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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代文化名人自述曲折而传奇的人生
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反思
新增夏衍长文《我的家史》及部分创作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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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四条汉子”事件还是对后来的历次运动，作者在交代事件缘由的同时，也对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作了反思，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的反思，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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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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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具有极大史料价值的自传。传主是“世纪同龄人”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家，在上海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隐蔽战线的工作。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人，作者在84岁高龄开始撰写这部自传体回忆录，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世人揭示了近半个世纪间许多重要的历史侧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瞻的史料。书中有着深刻的反思，很多见解至今看来依然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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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夏衍 （1900－1995）
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与世纪同龄。其生命档案里，装着中国的半部现代史、半部当代史。为新电影劈山开路，为新戏剧鸣锣击鼓，为新兴文学披荆斩棘，更为报界别辟蹊径。早年参与领导左联工作，主编过《救亡日报》；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话剧创作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等；电影剧本有《祝福》《林家铺子》等；报告文学有《包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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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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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 自序
009 / 日译本序（两篇）
001 / 家世·童年
011 / 从“辛亥”到“五四”
043 / 心随东棹忆华年
077 / 左翼十年（上）
077 / 1.“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088 / 2.革命文学论战
096 / 3.筹备组织“左联”
103 / 4.“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116 / 5.五烈士事件
128 / 6.《文艺新闻》及其他
138 / 7.歌特的文章
143 / 左翼十年（下）
143 / 1.“一·二八”之后
147 / 2.进入电影界
156 / 3.阵线的扩大
160 / 4.“左联”的后期
173 / 5.三次大破坏
182 / 6.“怪西人”事件
188 / 7.重建“文委”
194 / 8.萧三的来信
203 / 9.两个口号的论争
220 / 10.在大的悲哀里
223 / 11.西安事变
237 / 12.从“七七”到“八一三”
244 / 13.郭沫若回国
259 / 记者生涯
259 / 1.上海《救亡日报》
267 / 2.广州十月
271 / 附 广州最后之日
276 / 3.从广州到桂林
296 / 附 别桂林
300 / 4.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308 / 附 走险记
318 / 5.《新华日报》及其他
367 / 6.《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384 / 7.香港《华商报》《群众》
391 / 从香港回到上海
391 / 1.离港赴京接受任务
399 / 2.从北京到上海
423 / 3.迎接新中国诞生
附录
433 / 我的家史
451 /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469 / 新的跋涉
479 / 《武训传》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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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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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地清晰，那样地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
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七六年一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五七、五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一九七七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邨、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一九八○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一九○○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弢、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三六年九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我非常欢喜，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夏衍
一九八四年冬
年
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衖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衖，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〇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我记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过安徽的学台，有一点政声。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还有来往，后来章太炎参加革命，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结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发请帖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亲，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可是在严家衖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因为那座老房子被风火墙围着，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每逢过年过节，樊、李两家会送给我们一些节礼，如糖果、日用杂品和鸡鱼之类，母亲总要省出一点来分送给邻里中比我家更穷困的人。我还记得她经常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我们后园陈家荡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总和我母亲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完，而讲的又是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老话，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听烦了，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烦烦老太太”，而母亲却特别耐性地听她讲过十遍八遍的老话，也特别关心她，不单在年节，连我家自己种的蚕豆、毛豆收下来的时候，也总要叫我们送一点给她，还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别嫌她“烦”，她孤身一个，谁也不理睬她，有话无处讲，让她讲讲，心里也舒坦一点。还有一个是住在我家沿街平房东侧的一个叫“杨裁缝”的妻子兰生娘娘。因为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吃过她的奶，所以别人叫她“兰生娘娘”，而我，母亲一定要我叫她“娘娘”。她的儿子阿四和我同年，到我进城上“学堂”，他一直是我的赤脚朋友。
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是本世纪①的初期，一般妇女都很迷信，特别是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不论贫富，都把烧香念佛当作生活中的常事，而我母亲却既不念佛更不烧香。有位远房亲戚送给她一串念佛珠，她丢在抽屉里从来没有用过，我有时拿来作玩具，她也不反对。离我家向东，在严家衖和新塘上之间，有个不大的寺庙叫月塘寺，相传是我家祖上兴建的，所以这个庙的一位老和尚，有时还到我家来，说些客气话，意思是希望我母亲去烧香；可是当她恭恭敬敬地送走了老和尚之后，往往笑着对我们说：“我一辈子不曾跨过寺庙的门槛。”说她完全不迷信嘛，那也不是。其一是她一直“吃辛素”，就是每月逢辛的那一天不吃荤；其二是过年要杀鸡鸭的时候，她一定要念“往生咒”。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我母亲的为人，有一件事我是永远不忘的。我的两位姑母都说，她对我的祖母，是非常孝顺的，但是她对祖母的殴打和虐待婢女，却有强烈的反感，所以当我的几个姊姊出嫁的时候，她总要一再叮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买丫头。她说，这是我们的“家规”。我的四个姊姊出嫁后，都一直谨守不渝。
母亲欢喜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四姐和我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她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可是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我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等等。有一次看了一出叫作“长毛戏”的《铁公鸡》，回家后她就和我们讲了许多“长毛”（太平军）故事，如“四眼狗”（英王陈玉成）大破江南大营；特别是陈玉成如何信任我的祖父，以及在寿州战败后，给了我祖父一锭银子，遣送他回乡的故事。她非常熟悉《玉钏缘》《天雨花》这一类故事，这大概是我父亲生前念给她听的吧。
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在我八岁进城上小学之前，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纸，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我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整套旧式养蚕工序，我都会做。因此，后来我改编茅盾的《春蚕》时，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我是唯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此我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我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我的被窝里。为了喂猫，我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岁那一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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