不断地探索试错，然后才能到
达彼岸。
马广志：历史证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俄国采取的“休克疗法”，我们是走对了路。
卢迈：“休克疗法”证明是错的。市场经济有多种形式，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
所以，中国用试错的办法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还有双轨制、有承包制，都是中国特色。既然有这样一个
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它对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需求就更强，各个地方都有试点，各地情况不一，
制定政策时，都需要了解。
每年1号文件发布后，杜老就会派大家去全国各地了解实施情况，研究下一步遇到的问题，为明年的
1号文件做准备。当时，我还陪同志去过温州调研。
马广志：您对同志印象是怎样的？
卢迈：他精力充沛，记忆力极好，理解能力极强，对杜老的一些观点，对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都能
迅速吸收，然后把它互相传递好。
马广志：当时您已经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
卢迈：是的。1986年到1989年四年间，我先后在发展农研中心研究所、联络室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
作。有个小插曲是，我调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时，北京经济学院不想放人，就提
了一个要求，说学校是市属单位，要走需要拿中组部的调令。我一个系副主任怎么能拿得到？后来是王岐
山同志拿到了调令给了市委组织部，我才抽身而出。
马广志：不久您又去了美国读书。
卢迈：是这样的。当时中央农研室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它们已经实现
现代化了。然后领导同意我去国外学习，王小强、周其仁、蔡昉、陈东琪等，都是前后去的，这个项目得
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我先是在美国学了一年的英语，然后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哈佛
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了两年。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我后来在基金会的工作非常有帮助。
马广志：到基金会工作，您是主动选择还是领导安排？
卢迈：我是1995年回国的。其实当时留在美国很容易，但做事只能是在国内。当时中心农村研究部
部长是陈锡文，他欢迎我们回来，让我先做研究员。
这期间呢，我就给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帮忙，同时帮章含之任会长的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
做点事。这样就对非营利组织大概有了个了解。后来中心主任王梦奎觉得我既然可以做那些事，那也可以
做基金会，我就到了基金会工作，当时我就50岁了。从副秘书长到秘书长，现在已经20年了。
马广志：成立之初的基金会是什么情况？
卢迈：基金会是1997年正式成立的，主要是李克穆同志（后来任中财办的副主任和保监会的副主席）
和谢伏瞻同志促成的。谢伏瞻时任中心办公厅主任，李克穆任秘书长。当时基金会连我在内一共只有三个
人，300万本金，在农研室里有两间办公室，条件也说不上艰苦。如果不想办事，维持（现状）是没问题
的。
既然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就开始围绕着基金会宗旨做事，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
中国发展。
“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马广志：刚开始，有没有想过到后半生可能就要一直在基金会工作了？
卢迈：到基金会时，我已经50岁了。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也没想自己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组织
上跟我谈话，也没有指标方面的要求。
马广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个品牌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当初是怎么起步的？
卢迈：这是中心领导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说中心要举办一个国际论坛，但这个论坛不能太官方，要
平等对话，像达沃斯那样。后来是深圳发展银行资助了我们100万元。当时的陈清泰主任和深发展的老总
一起吃饭，两人都觉得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对外沟通的平台，一拍即合。2000年成功举办了届，至今已
办了19届，越办越红火，搭建起了国内外企业界、学者和中国政府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自一开始，论坛确立了分管副总理出席讲话，总理会后接见主要外方代表的模式。届论坛，朱镕
基总理会见了外方代表，就确立了论坛的高规格和对话的高质量。后来这种需要越来越强烈。开始可能是
中方需要外方多一点，现在越来越变成是外方更希望了解中国。现在论坛请人不难，很多人愿意到中国来。
马广志：随着论坛的规模越来越大，经费来自哪里？
卢迈：都是捐款，这也很令我们自豪。中国有很多论坛，都要花国家的钱，我们只是财政部象征性地
给了50万元。从明年起，这个钱我们也不要了，国家财政还是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除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们从2002年起，还连续承办了十三期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
这个班是由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举办的。当时国家加入WTO
后，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外国，后来和国外的联络多了，学成归国的人也很多，项目就停了。
马广志：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也是基金会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项目，还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杰出政策分析与影响奖”。
卢迈：2005年，我们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项目。此前的《中国人类发展
报告》都是由UNDP专家团队执笔的，这次由基金会组织国内的学者开展研究。这个报告直接关注了
我国发展中极为迫切的不平等问题，后来在国际上被广为引用和讨论。2007年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杰
出政策分析和影响奖”。
这份报告的成功对基金会影响很大，我们决定撰写建立自己的独立研究品牌，即《中国发展报告》。
而且，研究的主题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绕了一圈，等于是我们又回到原来在农研室
探讨的那些问题。
早在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久，杜老就召集我们商量，说贫困问题怎么办？当时一些
老干部回到自己家乡很惊讶，都是革命根据地，过去穷，闹革命，现在解放了，改革开放了，还是很贫困。
老干部们睡不着觉，晚上就给杜老打电话，也不让他睡觉。
马广志：当时是杜老负责农业吗？
卢迈：1986年，国家就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但是深度贫困，
不光是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2007年我们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我们研究了各个
领域，包括教育、卫生、财产等，看看哪些措施是帮助贫困有效的。后我们决定从儿童做起，2007
年起，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马广志：为什么要定位在儿童营养上？
卢迈：当时由于城市化和计划生育，农村儿童数量减少，居住分散。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很多孩子一
天只吃两顿饭，上操都能晕倒。后来政府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又激化了这个矛盾。有学校能住宿，但没饭
吃，让孩子自己带馒头，很不像话。
我们用筛查量表做过测试，在可疑率和异常率上，有些贫困地区超过50%。而在上海，相应对照数据
不到10%。儿童处在这样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是大受影响的。如果不进行干预，他们长大后又会陷入贫困。
而儿童贫困将导致其未来人力资本巨大损失，形成贫困代际传递。而中国在儿童发展方面，从理念到实践，
都跟国外有很大差距。
而且，当时我也注意到国际上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比如，“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提出：从怀孕到
2岁期间的母婴营养，会影响人一生的健康。认识到这一时期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近期和远期危害，是
不可逆转和不可弥补的。我们就决定从此入手。
后来，基金会就在广西和河北选了两个县，借鉴国际的经验，进行建食堂提供热饭菜的试点，2000
个孩子参与了试验。两年的试验后，和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儿童的身高、体重、贫血率和学习成绩都发生
了显著的改进。报告上送到国务院后，总理非常重视，做了批示，当年国家就拨了60亿元，基金
会的供餐标准也被采纳。
“市场经济下的公益要过好多关”
马广志：这个校餐项目的“社会试验”成功后，基金会又将项目扩展到更多儿童发展的领域。
卢迈：是的。一个是与疾控中心合作的营养包项目，对贫困地区婴幼儿进行营养补充干预，现在也成
为国家政策，150多万人从中收益。“营养包”计划是当时中国疾控中心陈春明院长团队研究出来的。
基金会还在贫困农村开展了“山村幼儿园”项目，4岁到6岁的孩子，怎么能让他们去乡镇呢。我们
尽量遵循操作简便、成本合理、服务可及和质量保障这四个方面原则开展工作，效果显著。这个项目从青
海乐都起步，现在已经扩大到10个省，办了1000多所幼儿园，每年30000多名儿童从中收益。
后来，受相关部门委托，基金会对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与效果进行评估，我们发现其
中有问题，就开展了针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干预项目。
这些项目试点的开展，对我们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了实践基础，有了
支撑。我们向中央建议制定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习近平主席对报告做了长长的批示。刘延东副总理也
曾两次在我们的报告上做批示，指示基金会要继续做，要做得更好。
马广志：有了领导人的批示，项目的推进成果肯定比原来好得多。
卢迈：领导人的批示主要是给中央各部委，比如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终于在2014年正式出台，“阳
光校餐”项目成为全国性的项目，每个孩子每天3元钱也增加到了4元。
但有些（项目）也不尽如人意，比如我们推动“一村一园”学前教育入村的模式，现在全国有59万
个行政村，其中只有19万个有幼儿园，将近2/3的村子没有（幼儿园），一种是村子靠近城镇，不需要有，
但更多的是根本没有规划。这些村子的孩子数量都不多，而不超过100个孩子，民办没动力。
我不赞成现在很多地方只在城镇建中心幼儿园，然后通过校车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的做法。我们应该
把服务延伸到村里，把服务送到村里。我们的学前教育，不能让孩子来就着服务，而应该让服务来就着这
些3岁到5岁的孩子。送教入村是解决贫困儿童学前教育的有效办法。
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有数据了，领导人有批示了，问题就能解决，实际上很不容易。
马广志：我刚才看到，受益学校通过网络上报用餐照片等信息“晒”校餐，公众可随时在网上看到营
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感觉很直观也很震撼。但也没想到，还有25%以上的学校学生中午吃不上热饭。
卢迈：这些学校不做食堂供餐，一种情况因为食堂供餐运行成本高，学校只能买面包和牛奶给孩子吃。
至少孩子不挨饿了，还增加了钙的吸收。缺点是4元钱的补贴，有1元多被包装物占去了。而且，面包加
牛奶的热量是300大卡，而食堂饭菜能做到800多大卡。差别很大。
还有一些学校虽然有食堂，但是承包出去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下去调研，就发现有个别
县出现克扣现象，很不像话。
马广志：这部分资金是稳定的，多少都会有利润。
卢迈：是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很复杂，要想在市场经济下提倡公益，政策要让底层的民众受益，需
要过好多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政府官员要对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有起码的同情心。同时，还要
抵御一些商业企业或个人的觊觎。
马广志：但通过你们的努力，那些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生长迟缓的状况还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卢迈：是的。基金会通过对62个实施计划县的192万名学生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每
年7岁新入学学生的身高无明显差别，而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8—12岁学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长，其中
11岁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5.7厘米、5.6厘米。
如果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将来在西部地区不会再看到多少矮于1.60米的18岁的男生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指标。营养改善了，身体就更强壮了，在学习等各方面的能力都能有所增
强，劳动就会有更好的产出。这一点点的支出，经济和社会的回报是很大的。
“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基金会受到玷污”
马广志：从业20年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成就很大，您也获得了包括政府、公益界及社会的尊
崇。从个人角度来讲，您觉得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卢迈：没有想过成功不成功，就是做点事。很多基金会做得都挺好，比如青基会的“百年职校”项目，
扶贫基金会的几个项目，都挺让我佩服的。一些民间公益也做得很好，比如刘新宇的“上学路上”。都是
要把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出来。
马广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优势是什么？
卢迈：基金会的长项是做研究，优势是背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在与其他部委对接时，就有了一
个接口。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要同时接受民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管理和审计。
马广志：您对秘书长这个职位的感受是什么？
卢迈：我现在应该算是年长的基金会秘书长了。如果是在政府体系里，肯定早就退了，因为有年龄
限制。但是中心党组特别下文让我接着做，也是对我的信任。
做秘书长是很辛苦的事儿，因为要管很多具体的事，包括内部和外部的，都要统筹起来。一个合格的
基金会秘书长，要有热情，没有激情做不了公益。第二，要有创新意识，还要多学习。第三，就是要
有奉献精神。要带头把工作搞好，早来晚走，大家才会跟着你走。集体行动的前提就是有人愿意付出，组
织才有凝聚力。如果为了名利，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岗位是做不了的，也长久不了。
马广志：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秘书长岗位，作为基金会的老一代秘书长，如果给他们一些忠
告和建议的话，您想说的是什么？
卢迈：没有，没有忠告建议。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长处，我们这儿也有副秘书长，他们也有很多长处，
但是做秘书长都要有激情。
马广志：这个行业，情怀和奉献很重要，它不像在政府体系里有上升空间。
卢迈：是的。比如说在中心，目标可以是副主任，副部级，很多都是从研究员上去的，而且还不是天
花板。在基金会没什么级别，挣钱也不多。要没有一点基本的道德标准，想占便宜，做这事长不了。
马广志：人才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公益更好发展的瓶颈之一。基金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索？
卢迈：基金会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在反思，鼓励大家接受培训，工资待遇水平也尽量跟市场接轨。
比如，人员薪酬标准参考清华、北大他们公共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薪酬标准。
人员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但2005年麦肯锡公司给我们做过两次战略咨询，与商业公司比，我们的员
工流失率还是不高的。
马广志：与您这一代人相比，现在年轻人尤其是“90后”，从小生活优渥，在国家情怀和社会担当上
可能要差一些。
卢迈：但他们所受教育都很好，可能会更理性地看待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问题。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
处，我们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来学习和思考的，而他们从国外回来创办非营利组织来解决社会问题，在
学习和实践中找出自己的人生定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公益需要的是心地善良，愿意积极做事，这是绝大多数公益人的品性。跟他
们打交道，我们感觉很舒服。
马广志：这种舒服其实是感受到了这批人的“公信力”，一个机构也是如此。
卢迈：我们基金会很重视的一条就是名声，或者是品牌。基金会靠的就是良好的声誉，人家信任你，
才会给你捐款，这是根本的，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她受到玷污。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重创红会，它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来。当然，这也有历史的原因。公益组织如
果管理不当的话，在国内国外，都可能会出问题，美国红十字会也曾因工作成本太高而受质疑和批评。公
益组织是受公众委托从事慈善工作，应该接受监督，更应该自律，而不该让人们失望。
但也要看到，“郭美美事件”影响的顶多是受怀疑的公益组织接受捐赠减少，要他先自己把房子打扫
干净。中国公众关心公益、帮助弱者的意愿不是因个别组织才产生的，也不会被个别组织的不当行为所改
变。
马广志：当时，“郭美美事件”是否也给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敲响了警钟？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很谨慎的，没说在哪儿设分支机构，也从来不做这
种事。事件发生后，公众觉得公益组织靠不住，不能捐款。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2012年央视搞了个“春
暖2012”公益活动，主动邀请我们展示项目，筹了1.4亿元善款。
基金会成立时，理事长就跟我们讲，基金会要按社会组织那样去做，不脚踩两只船，凡脚踏两只船的，
早晚都会出事。一边要着事业单位的好处，一边又市场化筹资，是弄不好的。对于捐款方我们也比较警惕。
如果有特殊的附带要求，我们宁可不要。这样子拒绝的钱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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