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水照
李浩君在1999年秋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本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就是他两历寒暑、辛勤耕耘的成果。在进站以前，他已先后出版《唐诗的美学诠释》《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多部论著，在他自己的治学道路上留下坚实明晰而又逐层攀登的印迹，也为本书的撰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本书不是他前此成果，特别是《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的简单延伸，而是在理论观念、学术视野、文献占有与考辨、研究方法与手段诸方面的一个突进性的发展。从他个人治学历程而言，本书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所已达到的颇为成熟的学术境界；而对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我国古代文史之学来说，也提供了不少值得思索、参考的内容。
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多样化，对文学的本体特征及其边界的认识反而有些模糊起来，但这正酝酿着突破的契机。许多学者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乎为继，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以扩展学科发展的空间。近来我审读过的不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呈现出这种倾向。其中，从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上研究古代文学就是常取的视角，这对更具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学术格局的形成，是一种有力的促进，也是对传统“出文入史”、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的弘扬，我认为这应予肯定与提倡。
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研究，前辈学者均有涉及，提出过不少精辟的见解，陈寅恪先生尤为鲜明地标举“地域—家族”的研究观念，并用以具体考察唐代制度、政治与文学，成为他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且初具理论形态。近二十多年来，在英美汉学家中，对此似又聚集成一个学术兴趣点，也颇堪注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郝若贝教授（Robert M. Hartwell）曾有《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变》长文，在1980年秋的北京学术会议上宣读。此文考察了从中唐到明中期八百年间的人口、政治和社会面貌的“戏剧性改变”，详细研究了“区域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尤其着重于从“家族”角度来研究“政治精英的转变”。这一研究思路在其他英美学者的论著中继续得到发展，如李浩君在本书提到的伊佩霞、姜士彬、包弼德等学者的著作，他们阐述的有关历史地理学、地缘文化学、社会学史的一系列观念以及具体史实的考论，已逐渐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因此，李浩君的这部新著，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唐代士族的崛兴、分布、流动、衰落及相互间的冲突、交融、整合的历史过程，并进而概括其基本特征，探讨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正好“预流”于目前“地域—家族”研究的学术热潮。本书所表达的独特观察、思考和具体结论，当能深化和丰富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与国内外学者进行有益的学术对话。
原创性是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也是一切学术成果的生命。本书作者好学深思，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善于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拓思路，提出新见；同时重视学术史研究，在全面梳理本课题已有成果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研究的主旨和方向，使自己的研究汇入本课题的学术史序列之中，其创新点既来源有自，又坚确可信。如一般认为，隋唐时士族已趋衰微，坠没湮灭之势不可遏阻，本书作者从士族演进的客观进程着眼，结合文本分析与文献考证，提出并论证唐代“文学士族”新概念，以与东汉时的“经学世家”、两晋南北朝时的“门阀世族”等概念相对应，并认为“文学”之于六朝士族是一种修养，而于唐代士族则变成了一种工具。又如唐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地域上的四海混一，由此带来文学和文风上的南北交流与融合，这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定论，然而作者经过仔细考察，指出唐代在政治上、地域上的统一，既没有改变自然地理的风貌，也没有消除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而文学的地域差别依然存在，可谓大唐之音，和而不同。这些都是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也为全书立论找到理论支撑。还应指出，作者思致敏锐而又精细，能从无疑处质疑，廓清诸多积非成“是”的看法，如对陈寅恪先生士族理论的长期误读，对唐代“以诗取士”的某些曲解，也都能别白有据，剖析入理，对这些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解深入一步。
本书由上编、下编和附编三部分十六章构成，共二十多万字。上编共六章为总论，综述唐代地域文化与文学士族；下编共五章为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阐释；附编共五章为个案研究，主要对河东裴氏家族的迁徙、婚姻及佛教信仰等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章节设置，服从于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心得，不追求形式上的全面系统，有时甚至稍有突兀之感（如“寡母教孤”章），但仍存在内在学理上的统一性和逻辑性。至于行文流畅，不枝不蔓，每章开端提出问题，又以简短结论殿后，论旨显豁，读来纲目犁然，趣味盎然，表现出良好的学风和文字表达功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是身处长安的杜甫对漫游江南的李白所表达的怀念与期盼。我与李浩君如今也“渭北”“江东”，暌违东西，但也希望他能抓住年富力强、学术势头正旺的大好时机，努力不懈，再出新成果，等待“重与论文”的一天！
地域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单位，其所指实际上相当随意和模糊，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但是地域一般与特定的地貌及由此形成的自然地理分野有关，在自然分野基础上形成的地理区划，又强化和充实了地域的概念。本书是将关中、山东、江南作为三个基本地域单位，在同一概念层次上也可以称代北、岭南、巴蜀为地域；在低一层中，为了与习惯用法相衔接，有时也将关中圈中的河西、陇右称为地域，将山东圈中的河洛、齐鲁、燕赵称为地域。当然，为了区别，笔者尽量将地域中的亚层称为地区。
文化区是指文化特质综合体的空间单位。文化区的划定，通常采用文化要素叠置法，即先将文化系统中具有代表性及因果关系的重要文化特质选择出来，研究其区域分布状况，文化特质大致重合之处，可视为一个文化区域。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总是表现出共同的区域特征，形成文化的区域综合体——文化区域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486页。。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文化区域有三种不同性质：形式、功能、感觉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见《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本书采用历史地理学界的一般观点，将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视为三个基本文化区域，亦可称为三个基本文化圈，其他同一层次的地域，亦可称为基本文化区域。
文化核心区，又被称为文化发达区域，指某一区域内文化稳定发展、长时期繁荣兴盛的地区，它往往是本区域内文化的集中代表，能体现本区域的基本文化特点。核心区与边缘区、边陲相对。核心区并非固定不变，当文化繁荣时期，核心区就扩张，向外辐射，当文化衰微时期，核心区就向内收缩，呈内敛之态。
文化中心，经常又被称为文化重心、文化轴心或文化，这也是一个有诸多分歧和不同解释的概念。有时指某一文化为发达的区域，相当于核心区；有时又指某个文化教育或艺术活动的中心地点（如都市）。有人认为文化中心在某个时期只有一个，有人则认为文化发达区域不止一个，故文化轴心也可能不止一个。威斯勒（C.Wissler）从文化影响、文化发展的角度解释文化中心，强调文化中心动态地放射出去的文化力量，对周围地区有着强烈的影响C.Wissler：The American India，New York，1926；The Relation of Nature to Man in Aborginal America，New York，1926转引自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51页。。笔者以文化中心作为基本概念，有时也酌用文化重心或文化轴心作为替换术语，文化中心存在于文化特别发达区域，它与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活动的中心地点（即都市）密不可分，它可以促使该中心的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辐射，形成某种文化的流行，它也可以接收并改造由其他文化圈中输入的文化，转移风气，影响时尚。在某一历史时期，文化中心可能是一个，也可能并存多个。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经过南北朝的长期对峙与分裂，隋唐以统一帝国的面目继起，革故鼎新，盛况空前。统一的趋势无疑使地域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主流文化又使各个文化区域不断整合，但因山川形便而形成的地域、传承已久的地域文化，因其本身的自然风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及与帝国统治者的距离远近、感情亲疏等，人们对主流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是否一致？换言之，在被主流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各地域的独特性、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在多大程度上被保存下来？三大地域在交流过程中，又是如何使三大文化中心相继出现、前后转移？
笔者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唐代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但出发点则确定在文化区域上，试图从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切入，上下求索，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史实的还原，为唐代文化及文学进行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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