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年生，现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创立并主持耶鲁农政研究中心。斯科特于1992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7年至1998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荣誉“阿尔伯特·赫希曼奖”授予斯科特，以表彰他“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其主要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支配与抵抗艺术》《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均有中译本，读者众多。
前 言
诸位在此将要读到的，是一份越界者的“勘探报告”。首先容我解释此中缘由。2011年，我接到邀请，要在哈佛大学举办两场塔纳系列讲座。收到邀请令我倍感荣幸，不过当时我刚刚完成一部耗费心力的书，正处在学术的休整期——“自由阅读”，眼前并无具体目标可言。四个月的时间，我究竟能做出什么有趣的东西呢？先要找到一个可以处理的主题，开动脑筋，我想到过去二十年来，在一门讨论农业社会的研究生课程中，我习惯用两讲作为课程的开场白。这两次课，内容涵盖了人类驯化动植物的历史以及初民国家的农业结构。虽然这两讲也曾不断更新调整，但我知道，其中内容可能早已过时。于是我想到，不妨让自己浸淫在讨论驯化问题以及初民国家的近期著述中，至少写出两篇讲稿，一方面跟进学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应对我课上那些目光如炬的学生。
接下来的经历，可说是一路惊奇！讲座的准备过程，颠覆了许多此前我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让我接触到一系列新的学术辩论和发现，由此我意识到，要适当地处理这个题目，我务必尽可能充实自己。故而，终完成的塔纳两讲，充其量不过是表达出我自己的震惊——原来，需要彻底重审的老生常谈是如此之多，而距离真正开启重新检讨，尚有一段距离。讲座的主持人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他为我精心挑选了三位敏锐的评议人——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和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在紧随讲座的研讨会上，他们让我心悦诚服：我的论证远远未到公开发表的程度。等到五年过后，我才拿出了一部书稿，自认为有理有据，且能激起学界的兴致。
因此，这本书反映了我尝试再挖深一些的努力。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仍是一位“外行”的作品。虽然我的名片上印着政治学家的头衔，且承蒙学界好意，也有人类学家和环境问题专家的名头，但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在史前史、考古学、古代史和人类学的交合处进行钻研。在上述这些领域内，我压根没有任何个人的专业知识，有鉴于此，我若被指责为狂妄自大，其实也并不为过。对于这次越界行径，我的辩护（可能谈不上正当理据）包括如下三重：，天真者亦有天真者的优势！不同于沉浸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们，喋喋不休于针锋相对的论争，我的论述起始于大多数未经检视的理论预设——关于动植物的驯化，关于从迁徙到定居，关于早期人口中心，关于初民国家——若是未能跟踪过去二十年间的新知，这些预设就很容易被不假思索地奉为真理。就此而言，我的无知，以及在认清自己此前无知后的“大跌眼镜”，反而构成了某种优势，毕竟本书所预设的读者群想来可能也持有相同的误解。第二，作为一名“消费者”，我兢兢业业，凡同本书议题有涉，无论是生物学、流行病学、考古学、古代历史、人口学，以及环境史，我都设法去跟踪其中的学识和争论。第三，就我的学术背景而言，过去二十年来，我都致力于去理解现代国家权力的逻辑［参见《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以及非国家族群的诸多惯习，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那里的“化外民众”直至近期还在逃避国家的吸纳［参见《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所以说，本书是一个自觉的衍生项目。它并未开创出任何属于自己的新知，但仍怀有自身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将现存的知识“整合出新的图景”，以期带来或明或暗的启示。过去数十年间，我们的理解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从根本上修正甚或完全颠覆了我们此前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以及别处初民“文明”的认知。我们认为（至少大多数学者如此），动植物的驯化直接导向了初民的定居生活和定点农业。然而事实却证明，定居现象之存在，远远早于现已发现的动植物驯化之证据，而且要等到定居以及驯养动植物存在至少四千年后，才有了某种农业村落的出现。通说认为，从迁徙转向定居以及市镇的首次出现，乃是由于灌溉农事以及国家的作用。但事实却证明，两者通常都起因于湿地的丰富物产。我们曾经认为，定居以及作物栽培直接导向了国家的形成，然而事实却是，要等到定点农业出现许久过后，国家才突然间冒出头来。各种学说也通常设定，走向农业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伟大一步，无论福祉、营养，还是生活之闲适，都随之进步。但初的历史情况却恰恰相反。国家以及早期文明经常被视为吸引力极强的中心，凭借其奢华、文化和种种机会，吸引人口归附。但事实上，早期国家却不得不动用奴役的手段，捕获人口并且控制其中的大部分，更何况，因居住拥挤，先民们还要承受流行病的肆虐。早期国家是脆弱的，且易于崩溃，但继之而起的“黑暗时代”却常常标志着人类福祉真切的改善。终，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史实要予以正视，自外于国家的生活——也即“蛮族”的生活——就物质层面而言，常常过得更轻松，更自由，也更健康，至少相较于文明社会内的劳苦大众是如此。
当然，我很清醒，关于动植物驯化，关于早期国家形成，或者关于早期国家与其腹地人口之间的关系，我在本书里所写的根本谈不上盖棺论定的学说。我的目标是两重的：个目标，是要凝聚起我们对这些问题已有的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就以下论题进行推演——关于国家形成，关于国家出现对人类和生态所造成的后果。这本身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设法仿效先贤，如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和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他们的《1491》和《第六次大灭绝》（The Sixth Extinction）树立了这类文体的标杆。我的第二个目标，是要提出更宏观，也更有论断性的命题，在我想来，它们或能“激发起后继的思考”——就此目标而言，无论我的推断对或错，我在各个领域内的“文献引路人”都没有责任可言。故而，我建议应对“驯化即对再生产之掌控”（domestication as control over reproduction）这一命题进行尽可能广义的理解，其所适用的，不仅包括火、植物和动物，甚至可以把“驯化”的对象扩展至奴隶、国家属民，以及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我在书中还提出，谷类作物有其独具的特征，也因而使得它们成为几乎世界各处的主要课税物品，这对于早期的国家建构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认为，早期国家之所以在人口结构上非常脆弱，常常要归因于聚居生活所引发的（传染）疾病，对此，我们此前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不同于许多历史学家，我总在想象，早期国家中心频繁遭到废弃，对其人口的健康和安全而言，很可能时常构成一种福祉，而非那种标志着文明崩溃的“黑暗时代”。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在初的国家成立之后，仍有无数人口选择自外于国家中心，时间长达千年计，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待在国境之内（或者逃逸出国家的范围），是否是因为他们也在追求宜居的生境呢？所有这些推论，都是基于我对现存证据的解读，它们意在激发争论。我希望它们可以促成进一步的反思和研究。凡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我在行文中会如实交代。而凡是证据薄弱，我进入脑补模式的地方，我也同样据实以告。
在此还要说明一下本书的地理背景和历史分期。我的关注几乎完全落在了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在当今巴士拉以南的“南部冲积平原”。之所以聚焦于此，原因在于，这一区域处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苏美尔文明），是世界上初“原始”国家的中心地带——尽管这里并不是人类早定居、有证据早栽培农作物、早的原始市镇的发端地。至于我所探讨的历史时期（若不包括“驯化”的远古史），则起始于欧贝德时期（Ubaid Period），早可追溯至约公元前6500年，一直到古巴比伦时期（Old Babylonian Period），终结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通常而言，更细的历史分期如下（某些较早期的年代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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